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在加强皇帝的国家管理的直接权力方面也做了一些事情。如亲自处理朝政、选用官吏，委派和依靠宦官去执行如监控禁卫军、地方军、方镇节度使等重要的任务，更多地依靠内廷近臣亲信而不是外廷宰相体制来决策大事，以及为了掌握更多的可直接支配的财物资源，也为避免再过奉天逃难那种苦日子，直接向方镇节度使“宣索”聚敛，鼓励大数量进贡财物，以充实皇家内库收入等等。但对于这些事情，史家的意义和作用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例如宦官监军，虽然有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却是一种恶政。又如亲理朝政也是搞乱君臣职分之举。虽然是真的想干一番事业，怕事情做不好，但一方面由于个人的能力、才识再强总是有限——德宗实际上是一个聪明有才的皇帝，做不到总是正确地处理事情，加之性格猜忌，只依靠内廷近臣的小圈子处事，造成如内外廷矛盾，与朝臣官僚的隔阂不信任，决策方式的紊乱等等问题，即如韩愈的评价所谓“贽之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于天子，长养成就之，不敢自爱，事之不可者皆争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揽持机柄，亲治细事，失君之大体。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而议者乃云由贽而然”。另一方面，也搞乱了君臣职分关系，管了不该管的事，破坏了正常的行政运转秩序。而且，如果说即位之初，德宗还能够锐意改革、重视外朝的作用，起用、信任崔造、韩滉、李泌、张延赏、陆贽等有实才的人搞各项改革的话，那么贞元中以后，就逐渐变得保守起来，囿于禁中小天地，求稳怕乱、不愿多事，爱听粉饰之言，猜忌心也越来越强，不能放心用人、难用到有实才的人了。当然，杜佑的情况除外。杜佑应该说是德宗晚年重用的大臣中当得起“有实才”评价的少数人之一。德宗一朝，起用了一批奸臣，如卢杞、裴延龄等人，也起用了一批贤臣，如李泌、陆贽、杜佑等人。复杂的官僚队伍构成，造成了德宗用而猜忌、对什么事都不放心的复杂的性格变化。
对于德宗在贞元中以后的治政表现，《通鉴》有这样一个描述和评价：“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上自陆贽贬官，尤不信任宰相。自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皆自选用，中书行文书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户部郎中王绍、司农卿李实、翰林学士韦执谊及（韦）渠牟，皆权倾宰相，趋附盈门。绍谨密无损益，实狡险掊克，执谊以文章与上唱和，年二十余，自右拾遗召入翰林，渠牟形神跳躁，尤为上所亲狎。上每对执政，漏不过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
语笑款狎往往闻外。所荐引咸不次迁擢，率皆庸鄙之士。”但是，虽然加强皇帝的直接权力的举措失当、适得其反，产生种种问题弊端，个人的威望也在下降，越到晚年越如此，但总的来看，德宗在位的２５年，国家的大形势却是基本恢复稳定、并逐渐向着有利于恢复中央权威的方向发展的，主要表现在：经济恢复正在取得成效，地方秩序基本稳定，朝廷的综合实力在逐渐增强。这一点很重要。以后宪宗时期的中兴，就正是以这２５年的这种积累发展为基础的。换言之，德宗朝政治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对于复兴唐室来说，还是争取了时间，积蓄了力量，做了一些打基础的事情的，有其特别值得后来的统治者宪宗感谢之处。正像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后来当“恢复中央权力的奠基人宪宗在公元８０５年登上皇位时，宪宗的的确确发现，他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所需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财政、军事资源基本上已经具备。这应归功于德宗不事声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顺宗李诵（公元７６１-８０６年）是德宗长子，大历十四年（公元７７９年）２９岁立为太子，在东宫２５年，贞元二十一年（公元８０５年）即位为帝。时年４５岁。由于即位时已患有中风病，行动不便不能语，即位后病情又日渐沉重，顺宗在位的时间很短，前后只做了八个多月的皇帝，便宣布退位，让帝位给太子李纯，并于退位一年后病逝。不过，顺宗为帝的时间虽短，他在位期间的朝廷政治，却因为经历了一次疾风急雨般的波动震荡——永贞革新事件——而在唐史上占有着特殊的地位。
永贞革新的实质是一场权力之争，是一场急切求治但经验不足的来自东宫随顺宗上台的年轻官员与世故一些又有既得利益的原德宗班底内外廷年长官员之间的权力之争。斗争的双方，其实在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如去除弊政、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甚至抑制藩镇、重振提高中央对地方的权威等重大问题上，看法见解是差不多的，分歧并不大。关键在于谁来掌握权力、执行这些大政方针。顺宗多年在东宫，身边有太子侍棋王叔文、侍书王伾等一批平常文人出身的臣僚相陪，又因为太子的身份所限，平常与外廷的大臣之间没有多少交往，不了解外廷的情况，所以即位后只有依靠在东宫时的臣僚及其结交的朝廷同事如吏部侍郎韦执谊等人，用他们来议政、用人、决事，处理国政。
