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左右，由于货币必要量计算上的众多歧见，以及1∶8经验公式的为实践所否定，出现了一些彻底否定货币必要量概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在马克思的货币必要量规律中，由于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故商品是带着价格进入流通，商品价格不变是马克思货币必要量公式的必要前提；而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商品价格已不再是用金币，而是直接用纸币表示，商品价格因此随纸币的多少而变化，这就失去了价格不变这一马克思货币必要量公式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任何数量的纸币投放都不会过多，因为它们可以为上涨的物价所吸收，货币必要量概念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还有些观点认为，即便在价格既定不变的情况下，也不能直接根据马克思的公式计算货币必要量，因为商品生产出来以后未必能够全部卖掉，也就是其价值不能全部实现，这部分商品包含的劳动因此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只有在国民经济比例完全协调，两大部类的产品全部能够相互交换时，所有的商品才能全部卖掉，个别劳动才能表现为社会劳动，社会商品价值和它的价格总额才能确定，才有一个计算货币必要量的基础，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容易实现国民经济比例的完全协调和两大部类交换的顺利实现，这就使得货币必要量公式失去了存在及作用的前提与条件。
五、对货币流通范围的限定
货币流通范围的确定实际上是货币流通规律问题的组成和延伸部分，它比货币本质等问题的讨论更为具体，涉及我国货币流通管理等实际问题，因而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建国之初就有人提出关于货币流通范围的讨论，货币流通范围应该包括现金往来、转账往来、实物拨付和信用往来等。曾凌和韩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流通》一书中也指出，我国的货币流通分为现金结算与非现金结算两部分。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货币流通范围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
1962年，黄达发表了《银行借贷原则和货币流通》一文，强调非现金流转也是货币流通。此文发表后引起了争论，尽管不乏支持将非现金纳入货币流通的观点，但是还是有不少人认为，非现金结算是货币周转的一部分，但并不表现为货币流通，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货币流通就是指现金流通。其理由一是根据马克思论断，流通中的货币量只是国内全部银行券和铸市的流通量；二是认为我国非现金结算中使用的各种凭证不能流通、转让，因而不能作为流通工具，更不用说是货币了；三是转账结算只是形成银行账面的增减变化，两者冲抵的结果，最后收付抵消，因此不能把银行存款列入货币流通量。当时那个现金与商品库存之比为1∶8的经验数据还占主导地位。所以尽管这个问题的讨论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但是，主张不包括转账结算的意见似乎略占上风。“文革”的发动打断了这个问题的讨论。
在1980年以后的讨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货币流通范围不应仅仅限于现金流通。基于这一共识，理论界对于货币流通问题的研究拓展至货币流通的层次问题，这种讨论已经将研究方向由货币流通为商品流通服务转向不同种类货币的流动性问题。在这方面，有两种典型的研究办法：一种是从中国的实践出发，独立地研究货币的层次。如黄达1984年在《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书中，将流通中的货币划分为现实流通的货币与潜在的货币两类，前者包括现金、存款、未动用贷款限额、结算中的货币等；后者包括现金沉淀、计划期内不动用的企业专用基金存款、财政结余、机关团体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及农村存款的大部分等；并指出这两类货币会相互转化，而很难准确划分。另一种是吸收西方货币理论中有关货币层次划分的结论，对我国货币流通尤其是各类存款进行划分；在具体划分上，存在着大量的争论，但基本上是按照资金的流动性划分，即M0为现金，M1＝M0+可转账存款，M2＝M1+其他存款这样一个框架展开。这种方法决定和制约着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基本研究方向。
（第二节）关于通货膨胀理论的讨论
由于新中国在1952年底成功地消除了国内战争遗留的严重通货膨胀，这就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给不少人留下一种错觉，似乎通货膨胀只是与反动政府剥削人民的政策相联系的一种经济现象；新中国的货币为适应社会生产的发展而有计划发行，加上物资保证，所以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还有人认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价只可能下跌而不会上涨。凡不同意此类观点的意见，被当作“右派”言论加以批判。理由是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特定的概念，分析有无通货膨胀时，不应只是考察表面的货币现象，更要分析内在的阶级本质。经过这样的批判冲击，通货膨胀问题成了禁区，不再被列入理论研究的范畴，我国物价上涨不等于通货膨胀的观念占据了支配地位。1979年以后，金融界才突破这个理论禁区，重新开始研究通货膨胀的概念、在我国的成因以及如何治理等问题。
一、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
