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１）
知道叔叔挨整的消息是在临近过年时的一个晚上。
挨着我们家东侧是个篮球场，南边那个球架子跟前有棵大树，大树伸向东面的粗大手臂上悬挂着一口大钟——是给大队的队员们传递上班或开会等消息用的。
这天刚吃完晚饭，我拿着一盏煤油灯，端着一簸箕玉米去“碾道”碾面。碾道挨着我们家的东面，在球场的北面。“碾道”里面黑乎乎的。我正要用“洋火”把灯点亮，这时里面传出“咯咯”清脆的笑声——是女孩子的声音。再仔细一听：你急啥吗。原来是金凤的声音。随后就是男人的声音：我早就喜欢上你了，让我亲一口……啊，是苑喜的声音。
这声音钻进我的耳朵，就像是一缕火苗撩拨着我的心。他们在干啥！我的心里不禁涌出一股酸水；我咬了一下嘴唇：凤啊，你也太那个了！
但是，这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连妈妈也没有告诉；事后我见到金凤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心想这面我也碾不成了。于是，就端着簸箕往回走。
这时，便听到大钟被人敲得山响——是跛子敲的。还有人在高喊：打倒邹主任——是乌日格喊的。
他是队里的民兵连长，蒙古族，三十多岁的年纪，是个蛮干而又懒惰的人。说他蛮干，是因为他没有一点头脑，完全是被人利用地去胡干；说他懒惰也没有屈说他，等分产到户的时候最能彰显出他的这一病垢——
他很可能不知道我叔叔的名字，因为人们平时都叫他“主任”，没有人叫他的名字，所以不知道名字是正常的，连我也不知道叔叔的名字叫啥。听到“打倒邹主任”这突然的一声喊，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２）
听到钟声，人们都陆续来到球场上。等到看人们都来得差不多了，乌连长就大声说，场部的邹主任，还有一个哥哥，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人，跑到台湾去了，和邹主任还有联系，他们是在用无线电联系。听说，邹主任的家里有个锃明瓦亮的东西（他说的是粗不锈钢筒），那就是无线电发报机。他经常给在台湾的哥哥发报，报告我们这里的秘密，也就是说，他是个潜伏在我们大家中间的特务，特务啊！大家说应不应该打倒？此时此刻没人吱声。他继续接着说，都不说话，那就是同情他了？！同情一个特务——是啥罪？我不说大家也明白。他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完就听有人大声说：
乌日格！你在这瞎嘞嘞啥呐？！谁是特务？啊，邹主任是特务？他是特务那是上边的事，跟咱们有啥关系，该干啥干啥去。
范书记扫了大家一眼，说，大家都散了吧。
乌连长感到有些奇怪，便疑惑地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得到的声音自语：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他们的“戏”演完之后，有的人无声地往家走去，有的人说看戏去了！往家走的人之中大部份又都转回身走向队部了。
（３）
听到叔叔挨整的消息后，范书记本想把我继父的会计一职也拿下，甚至还想召开大会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到那时我的继父可就够喝一壶的了。每天晚上被批斗不说，白天还得进行劳动改造，上班、下班的时候，脖子上还得挂个大牌子，只能猫着腰走路，不许直腰。
我看到有的人就是这样被挨整的。他能承受得了吗？！
范书记想：这样做他啥也得不着，还不如趁机把我和他儿子的婚事圆满了才是上策。所以就去找我的继父提这事，没想到正撞上了继父和女知青做爱的事。因此便上演了继父被范书记要挟成全我和他儿子的婚事。
其实，这件事范大娘压根就不赞成。一是因为我们俩不相配，这样做会对不起我叔叔对他的好。二是我们家要是同台湾有瓜葛，是不是也会连类他们？
范书记说，你一个老娘们家家的知道个啥呀！第一，不相配也得配，我说相配就相配，那是我看得起他。第二，水生不是他邹会计亲生的，她是烈士遗孤，跟他们没关系。这时候我不去整他就是我的积德行善，我没有落井下石，到啥时候他邹主任也说不出我啥来——何况他现在已经被打倒了呢。
在火盆那边烤火边抽烟的范大娘不快地说，你这还不是落井下石？
范书记强调：落啥井下啥石，亲亲做成了，那就是亲家了，还能有啥说的！
他们的谈话都是后来有人传到我的耳朵里的。
（４）
我找出了叔叔挨整的最终原因：场部的那位团委书记当上了造反派司令——就是不批准我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那位。他利用青年人的大无畏精神，开始向一些平时就有矛盾的人下黑手了，特别是那些曾对革命有过功的人更是他“开刀”的目标。
叔叔挨整，再加上继父和女知青的男女关系问题，所以他想利用我来当这个特殊的保护伞。但又很快我这个“伞”就成了破伞了，已经不能起到保护他的作用了，所以，他的命运之路开始下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