笔者有圈子里的熟人，一说这事儿，嗨，其实大家脚趾头也能想到，还有谁能这么“恶俗”呢？运作脑白金的公司，是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有一位决策顾问，正是史玉柱。
巨人和史玉柱在几年前兵败广东之后，没人看好他能东山再起，起码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卷土重来。
然而，史玉柱重来的时间却让人猝不及防。关于他的成功，大概和他的失败是同样的道理，人们一般都不知道，一个人巨大成功换来的美名、权力、金钱，一方面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另一方面因为他确实不同常人。
有人说了，史玉柱这种人，如果在战时，那就是开国者那般大气的领袖，在相对自由的社会中他可能是长袖善舞的竞选者，甚至是一个拥有众多信徒的培训导师，而在一个金钱与商业当道的年代，他永远是一个会赚钱的商人。
2001年结束的时候，史玉柱开始在媒体上露面——他轻言，巨人欠下的巨额债务全部还清了。迎来送往的时候，他递上新名片：巨人投资董事长，这个巨人投资，正是上海健特大股东。
两年后，媒体热烈讨论“保健品市场”之际，史玉柱不再沉迷一处，他成为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大股东，手握价值数十亿股票。这一年，段永基的四通电子，以现金加可转股债券共计十一亿元，买下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大部分股份。
2004年，史玉柱回归自己的本行，开发网络游戏。三年后，以网络游戏公司的实体，巨人网络集团公司赴美上市，投行对其进行估值高达40亿美金，史玉柱的个人身家达到了500亿元人民币。
点儿背，只能怨社会
史玉柱是幸运的，因为他只是犯了商业错误，但是，如果有人犯了一个不那么单纯的错误，那就不止是销声匿迹一阵子那么简单了。
谁都知道红塔集团的辉煌，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最辉煌的业绩缔造者，名叫褚时健。这是个陌生的名字，尽管在1999年之前，他曾经是神一样的传说。
《人民日报》在1999年1月10日刊发了关于褚时健的报道，关于这个案子给出了官方的认定。
在报道中，褚时健的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已经查清，褚时健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二十万元人民币。
这二十万元，即便放在当时，也绝对算不得巨额，还有其他细节更让人欷歔。褚时健与其他两位企业负责人，从1995年开始，私分公款三百多万美金，褚时健被捕时的个人财产超过四百万元，并且明显超出了其合法收入水平。
可是，在他收入微薄的背后，是红塔集团成为全球产值令人艳羡的事实，这个事实属于褚时健一手缔造。他的收入是合理的，但是不合法。
可怜一代烟王，辛苦拉扯的企业光环依旧，自己却锒铛入狱，他的身份是国企领导，他的事业却是改革时代中的商业安排，过时的制度与迅速发展的商业形成摩擦，优秀的商业人物成为时代的祭旗者。
归去来兮
在监狱里待了三年，他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74岁的褚时健回到玉溪，家里只有年迈的老伴。随后他来到云南一处名为哀牢山的地方，承包了占地两千亩的果园。由于悉心培育，他的橙子在当地一售而空，又几年后，通过网络渠道，打开了北方市场。
事实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人家好歹曾经是一代烟王哦。当时玉溪卷烟厂普普通通一个车间工人一个月都是五六千的高薪，全国各地烟草局领导羡慕红塔集团，可是要通过关系批到红塔山却很难。
当地还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政府专门为褚时健设立银行账户，给他存了点钱作为治病专用，很快这个账户里就有了几百万元，也不知道是谁给存进去的，看来，传奇商业人物还是有自己的追随者。
2003年，王石到云南看望褚时健。这位在不健全的市场上努力追求企业的现代化管理的新一代企业家认为，褚时健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褚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世易时移，今天我们回头来看烟草大王的故事，会觉得历史真是个无情的家伙。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年收入近900万美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按照这个比例，红塔集团销售额在当时就应该进入世界五百强，而红塔集团的一把手年收入自然应该高达近千万美金，法院宣判的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数百万人民币真是有点太不合理了。然而，更让人咋舌的是，老爷子十八年来在红塔的收入加起来也不过八十万元。换句话讲，烟王每为国家创造17万的销售额，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生不逢时，就是这么悲剧。
一群失败的男人
有爬起来的，就有爬不起来的；他们落马，除了各有各的因由，还有个重要原因：Badluck。这个理由有些无厘头，事实上，和他们当初的成功有异曲同工之妙，成功的时候，也有个重要原因：Goodluck。