我国对通货膨胀概念的理解也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从否认我国有通货膨胀开始，到承认有通货膨胀，但是仅指纸币发行过多，超过流通中金币必要量所引起的物价上涨和纸币贬值的现象。后来金币必要量为货币必要量所取代，再后来货币必要量的概念也有所淡化，只剩下纸币发行过多而引起的物价水平普遍持续的上涨。根据这样的定义，个别商品的提价，或者物价水平的一次性上升，只要不是货币发行过多所引起的都不是通货膨胀。至此我国有关通货膨胀的定义已经与国际上通行的理解比较一致了。
1979年，黄达提出，在流通中的通货都是通过信用程序投放的，只有信用膨胀了，才会发生通货膨胀，而信用膨胀主要是由财政政策失误而非信用政策失误所引起的；并指出当时财政收入有虚假成分，赤字过大造成财政性发行，这些归根到底是由于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造成的。1981年，黄达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大约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重视信用膨胀问题，认为信用投放之所以导致货币流通量过多，主要是因为贷款超过了生产和流通中物资增长的可能性，从而造成过多的货币缺乏物质基础。由于政府的投资饥渴症造成财政赤字，于是有“政府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1988年以后，理论界进一步深入探讨通货膨胀成因，如杨培新提出，1979—1982年的通货膨胀是改革前隐蔽性通货膨胀的释放，1983年以后则由于沿用传统模式，追求高速增长，导致投资膨胀、财政赤字和信用膨胀。薛暮桥等提出，国民收入“超分配”，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还有人指出社会集团购买力和居民消费的双膨胀等。理论界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条：一是不自觉地实行了温和通货膨胀政策，在经济增长速度与稳定的选择上往往把速度放在首位，政策波动频繁，宏观货币政策缺乏中长期目标，改革方案的设计更多地偏重于单项突破，对改革措施的系统配套要求重视不足。二是经济体制尚未理顺，计划与市场双重体制的并存与摩擦，既形成了不少漏洞，又影响了政府管理经济的效率；地方政府专注于局部利益，热衷于追逐地方产值的高速增长，专业银行受自身利润目标推动，往往迎合经济扩张的贷款需要；财政分灶吃饭则构成了放松物价管理的利益冲动。三是宏观金融机制尚未理顺，中央银行自我控制不力，金融调控手段乏力，金融管理偏松。
随着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引进，价格体系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我国也出现了不少论文认为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为这几十年压抑的需求爆发出来所至。然后随着农副产品的涨价和工资的提高又形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也有人将这两种意见综合起来，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是混合型通货膨胀。此外还有人针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指出这是新兴产业的价格涨上去，衰落产业的价格下不来所造成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尽管这些西方理论的引进和运用存在着基础和前提的局限，但它毕竟超越了计划金融理论仅以货币流通为产成品流通服务的思维定势，而将其服务的对象扩展延伸至潜在商品，甚至是生产能力上去了。
二、对通货膨胀的态度
1979年以来，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大抵可分为三类。这三类观点既反映我国改革深化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又标志着金融理论观点的引进与创新。
第一类态度认为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但不能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也不赞成把通货膨胀硬压下去。这一观点出现在1979年前后，与当时的价格改革和物价上涨密切相关。按照这种观点，物价上涨并非都是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过程中，价格调高的范围和幅度大于价格调低的范围和幅度，从而导致的物价水平的上涨。在这些学者看来，物价水平“徐徐上涨”是可行的、有益的，也是难免的；要搞好价格改革，就必须突破物价水平基本稳定这一方针的束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还强调，他们的主张并非“搞一点通货膨胀”。
1985年以后，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扩展至成本推进、需求拉上和结构调整的领域。一些学者依据经济起飞、经济增长等理论，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同时并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时期的典型特征和难以避免的现象。有鉴于此，他们主张实行温和通货膨胀政策，将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人民的承受能力之内。
第二类态度认为通货膨胀在一定条件下是有益的。持这一观点的以中青年学者居多，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根据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凯恩斯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有三大促进作用：一是有利于国家的资金积累，国家可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额外的收益；二是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因为通货膨胀时期，短线产品价格上升的幅度大于长线产品价格，从而刺激短线产品的生产，遏制长线产品的生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三是促进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时期的货币幻觉可以刺激储蓄，提高资本积累和投资率。在有效需求不足或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可以刺激需求，扩大就业与生产。对通货膨胀利弊的讨论本是学术问题，但是当时的传媒将这一讨论内容简单地概括为“四高”，即通货膨胀可以带动高增长、高物价、高工资、高消费，而稳定物价则会造成“四低”，即低速度、低物价、低工资、低消费，从而得出通货膨胀无害的结论，一度扰乱了人们的思想。
