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认为，“这计划是难于成功的，因为有家庭制度的存在，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太厉害。”或是，“苦力太没有知识，他们宁愿在难民收容所中领取不要钱的食粮。”
眼看“工合”又要难产，艾黎们只能在火炉武汉的盛夏继续奔走，争取支持。
最后，是宋美龄的一次发火最终催生了“工合”。当时，孔祥熙召集了几位实业家开会，地点就在他住地汉口江边的银行董事会会议室。艾黎也在座，他回忆说：“孔的意思是让这些实业家在江苏实业家穆藕初的领导下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在敌后的安全地区建立哪种工业，由银行进行可靠的投资。”
“关于建立工业合作社的战时‘工合’运动的想法，显然丢开不提了。”
然而，讨论还没有开始，宋美龄便突然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把艾黎、孔祥熙都叫到楼下一间会客室。
“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孔一进门，宋美龄便冲他嚷道。
“你必须马上给工合开绿灯，让它开始工作。明天早上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授权！”
等孔祥熙反应过来时，宋美龄已转身出了房间。
第二天，行政院的授权证书果然批下来了。由孔祥熙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艾黎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并代理工合协会总干事，具体筹备协会的工作。
8月5日，武汉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前挂出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牌子，“工合”在该楼的顶层办公。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则在大楼的底层，她在那里从事妇女和儿童工作。
“统一战线”
“工合家庭从中亚沙漠的广阔新月地带一直伸展到南海。”
“工合”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启动。这令作为临时首都的武汉表面上看起来更显得团结和包容，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上文曾提到的新西兰记者贝特兰形容它为“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前线首都”。
对于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宋霭龄之夫）等宋氏家族成员给予“工合”的支持和庇护，斯诺做出了高度评价：“人们显然能够看出，三姐妹都生性慷慨。”
作为“工合”运动创始人之一，身为记者的斯诺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职业上的妥协和退让。宋庆龄曾将孔祥熙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丑事告诉斯诺，但宋霭龄警告斯诺：为了“工合”，不要将这些事情公开发表。
他对蒋介石的评价也再次发生改变，从全面否定转变为部分赞赏：“他的突出优点是勇敢、果断、决心、抱负和责任心。”“客观条件决定了蒋介石现在的命运，蒋介石的决定也影响到外在的环境，使之更加生气勃勃，充满希望，因为他一直体现着显示的要求，仍然发挥着领导作用。”
然而，斯诺的美好愿望又一次落空了。蒋介石的政策令人失望，国共合作并不顺畅，一段时间后，国民党对“工合”也进行了压制和打击，这让斯诺再次丧失对蒋介石的信心。他曾在写给贝特兰的信中说，蒋介石“将会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拼命后退，如果他退到大理或者缅甸边界的八莫，对中国或许倒是件好事。毫无疑问，在他所控制的地区，他未能做任何事情去组织民众，利用内地的资源。”
由于政府的不作为，组织民众、利用内地资源的重任便落在了“工合”
身上。他们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到1940年底，在各地建立3万多个地方合作社。海伦·斯诺想得更远，她甚至在1940年宣称，他们在中国“很可能建立4·8万个合作工厂”，价值1亿美元。
显然，这样的计划过于庞大。实际上，1940年他们只建起了1867个顺利运营的合作社，社员近3万人，离3万个合作社的目标相距甚远——而且，1940年几乎是“工合”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了。
不过，彼时海伦的心情似乎没有怎么受影响，她曾用浪漫化的笔调这样写道：“工合家庭从中亚沙漠的广阔新月地带一直伸展到南海。”
这当然是带有水分的描述。不过，说当时“工合”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四面开花，而且真的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并不为过。
第一个地区办事处是在陕西宝鸡成立的。抗日战争初期，那里是陇海铁路西端的终点站，也即人们坐火车逃离战争所能到达的最远点。当临时首都武汉面临着沦陷的危险时，从1938年夏天开始，“千万户人家，整个工厂、学校、政府机关源源迁来。从旧宝鸡城垣到铁路附近一带，到处人山人海，到处是牲畜、帐篷、茅屋，到处是装有商品、机器的包装箱。”从武汉和河南涌入的难民使这座古城一片混乱，几乎没有地方容纳他们，市面上商品非常缺乏，连一般日用品都买不到。
这使得宝鸡成为“开展组织工业合作社最理想的地方”。七个铁匠组成了宝鸡的第一个合作社，由于市场上对于日用品的需求量很大，且当地有一部分工厂设备，两周内便有十多个合作社建立起来，三个月内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生产合作社：制鞋的、生产食品的、做毛毯毛巾的、生产药棉及纱布的……从办第一个工业合作社的经验中，一套具体建立和管理合作社的规定被制定出来。