只不过，他们貌似用完了所有的好运气，摔下来之后一败涂地，再无爬起来的可能。
你说这些人可恨吗？可恨。恨他们不懂得见好就收，恨他们怎么那么不小心；你说他们可怜吗？可怜，可怜他们曾经拥有一切，瞬间一无所有；你说他们可敬吗？可敬，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商业复兴贡献出了自己的成功，还有失败，更满足了无数看官永无止境的YY和谈论。
这就是他们，一群失败的男人……
找茬的那么多，你算老几
大多数爱吵架，并且总能吵赢的人，并不单纯因为他们嘴皮子利索，而是因为他们站在“更合乎逻辑”的一边。他们总是对自己的专业范围更熟悉，所以在这个框框里，更是所向披靡，以至于产生了“天下无敌”的幻觉。
顾雏军的悲剧，正诞生于此。这位富豪，也许是当代中国诸多富豪中脾气最坏的一位，这种自信来源于他从未失败的经历。直到那一天，他和一位教授邂逅……
2001年，一个阳光普照的秋日，圈子里忽然传出一则消息：有一家名叫格林柯尔的公司把科龙收购了。当时，格林柯尔虽已在香港上市，但谁也没听说过，更没听说过老板顾雏军。但他收购的对象科龙，那可是冰箱、冰柜等制冷产品的大佬级企业。这则消息的震撼力犹如突然冒出来一家叫“蒙人”的企业把“蒙牛”给收了……
顾雏军的成功素来是以小博大，而且背后的秘密无人可知。但是收购科龙，显然还是让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笔者听圈子里的人说过，顾雏军在科龙内部，如同暴君，以前的手下回忆起来，似乎没有一点温情的细节。这正是顾雏军的命门，这个偏执于技术的自负者，不懂得与人为善的交际之道。在推广格林柯尔制冷剂的时候，科龙下属的某个冰箱厂老总对一次性完全采用制冷剂心存怀疑，顾雏军当下就拍桌子骂人。
他的骄傲，让人不寒而栗。但是，他忘了一个时代背景，当时，顾雏军趁着收购科龙的气势，再度大张旗鼓地扩张，此时的国内股市，监管制度正在大刀阔斧地改革，银广夏、中科创业、“德隆系”这些系列大案屡屡爆发，已经说明监管执法体系正在逐步完善。
骄狂的顾雏军甚至对政府人员也不留情面，当证监会的调查人员找顾雏军谈话，顾很不客气地说，“你找我律师去谈。”
了解了这些细节，就不难理解面对郎咸平的质疑时，顾雏军拍案而起的缘由了。在受到郎咸平发文质疑其收购存在猫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之后，和其他同样受到质疑但低调处理的企业家们不同，顾雏军大骂郎咸平“狗屁不懂”，并到香港法院起诉郎咸平。
结果，他就中招了……
悄悄地赚钱，打枪地不要
顾雏军的财富路，如果说刚开始还是正道，凭借自己对制冷剂的专利赚钱，那么到了收购科龙及至后来的诸多资本运作，就是典型的时势造英雄了。可惜，时势不再，枭雄依旧，鲁莽失灵，自毁一旦。
因为与郎咸平的争论太热闹，“郎顾之争”成为当年圈子里最热闹的事件。司法机关终于介入，调查的结果是，顾雏军涉嫌注册资本虚报、违规披露公司信息、非法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680万元。
在厚厚的刑事判决书中，顾雏军那些不为人知的资本运作手段首次公开，展示了在市场规则不尽完善的情况下，狂放无羁的资本如何一步步与各种“潜规则”发生捆绑。
而身处看守所的顾雏军对于每条罪状都拒不承认，只是声称自己被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所迫害。有人说，他“沉湎于迫害狂想”，也许有些道理。可悲的是，他并不自知。
收购了科龙，顾雏军的自信心达到了人生顶峰，他显然觉得自己能够将政府的心理牢牢控制在自己这一边，这将让他在商业上达到不可击败的地步，某圈内人士曾表示，“在格林柯尔系的很多收购活动中，往往是对手拿出详尽完整的收购方案，而格林柯尔只需薄薄几页提纲，就能拔得头筹。”顾雏军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政府想要什么。但这种聪明，成了他最终落难的导火索。
在国资委成立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像顾雏军这样的擅长化公为私的资本玩家在国内资本市场中大有人在。在他们眼里，国有资产和产权分散的上市公司都属于无主之地，只需稍微进行一些运作，就能在漏洞百出的监管罅隙间拿到这些资产。
他当然知道自己参与的这个游戏是危险的，但他低估了不断变迁的商业环境。
监管机构的专项调查让那个自认为万无一失的体系瞬间崩塌。只是，觉得自己和政府是利益共同体的顾雏军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无论如何，结局已定，他的失败又给富豪落马的档案中写下了“不小心”的一页。
躺着也中枪
如果顾雏军是因为对自己与政府的关系太自信，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则是因为主角对政府太不当回事。我们知道，做企业，不得不关心政治，戴国芳却是绝对的政治冷漠者。事实上，即便关心政治，要做到分寸拿捏准确、进退从容有序，也非易事。
戴国芳是江苏民营钢铁企业“铁本”的老板，这个苦出身的企业家恪守着“清教徒”一般的个人品行，当然，在赚钱的道路上，他截然相反，敢打敢冲。
就在戴国芳勇猛前冲的时候，国内正在火爆进行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焦点是中国民营企业能否大规模进入诸如钢铁的重工业领域？