第三类态度认为通货膨胀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要予以坚决制止。持此类观点的人旗帜鲜明地反对通货膨胀政策。他们根据历史经验或国外情况论述通货膨胀的危害，或者从道义角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通货膨胀税”，或者从现实角度说明通货膨胀的副作用，或者从理论角度、尤其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通货膨胀的灾难性后果。凡此种种归纳成通货膨胀“十害论”，列举了它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投资、外贸、财政、金融、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以及价格改革的各种危害。
反通货膨胀论者既批判通货膨胀有益论，也反对通货膨胀的难免论，理由是建国以来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事实说明通货膨胀并非不可避免和难以治理。而且通货膨胀难免论必然滑向“温和通货膨胀论”，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实施最终将导致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不过，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具体步骤上，反通货膨胀论者之间也存在着分歧，甚至同一人在不同时期的主张也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如有人主张“一刀切下来”，有人主张“在几年内清理”，有人主张“急刹车”，有人主张“软着陆”，等等。
三、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1979年以后，通货膨胀的治理对策很多，大多集中在控制财政赤字和信用膨胀，因为，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增加货币发行，或者信用过度膨胀而造成存款大幅度增长等都是我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进一步的对策提出应控制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因为投资规模过大是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而消费膨胀则会导致需求过大和信用膨胀；而更深层次的对策则要求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消除“投资饥渴症”，避免财政赤字过大和消费需求增长过快从根本上铲除通货膨胀的祸根。随着货币学派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尤其是在弗里德曼中国之行以后，很多人提出，通货膨胀是因为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发行不力，致使货币供给过度，因此，控制通货膨胀的根本出路在于控制货币供给。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货币供给过多取决于众多因素，绝不是中央银行一家所能决定的。从根本上说，货币供给状况是基本方针政策的反映，在中央银行的背后有许多影响和干扰其货币供给政策取向的力量，单靠中央银行一家是很难完全控制货币供给的。
（第三节）关于其他金融理论的讨论
从我国的货币本质理论和货币流通规律理论出发，不仅可以延伸出上述通货膨胀理论的探讨，还可以推导出以下各个方面有中国特色的计划金融理论。
它们不是市场经济中的金融理论所根本没有的，就是与之有很大的不同。
一、财政、信贷、物资综合平衡理论
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理论，它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尽管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调控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的，货币尚未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货币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在论及我国的计划金融理论时，不能缺漏综合平衡的有关论述。综合平衡理论的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成熟于80年代中期。它的讨论涉及以下各个方面。
一是建国初期的平衡思想。在1951年4月25日召开的全国合作会议上，中央财政委员会计划局局长宋勋文在《如何做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提出计划经济需达到“五种平衡”：“物的平衡，即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或城乡的平衡；进出口平衡；货币的平衡，包括财政收支的平衡、货币数量与商品数量的平衡以及季节的平衡；劳动力与干部的平衡，即人的平衡。”这里所说的平衡，还是指它们各自的平衡，而没有涉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平衡，也就是说，当时只是出现了平衡思想的萌芽，却没有形成综合平衡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