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公元８０５年）的正月至二月，在很短的时间里，顺宗先是任命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之进入由原德宗班底成员组成的宰相圈子；又以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赋予他们参与决策的权利。同时，对于平时与他们交往密切的人也加以提拔重用：任命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韩泰为户部郎中、陈谏为仓部郎中、韩骅为司封员外郎、凌准为翰林学士。基本上是以原东宫系统的官员为主，取代原德宗班底的官员，完成了新班子的组建。新班子是一个积极干事的班子。在掌权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刷新政治，针对贞元末年以来的一些弊政积极施为，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改活动。例如立即下令罢免横征暴敛的京兆尹李实的职务，外贬为通州刺史；宣布蠲免当年京城地区的百姓赋税；取消“宫市”、“月进”、“羡余”等，罢除这些行之有年的弊政；召回被长期贬放在外的陆贽、郑余庆、阳城等正直大臣，任用经验丰富的杜佑主持财政盐铁，同时筹划派韩泰等人去接管京师禁卫部队神策军、欲夺取宦官控制的兵权等等，确实革除了一些弊政，使朝廷政治一时显示出新的气象，在争取人心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总的看，新班子的成员多数为才上来不久的原中下层官吏，社会地位较低，没有根底，缺乏为掌权所需要的资历基础，他们与原朝廷大臣以及众高级官员之间存在着差距和隔阂、彼此之间是难以沟通的。在成分、关系复杂的朝廷官僚队伍中，其实属于孤立的一群。矛盾很快就出现了。新班子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原朝廷群臣要维护既得的利益。宦官和地方势力也开始卷入。所以，新班子甫执政，各项新政措施还在实施的过程中，朝廷中已是明争暗斗、对抗时起、形势不利、局面复杂起来。
宦官和地方势力的卷入对抗，是导致形势不利的主要因素。宦官和地方势力是在早立太子问题上卷入对抗的。顺宗久病不愈，平日勉强登朝视事，群臣只能观望其面，不能奏对交流，于是有早立太子之议。但新掌权的王叔文等人不愿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是出现另外一个权力中心。不满王叔文等人专权的宦官俱文珍等人出场了。这年三月底，经过宦官的策划，德宗旧臣郑絪等人上书顺宗，取得同意，立长子李纯为太子。地方势力也开始介入朝廷斗争。四月初，地方大吏、已经做了２０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因扩大统辖范围至剑南三川的请求遭到王叔文拒绝，转而支持新立太子。他一面上书顺宗，要求让位，请太子监国，一面同时上书太子表示态度，指斥王叔文等奸佞，希望太子“斥逐群小，委任贤良”。荆南、河东等节度使也相继上书，请罢二王，行太子监国事。局面开始变得对新班子不利。但是，尽管形势不利，新班子推行的一些政治革新举措仍在进行，新政没有马上结束。
致命的打击发生在对禁卫军控制权的争夺失败上。宦官任神策军使、控制禁卫军是德宗积年弊政之一。王叔文等人很想革除此弊，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策划，很快把想法变成了行动。五月初，顺宗下诏，任命名将范希朝为神策军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带人前往奉天军营，去接管宦官的兵权。但由于生死攸关，宦官得知此事后，反应非常强烈，史称：“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宦者始寤兵柄为叔文等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于是暗中布置，拒绝接管。致使希朝等人到镇，诸军将领竟无人前来报到，接管失败。王叔文得知这样的结果，连叹奈何，方知大势已去。以后不到一个月，即以母丧为由辞职回家去了。局势由此直转急下。七月，新班子主要成员王伾称中风疾告退、陈谏外贬河中少尹。同月，经宦官俱文珍等请求，顺宗下诏令太子监国，同时任命基本上是新班子对立面人物的杜黄裳、袁滋为相。八月，顺宗迫于病情和已无人可用，宣布退位，让帝位于宪宗，并改元永贞。次年死于宦官之手。宪宗即位后，依靠重用德宗旧臣，贬、杀二王、一贬再贬韦执谊及刘禹锡、柳宗元等永贞革新主力人物为边州司马，史称“八司马”，进行人员调整、政治整顿，至此，历时仅八个多月的永贞革新事件结束了。