在席卷其中的民营企业家这一群体中，戴国芳大概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当他在长江边做钢铁大梦的时候，上海复星的郭广昌、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分别在在浙江宁波和内蒙古筹建规模相当的钢厂、电解铝厂，而与戴国芳不同的是，后两者无一不冠有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
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们纷纷站出来就这一趋势展开争论，这些争论，戴国芳曾经有机会读到，但他执着于钢铁梦想，丝毫不在意那些浪费口舌的观点纷争，提醒他的人只好说：“如果你的项目做成，你肯定是中国首富了。”戴国芳听了这话，并没多少激动，这种论调已经有无数人告诉过他，然而这次，他忽略了那两个意味深长的字——如果。
戴国芳的情绪是有迹可循的。当时的钢铁行业，实在太过狂热，就像今天狂飙突进的房地产，有几个人会相信居高不下的房价将在一夜之间掉到冰点？
2002年前后，全国的炼钢企业从1980年代的114家翻了一倍多，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增至700亿元。2003年，这个数字更是高达1300亿元，投资同比增长了近一倍。
投资过热，引起了决策层的注意，任何过热的东西都需要“管一管”。
2003年底，宏观调控拉开大幕。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措辞严厉，要各地政府多种手段并用，竭力遏制大规模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大型工程。2004年2月，国务院特别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对部分行业过度投资进行严厉控制，并进一步明确了钢铁、电解铝、水泥这几大行业要实施系统清理。重点则是进入这些行业的民营企业。
就这样，戴国芳和他的铁本，真是悄悄赚钱也不行，躺着也中枪啊。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
春天，铁本案正式开庭。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都派人旁听，铁本方面也有律师团参与，案卷近300本。据说戴国芳被拘后，家乡小镇及周边有两万多人联名上书，为他求情。
可是，当所有人都将发力点对准了违规建设这一条核心罪状时，常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却指出，戴国芳被控罪名是“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
法庭上控辩双方唇枪舌战之际，同期建设其后投产的刘永行与郭广昌的铝厂与钢厂生产经营却如火如荼。与此同时，国有钢铁企业上项目的节奏并未放缓，即使同样的生产能力，他们的投入成本是铁本数倍。
事实上，铁本被起诉的理由，虚开发票，这基本上是钢铁行业内所有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守的潜规则——虚假开出废钢发票以获得免税。就像长途运输客车，如果不超载，那么利润根本抵不上一路上的费用，如果铁本如实开具发票，那么后果就是赔本。虽说大家都知道这个规则，而且法不责众，但中国的情况往往是，谁点儿背，就弄谁。
铁本必然不是这个潜规则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但却成了潜规则的祭旗者。毫无疑问，它是有罪的，同时，也是最倒霉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后
笔者有时候对这个世界感到很悲观，因为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天才的人，最后往往又被认为是蠢材。和戴国芳有点像，另一个曾经的天才兰世立，也是个清心寡欲的人，除了他对财富的狂热追求。
他曾经被称作“商界不倒翁”，投一行成一行，包括IT、酒店餐饮、旅游……当然，最辉煌也最终令其落马的那一行，是航空业。人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如果这个“母”是垂帘听政的“母后”呢？那么，“成功”这个皇子，终究还是要殒命的。
兰世立是湖北省首富，也是该省第一个进入富豪榜前100名的人。关于他的传说，在圈子里有许多，公认的几点如下：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人很善于利用权力关系；这个人很有野心；这个人被搞了。
你看明白了吗？这几乎就是那个年代的富豪们铁打的人生轨迹。有因必有果，财富狂飙皆因背后的大树，败亦如是。
他生于1966年，父母是老革命，他刚生下来就遭遇那场浩劫，父亲因为当过县长，于是被狠批。关于这些事情，他是没有记忆的，但他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改变了此人日后的命运。初中毕业后，他顶替父亲的公职，进入武汉市商业局下属的供销社，站柜台站了六年。1986年，因为和顾客吵架，顾客说了一句：“你一辈子也就是个售货员。”
这句话搁谁身上都不好受，当然，不包括今天就业形势不好，心情也不好的那些售货员，人家身经百战也许每天听的最多的就是这句，非但心里不难过还要反唇相讥：“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有钱你把这东西都买下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