建立合作社至少须有7名社员。社员必须愿意认真工作、学习并偿还贷款。
每个社员必须至少拥有一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全部资本20％的股份。在任何情况下一名社员都不得超过一票。
工时及工资数由合作社社员决定。
从社员中选出一名主任充当领班。
任何社员的过失行为均由全体社员评断。
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和计划。
年终利润分成如下：20％作储备金，10％作公共福利金，10％为联合社主任和职工的工资，10％作当地工业合作社发展资金（联合社入股用），50％交合作社各工人，在最后的50％中，五分之二由社员付给合作社作为股份。
因违反合作社章程而开除社员，由全体会议表决多数通过。
由社员选出一主任委员会处理财务工作。
社员可以退社，但只退还其所持股份的票面值股金。
今后，表示互相间关系的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1939年1月，艾黎和美国青年画家格兰姆·贝克来到宝鸡，在参观了几所工业合作社后，贝克做出了一番直观的描绘。
“我们所到之处，都很整洁有序。这里的社员们事先知道路易要来，可能早有准备，但不可能一切都是做给他看的。因为无论是在一列窑洞、一座破庙或一组席棚里，凡有工合标记之处，都呈现一种气氛……那是一种繁忙而又谦虚的工业气氛。人们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小心谨慎，方向明确，一丝不苟，总之，要给这种精神下个定义可不那么容易。
“工合的机器大部是木制的家庭手工产品或由前方托运来的金属货，其中有些配上了木制部件，经过油漆、打磨，看来却像刚进口的新机器设备。
厂房和生活区都被粉刷打扫得干干净净。老建筑经过改造后，空气阳光就更加充足了。这儿有指导员贴出的标语和图表，还有社员悬挂的趣味性装饰性的画片，宿舍里，每张床边和各种卫生盥洗用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不讲个人卫生是一种‘非合作行为’，是可以在评议会上批评的。”
“工合”在宝鸡的合作社办得颇有声色，当地官员便想方设法要插手，希望从中获取税收。不过，有中央政府撑腰的“工合”并不担心，他们通过上层委任一名值得信任的县长到宝鸡，便顺利解决了问题。
此后，艾黎又去往江西开办合作社。而延安的合作社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展起来，这得益于斯诺对陕北的第二次访问，他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并向他介绍了“工合”。毛表示完全支持这项事业，并且向他强调，中国工合“首先应该关注游击区”。
延安“工合”的创设，也使得“工合”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均认可和支持的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统一战线”。
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
后来曾有人评论说，“工合”就是“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西方人‘改造中国’的尝试中容易犯的那类错误”。但是显然，工合所做到的已经远远超越了“幻想”的概念。
实际上，“工合”的“统一战线”远不仅仅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事情，也不仅仅与所有志在抗击日本人侵略、保卫家园的中国人有关。
在当时的世界，合作经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词汇，但这种肇始于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依然受到不少人的关注。所以，当全球各地的人们得知有一群人正在中国从事合作运动，并且得到了政府当局的许可时，期待的目光和援助的力量便接踵而来。
“斯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为‘工合’做了大量的促进和宣传工作。英国的同情者也看到，这场运动是与日本人对抗的一个经济武器。”路易·艾黎说，“‘工合’运动逐渐得到了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其他许多国家的爱国华侨的支持。香港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开始对它产生了兴趣。”
“工合”的创始人们以为，在源源不断到来的海外援助下，运动开展所需要的资金应该问题不大。但这时，腐败的政府和官僚再次成为横亘在“工合”路上的绊脚石——他们企图控制全部海外捐款，攫取“工合”的果实。
一些在早年吃过国民政府贪官污吏苦头的华侨更表示：如果不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我们就不汇钱来”。
于是，成立一个自己的独立组织来进行筹款，并负责款项的分配输送，便成为“工合”发展的当务之急。1939年，这个名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组织在香港注册成立。为这个委员会的顺利“出生”发挥最大作用的，正是两年前由艾黎护送离开上海、来到香港的宋庆龄。
“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艾黎曾回忆说。
在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的帮助下，国际委员会亦得到了时任香港总督的支持，并动员了香港圣公会主教、英国人何明华（R·O·Hall）担任主席，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委员包括宋子文、斯诺、艾黎等人，以及港澳地区爱国人士、中外银行家、商业巨子和慈善事业家钟秉铎、郑铁如、何东等20多人。担任执行秘书的是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经济学家、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