永贞革新事件作为一次政治波动和震荡，在唐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仅在于经过这次波动震荡，朝廷政治实际打破了德宗晚年以来的沉闷局面，出现了新的气象，变得人心思变思治、振奋活跃起来了；也不仅仅在于经过这次波动震荡，朝廷的官僚队伍状况发生了变化，人员结构得到了调整，一批目标明确、富有远见而能干的政治人物如杜黄裳、杜佑、武元衡、李吉甫、后来的裴度等人开始在宪宗周围聚集，形成势力，使朝廷恢复中央权威有望；而且还在于，也是最重要的，正是这次波动震荡造成机会，把年轻有为的宪宗推上了历史舞台。因此可以说，无论怎样评价永贞革新事件的价值意义，宪宗都是这次事件的最大获益者。
宪宗李纯（公元７７８-８２０年）是顺宗长子，１０岁封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公元８０５年）八月即位，时年２７岁。
宪宗很幸运，即位之时政治、经济的发展形势都对振兴王朝统治、恢复朝廷的权威有利。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就是在形势有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刷新政治、改善经济、增强实力，切实有所作为，把复兴往日权威的愿望付诸实际行动。宪宗也许是晚唐最强有力的皇帝。他崇拜、向往太宗创业、玄宗致治的先朝事业，虽然年轻但思想成熟，善于吸取经验教训，同时因为目睹了祖父、父亲在位期间的朝政施为，对于需要努力的目标和朝廷内部各种力量的资源情况有较深的了解，知道该向什么方向努力，该用什么人。在位１５年，勤于政事，精于用人，长于谋算，奋发有为，稳定四川、江淮后方战略地区、刷新朝廷政治于前，分化控制、打击削剪河北、淮西藩镇割据势力于后，终于成就了“元和中兴”一番事业，使丧失已久的朝廷权威一度得到恢复。
宪宗的复兴事业是从坚决派兵讨伐四川刘辟和浙西李琦，制止藩镇的势力扩张的企图、稳定后方，同时显示政府在战场上有能力打胜仗开始的。首先是打刘辟。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初，曾经支持过自己行监国事的韦皋病逝，部下刘辟请求继承其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职位，这时因正在处理二王、八司马问题，加之初即位有“无事息人”心态，宪宗答应了请求。但是仅两个月，刘辟就提出了新要求，希望统管剑南三川诸道。这一次，宪宗从宰相杜黄裳谋，回答以派兵讨伐。这年九月，讨伐军攻克成都，俘获刘辟送京师处死，朝廷委派新的节度使赴任，恢复了政府在剑南西川的统治秩序。其次是平李琦。李琦是王室后裔，时为浙西镇海军节度使。元和二年（公元８０７年），宪宗朝廷内部人事关系初步理顺，秩序整顿告一段落，开始更多地考虑稳定秩序、加强地方治理的问题，这年秋天，宪宗同意了李琦的入京朝觐请求，并派使者到京口宣布以王詹为留后的任命，同时慰劳将士，观察动静。但李琦请求入觐，其实只是试探，并无行意，于是称疾推迟行期。十月，宪宗宣布以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征李琦入朝为左仆射，李琦拒绝受命，一面指使手下击杀留后，一面命令分驻苏、常、湖、杭、睦等五州的部将去击杀驻所州刺史，发动了兵变。宪宗遂以淮南节度使王锷为统帅，调动淮南、宣歙、江西、浙东诸道驻军前往平叛。月底，李琦为部下反戈所执，械送京师，乱平。
剑南、浙西皆后方重镇，宪宗态度坚决，迅速平定叛乱，恢复和加强朝廷对这两处重要地区的控制，这两次胜利，起到了鼓舞人心、增强自信、提高朝廷威望，同时稳定后方的作用。对于宪宗的复兴事业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此后，宪宗又坚持轮换委派朝廷大臣甚至宰相出镇地方的办法，加强朝廷对黄河、长江之间及长江上、中、下游一些重要战略地区的控制，同时注意从控制神策军入手控制各地更多的军队，进一步为以后发动平定藩镇战争准备了力量。
宪宗为复兴事业所做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刷新政治，恢复宰相议决政事制度，为集思广益、正确有效地治国决策、处理政事准备条件，营造环境。唐初以来的宰相制度，是一种皇帝最后决断、数人组成的宰相小班子集体议政决策的制度，亦即是一种由有授权参知机密、参与议政决策的三省长官及三省重要部门长官组成宰相班子、集体向皇帝负责、定期召开议决政事会议的制度。宰相班子一般人数不定。三省长官及三省重要部门长官，若给予“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授权头衔，即为宰相。宰相们的职责，总的看“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事无不统，具体看主要职权有二，一为决策权，二为人事权（三至五品官的审批权）。最初宰相非专职，为相者无政事会议期间仍在本省本司办公，即杜佑追述其事所谓“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召开会议的场所“政事堂”也无固定地点，或在门下省，或在中书省。以后玄宗开元年间，中书令张说为相，始固定政事堂会议地点于中书省，并改称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宰相成为专门的职务，它官拜为宰相以后则改在政事堂机关办公，不回本司了。宰相议政，除了参加定期召开的政事堂常务会议，还要面见皇帝，随时参加皇帝召开的议政会议，谓之入阁议政或召对议政。入阁召对的地点，最初开元时期在百官朝参场所宣政殿后面的便殿紫寰殿，安史乱后，代宗时起逐渐固定在延英殿，成为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