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
杜佑字君卿，唐京兆府万年县人，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７３５年）出生，宪宗元和七年（公元８１２年）以７８岁高龄、国之元老、退休宰相高位去世。是唐代中叶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史学家之一。所着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煌煌２００卷典制体通史巨着《通典》一书，对中国古代的制度史研究的发展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杜佑的一生丰富多彩。他出生于京城长安一个门第显贵的士族官僚家庭，青少年时代正值开元盛世和天宝繁荣，在社会安定、文化发展、生活富庶的和平环境中接受教育、增长知识，培养品德才能。入仕不久即遇到安史之乱战争，在战后社会动荡、唐王朝秩序重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重新整合时期立功立言，辗转历官于浙东、浙西、淮南、江西、容管、岭南以及京城等地，致力于国家和地方的秩序重建，社会、政治、经济的整顿和管理工作，以长期的政治参与实践和非凡的学术着述经历，见证了时代的社会变迁，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变动发展的历史过程。
杜佑１８岁就进入官府当官，仕宦生涯长达６０年之久，从地方县吏、州刺史、中央台省官员、主持方面的藩镇节度使一直做到国之宰相，仕途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与政治成就相比，他作为思想家、史学家，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取得的成就更高，也更有意义。一部《通典》，开典制体通史着作先河，创历史编纂学新格局，使他超越了前辈、同辈诸多历史人物，当之无愧地成为唐代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
唐代历史上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官员加学者式人物不可谓不多，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但似杜佑这样的既是大政治家又是大学者，有宏篇巨着传世，其着述既影响现实政治和当世思想又影响后世学术、思想的人物似乎还不多。考察杜佑的一生，我们有一个感受，时代成就人物，执着铸造辉煌。
是变迁的社会、变迁的社会中始终如一的保持对儒家思想传统和制度经验的坚定信念，并应用于指导个人的政治和学术实践，成就了杜佑辉映史册、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唐代中叶——杜佑生活的时代，已经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迁各方面准备了历史条件，要推出一位思想家，来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系统总结以往的国家政治经验和治理经验、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国家建设和治理经验的话，那么这位思想家似乎历史机遇决定了要着落在既具备政治、文化的个人条件，又与时代共命运、时刻想着传统经验的批判借鉴的杜佑身上，非他莫属。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传统的儒家政治理论、学术思想，尤其是历史编纂学，经过两汉学者和魏晋南北朝学者的改造发展之后，之所以又在唐代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发展，形成唐代的特点，固然是有唐一代广大的文人学者、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活动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与思想家、史学家杜佑和他杰出的思想成就《通典》的出现分不开的。杜佑和他的《通典》的出现，他的学术探讨和思想成就，对唐代思想史和史学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典》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格局，开辟了历史编纂学的新途径，引导了一代学术风气，具有总结历史经验、启发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
换言之，如果没有杜佑的富有开创性的制度史研究，没有《通典》所确立的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范式，唐以后中国史学的制度理论研究，尤其是关于国家建设的理论研究，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论，可能就会由于缺少杜佑的环节而成为另一种样子，走上另一条路子。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史研究，特别是国家行政理论研究、典章制度研究的历史，唐代的一章恐怕就要改写了。