“工合”国际委员会将筹得的经费送往了最需要的地方——其中很多都是抗日根据地。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是，截至1940年底，仅菲律宾和南洋华侨就筹得捐款约合法币100多万元，用于支持陕甘宁边区工合事业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对于这些援助，毛泽东曾写信给何明华致谢，他在信中说：“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总之，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毛的预言在六年后果然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源于中国人的“艰苦奋斗”，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国际朋友共同合作”。
然而，微妙而复杂的政治形势令“工合”所发动的最广泛的合作难以持续太久。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共产党的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充实，但国民党却日趋保守，越来越虚弱，右翼分子一直力图接管或者改造“工合”。
艾黎本人就因为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而被国民党终止了“工合”技术专家的职务。当局还许诺，要给他经英国去新西兰或任何他愿意去的地方的头等舱船票，并付给他2000美金的补偿费。但实际上，艾黎既没能出国，也没有得到这笔钱。后来，他才得知政府撤消他职务的主要原因是“与共产党秘密交往”，其罪名包括：
在宝鸡同很多共产党人一起建立工合合作社，并向延安输送人员和物资，证据是一份被捕的工合进步干部的名单，其中一些人已被处决；在皖南茂林设立工合事务所帮助新四军。在浙西的遂安（译音）建立机械工场，为新四军制造了大约4万枚手榴弹，并修理机关枪等；在云南大理、福建永安、陕西省的双石铺等地建立了类似的共产党基础；从蒋介石夫人那里拿了4万元法币，用来组织瑞金的八路军士兵的妻子儿女为新四军做麻鞋。
失去了各方信任基础的“工合”很快就在1941年之后走上了下坡路。
“工合”运动的衰落也与当时的国内外时局变化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业所需的原料、机具，凡是由外国供给者一律被断绝；同时，外汇投机和从事海外贸易的游资，都涌到国内来找出路，加上国内通货膨胀，造成了物价暴涨。刚刚成长起来的工合组织，即陷入原料不易得到、资金无法周转的困境。
而后的战事又进一步给“工合”带来了惨重的打击。到1945年第四季度为止，各地工业合作社只剩不到700个，社员不到1万人。
后来曾有人评论说，“工合”就是“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西方人‘改造中国’的尝试中容易犯的那类错误”。但是显然，工合所做到的已经远远超越了“幻想”的概念。至今也很难有哪项由外国友人发起的运动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培黎学校
在中国“最穷”的一个地方，却办起了“最国际化”的学校。
“工合”运动在将中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生产自救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副产品”：一所名为“培黎”的学校。
在办合作社的同时办学校，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选择。一开始，还只有一些针对“工合”职员的短期培训班。但是随着合作社的发展，艾黎越来越意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认为，应该“搞出一套培养内地工业合作社领导人的办法来，并且网罗能做这种工作的人才，把他们放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去，让他们熟悉当地的条件，并学会处理问题”。这些人“应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从而能创造性地满足以后的年代可能出现的任何新的要求”。
于是，在“工合”发展正红火的1940年，艾黎和同事们开始在中国各地办培黎学校。
“培黎”的意思是“为黎明而培训”，也是美籍英国人约瑟夫·贝利（Rev· Joseph Bailie）名字的谐音。
1887年，贝利就来到中国从事传教活动。但他逐渐发现，传教无法改变中国的现状，于是和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联系，把一些在国内挑选的家境贫苦但可造就的孩子送出国学习。事实证明，“教育救国”的理念结出了很好的成果——这群孩子的很多人经过严格的培训后，回国成为当时中国工程界的着名工程师，在抗战中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实际上，贝利代表的是最早一批接触近代中国的老朋友，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他们大多在来华时有着同样的身份——传教士。这批传教士朋友中，最有名的当属加拿大人文幼章。
在曾被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称为的人物中，出生于四川乐山的文幼章是最早被提及的。他曾担任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政治顾问，后来与国民党渐行渐远，成为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