研究杜佑的思想，我们常常怀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的机遇给了杜佑，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他来完成撰修《通典》、开创史学编纂新途径和制度研究新方法论这样一种伟业使命，是什么样的条件，使他能够在唐代那样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政治家学者圈子里特立而出，获得成功？考察杜佑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有四个因素很重要，笔者认为，是它们共同构成了杜佑立功立言、成就事业的基础。这四个因素是：接近政治生活权力中心的望姓士族之家的生活氛围、成长环境等客观条件，“以富国安民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热衷于“思理道”、“探政理”的学问旨趣等良好的个人思想文化素质，有机会有条件接近和看到大量国家藏书资料和地方文献资料，以及多年做官、长期亲历国家政治管理实践的丰富阅历和政治经验。本书对杜佑生平的考察，就是沿着这四条线索展开的。
首先是接近政治生活权力中心的望姓士族之家的生活氛围、成长环境等客观条件，对杜佑的成长和事业成功有着重要的影响。
杜佑远祖京兆杜氏、近出襄阳杜氏，出生在一个有着显贵姓氏族望和世代当官门风传统的士族家庭。杜姓源远流长，是汉唐人口着姓之一，分支较多，出有很多名门望族，京兆杜氏便是其中之一。杜氏据说得姓于西周，周宣王时（公元前８２７-公元前７８１年）有杜伯封邑于“唐、杜”之杜国（今西安市长安县杜陵乡）。按唐代学者颜师古的说法就是：“唐、杜，二国也，殷末，豕韦氏徙于唐。周成王灭唐，迁至杜，为杜伯。”
秦汉以降，杜氏人口增多，宗支繁衍，人物辈出，各分支先后分散徙居关中、河北、淮汉、江南、甚至南越交趾等全国各地。西汉杜延年，昭帝、宣帝时（公元前７３-公元前４８年）仕至御史大夫，“定策”助宣帝即位、“久典朝政”，封建平侯，以明习吏事、为政宽和着称于世。８个世纪以后，杜佑为宰相时，也有一段辅助皇室、定策助唐顺宗即位故事，再现延年之风。杜佑自己，也是一贯持有文明盛世、唯汉与唐的思想，对于西汉的《汉书》卷一下《高祖纪下》“赞曰”颜师古注。
杜延年是以远祖相视，有“远祖西汉建平侯、家于杜陵、绵历千祀”的表白，是非常仰慕其辅汉业绩的。西晋名臣杜预（公元２２２-２８４年），定策领兵渡江灭吴、助晋实现统一，研习经籍，精通律令、历法，着《左传集解》等着作多种，以能文能武而声名显赫，史称“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杜预对杜佑也是有影响的。本书后面将提到，杜佑《通典》书成后，在《进通典表》里写了这样一段话：“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道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这段话，与杜预所言如出一辙，皆本《左传》“三不朽”之说，二人一晋、一唐遥相呼应，古今对话，皆以立功立言明志，可谓历史一段佳话，相映成趣。
唐代京兆杜氏，更与另一着姓韦氏一起享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时誉。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杜佑这一支的世系可以上溯１５世到西晋杜预，是杜预少子弘农太守杜尹这一支的后代。晋南北朝时期京兆杜氏后裔分迁，形成京兆、襄《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以金部郎中万年杜佑权江淮水陆转运使条胡三省注：“诸杜居城南，时号‘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户贯则万年。”
又：杜甫诗《赠韦七赞善》及自注：“乡里衣冠不乏贤，杜陵韦曲未央前。尔家最近魁三象（自注：斗魁下两两相比为三台），时论同归尺五天（自注：俚语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此诗及注，当即胡三省此注的出处。又：杜甫此诗及注郭沫若在讨论“杜甫的门阀观念”时曾予揭示运用（见《李白与杜甫》，第３７４页），由郭沫若的讨论可知，大致上即在杜甫的时代，因世系高贵、入唐以来所出人物又多，其中不乏如宰相韦安石、韦嗣立、杜鸿渐，以及杜希望等接近朝廷权力中心的文武名臣，城南韦、杜二家已经获得了“去天尺五”的时誉。
阳、洹水等几个大的分支，杜佑的祖先属于迁居襄阳的京兆杜氏分支。襄阳杜氏后代仍多以官为业，世仕南朝，约在梁、陈之际北还，徙居西魏、北周控制下的京城长安。杜佑的七世祖景秀，便在这时成为西魏、北周关陇集团的高级官员，官至北周渭州刺史，六世祖逊，入隋为柏仁县令，曾祖杜行敏，入唐任齐州都督府兵曹参军，贞观十七年（公元６４３年）因助平齐州都督齐王李佑之乱有功，晋升巴州刺史、封南阳郡公，后卒官于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祖父崇慤，唐高宗武后时期在京师中央做官，官至宫尹丞、判尚书省左司员外郎、丽正殿学士。行敏时，从他和他的长子都做益州的官看（长子崇宪，益州司仓参军），可能全家住在成都。大约从行敏的次子，也就是杜佑的祖父崇慤到京师任尚书省官时开始，这一支杜氏回到了京城长安，最初可能在后来杜牧提到的位于长安城西南的延福坊安家置宅。以后到杜佑的父亲杜希望这一辈，家族贵显，大约在开元末，又购置新宅，把家安在了位居长安城中央的安仁坊。杜佑的孙子杜牧后来回忆家世，于这段置宅经历写道：“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而已。元和末，酬尝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奔走困苦，无所容归。于延福私庙支柱欹坏而处之。”可以看出，安仁坊的家宅是杜佑的父亲这一辈新置的，家族迁京后最初的家宅当在延福坊。以后到杜牧的时代，延福坊犹有家族私庙在，虽然已年久失修、“支柱欹坏”了。又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西京外郭城图，安仁坊在朱雀门大街东，居城之中。延福坊在与朱雀门大街相隔西两条街的安化门街，离中心较远。
居住条件的变化，是家族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变化的反映。大概也就是从祖父时开始，杜佑家族的籍贯，也由襄阳改为京兆万年县了。所以史家修两唐书，径称佑为京兆万年县人。
杜佑的父亲杜希望，玄宗开元末官至唐西北地区重镇之一陇右道军政长官——陇右节度使，是杜佑这一支家族史上事业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唐西北地区政治史上着名的人物之一，对杜佑的成长影响很大。史称希望为人豪爽，重然诺，好交游，所交皆一时俊杰，并且特看重如崔颢等文学之士，所谓“希望爱重文学，门下所引如崔颢等皆名重当时”。时人、后人则称希望“有文武器任”、“行义每挥金”，在京师政界、文化圈子，官僚及子弟中很有声望。他大概玄宗初年入仕，最初是在地方上做一个七品小官，为安陵县令。开元中，因随送交河公主远嫁漠北突骑施，出任和亲判官，引起了当时朝廷重要人物、时任朔方节度使、主持北方地区军政事务的信安郡王李"的注意，表署为灵州别驾，关内道支度判官，开始在唐廷的边疆事务中崭露头角。开元末，希望转到河西地区主持军政。先是任鄯州都督、陇右节度副使，知经略度支营田等留后事，主要处理唐与吐蕃事务。开元二十六年（公元７３８年），在京城遥控河西事务、遥领陇右节度使的李林甫转为遥领河西节度使，杜希望遂升任陇右节度使，成为主持方面的军政长官。开元初年制，河西、陇右节度使皆或由宗室亲王或由中央大臣遥领，而以地方长官为之副，实际主持政务，开元、天宝之际才出现直接任命地方长官或边将兼任的情况。
杜希望应是改制后地方文武官员出任节度使要职的首批人选之一，反映了朝廷对他的重视。以后杜希望的部下王忠嗣、王忠嗣的部下哥舒翰等人，皆陆续成为人选，由这个职务出发，成为一代名帅。这一年，杜佑４岁，他的两个哥哥，时年约２６岁以上的杜信和约２６岁的杜位（年龄见下面考论），则因父亲治边事、退吐蕃、拓地域之功，得到朝廷的授二子官赏赐，入仕为官。
以后开元二十七年至天宝四年（公元７４５年），杜希望因事遭贬，自陇右道转河北道、河东道，先后出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杜希望遭贬原委，史传留下了记载：“时军屡兴，府库虚寡。希望居数岁，刍粟金帛丰余。宦官牛仙童行边，或劝希望结其欢。答曰：以货藩身，吾不忍。仙童还奏希望不职，下迁恒州刺史，徙西河。”
杜希望在西河郡亦有政绩，郡人有《杜公遗爱碑》颂之。
天宝五年（公元７４６年）在西河太守任上病卒。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素有声望，杜希望病卒后归葬杜陵祖墓，曾在当时的长安城引起不小的轰动。杜家的亲朋好友，包括希望诸子交游圈子中人都参加了祖道迎葬的仪式。这反映出，杜希望生前，在当时京城社会确实是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举动则为时人所注意。例如，检《全唐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希望次子杜位的好友着名诗人岑参、王维、李岑等人专为此事而写的几首挽歌诗篇。其中岑参《河西太守杜公挽歌四首》之三、四有这样的句子：“忆昨明光殿，新承天子恩。剖符移北地，授钺领西门。塞草迎军幕，边云拂使轩。至今闻陇外，戎虏尚亡魂。”“秉心常匪席，行义每挥金。汲引窥兰室，提携入翰林。多君有令子，犹注世人心。”
另外，从诸人所写挽歌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即杜希望的元配夫人张氏，似也与希望同时卒于任所，这次归葬，是他们夫妇两人同时归葬。李岑《西河郡太［原］守张夫人挽歌》写道：“鹊印庆仍传，鱼轩罢莫先。从夫元凯贵，训子孟轲贤。龙是双归日，鸾非独舞年。哀荣今共尽，凄怆杜陵田。”其中的“龙是双归日，鸾非独舞年”一句，显示出他们夫妇显然是同卒同归。由此又引出一个问题：杜希望夫妇是在天宝五年（公元７４６年）同时去世的，但我们在杜佑本传材料里却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谓后来德宗贞元五年（公元７８９年），杜佑曾以丁母忧为由，请不赴淮南节度使任，德宗未许。
这就反映出，天宝五年与希望同卒的杜氏张夫人，可能不是杜佑的生母，亦即希望可能并非一娶，佑及以下诸弟的生身母亲当另有其人，并且于希望去世后当一直主持家业，教养佑同父异母诸兄弟，又生活了４０余年，直到贞元五年才去世。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将有所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