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年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的血雨腥风中，回国投身革命运动仅半年的邓小平毅然随着中共中央第二次来到了上海。虽然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但在经历了赴法勤工俭学、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国内大革命运动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更加坚定。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年仅２３岁的邓小平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面对党中央的信任，邓小平在协助中共中央领导人做好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和整顿工作的同时，开始对中国革命的出路进行深入的思考，并最终坚定地选择了毛泽东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对这一选择的执着信念，邓小平欣然接受中共中央的安排，前往广西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并先后两次返沪向党中央汇报广西革命工作。即使遭受亲人去世的打击，即使受到由王明控制的党中央的冷落和排斥，邓小平也没有丝毫的动摇。
（第一节）毅然踏上革命路
１９２７年秋，在大革命失败后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中，邓小平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上海了。７<53fd><9年前，初次来到上海的邓小平是一位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血青年，而７年后，再次来到上海的邓小平已经是一名将共产主义作为毕生追求的坚定的革命者了。
在蒋介石于１９２７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高潮转入低潮。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财阀力量的支持下，更加残酷地镇压革命力量。
从１９２７年３月到１９２８年上半年，逾３１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其中共产党员２．６万多人，共产党组织也从公开转入地下。面对血腥的白色恐怖，在革命队伍内部，有的人彷徨了，有的人脱离了党组织，有的甚至投向了反革命的阵营，到１９２７年底，党员人数从五万多锐减到一万余人。然而，正是在这危难时刻，邓小平却毅然跟随着中共中央一起来到上海。
虽然邓小平回国投身革命斗争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执着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与邓小平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涯和在苏联的留学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邓小平和同伴们怀着以勤工俭学实现国家富强的美好憧憬，经过３９天的颠簸航程，终于踏上了法兰西——这片心仪已久的陌生的土地。
然而，当时的法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笼罩在新一轮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到处是工人失业、生产停顿的萧条景象。法国经济的凋敝也使得许多勤工俭学生陷入了欲学不得、又欲工不能的窘境之中。据华法教育会统计，到１９２０年底，失业学生的比例竟然高达五分之四。
来到法国不久的邓小平也不例外。由于经济拮据，他在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拉过钢板，在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做过钳工。也许当时邓小平并没有想到，４０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被流放在江西的最困难的时候，他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又当起了一名钳工，而且干起活来还是那样认真、熟练。
多年后，邓小平仍深深地记着法国那段艰苦的岁月，那个时候，“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
在冷酷严峻的现实面前，出国时所怀的“工业救国”的憧憬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１９２２年２月，邓小平怀着对“工业救国”理想破灭后的失望与彷徨，来到蒙达尼附近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正是在这里，邓小平开始接触共产主义。
勤工俭学运动的挫折使得许多学生开始探索新的出路，一些在国内就已经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选择了马克思主法国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１９２１年４月，邓小平曾在这家工厂工作。
义。１９２１年，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等人在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旅法共产党组织建立后，一方面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着作，多方面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另一方面在蒙达尼、克鲁梭等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聚集的地方，宣传革命理论，物色发展少共新成员。
受赵世炎、王若飞等共产党员的影响和对法国工人运动的亲身体验，邓小平开始认识到，原先期望通过勤工俭学学到一些技术，回国搞实业、办教育，最终实现拯救中华民族的设想只是一种空想，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１９２２年，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旅欧少共中最早的、也是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对于当年的这一段经历，邓小平多年后谈道：
“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地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对于资本主义的罪恶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接受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１９２５年，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留影。
“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１９２２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１日，邓小平离开工厂重返巴黎，参与革命杂志《赤光》的印刷工作。
为了办好《赤光》，邓小平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位于周恩来寓所的《赤光》编辑部，一笔一画地将周恩来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刻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装订起来。为了保证《赤光》能按时出版，他经常和周恩来一起忘我地工作，小屋的灯光伴随着他们度过繁星满天的夜晚，迎来初升的朝阳。邓小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也给其他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油印博士”。
在共同编辑《赤光》的工作中，邓小平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更与周恩来等一批革命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６０年后，邓小平在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邓小平在法国努力投身革命工作之时，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正经历着一次剧变。自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后，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从国共两党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各个社会阶层。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周恩来等一批旅欧共产主义者相继回国或到苏联去学习，邓小平等一批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成为旅欧党团组织的新领导。此后，邓小平一边继续负责《赤光》的编辑印刷工作，一边还受命担任里昂地区党的特派员，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
在法国领导革命活动的同时，邓小平也时刻关注着国内，尤其是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
随着国共合作的确立，上海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党员人数迅速增加，１９２４年５月时上海的党员人数为４７人，到１９２５年５月时已达到２２０人。其中，工人党员的增加尤为迅速。
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的工人运动也逐步复兴。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５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被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杀害。５月３０日，数千名学生和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分散到公共租界的街头，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并高喊反帝口号，英国巡捕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向示威群众开枪，１３人被打死，数十人受重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的风潮很快就席卷全国，在许多省市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帝怒潮。
消息传到欧洲，中共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执行委员会等组织也积极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６月２１日下午１时，几百名旅欧华人来到位于巴比伦街５７号的中国驻法使馆，将公使团团包围，并将事先印好的电报、通知等文件放在他面前，叫他签字盖章。最后，公使不得不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盖章，并保证旅法华人今后有行动自由和示威安全。
这场斗争不仅震惊了法国，甚至还影响整个欧洲。法国当局惶恐不安，派出大批警察四处检查搜索。作为这一运动组织者之一的邓小平也因此上了法国警察局的“黑名单”，受到法国警察的跟踪和监视。
１９２６年１月７日，一伙法国警察闯入位于卡斯特雅大街３号邓小平等人的房间搜查。他们也许没有想到，就在几小时之前，邓小平早已与傅钟等２０余名旅欧支部的党团员一起，乘上从巴黎到莫斯科的列车，踏上了前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求学的道路。
抵达莫斯科不久，邓小平等人进入由苏联政府为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而创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邓小平位于莫斯科沃尔肖卡大街１６号的中山大学。１９２６年，邓小平曾在此学习。
广泛阅读中国革命运动史、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各类书籍。在当时留下的一份自传中，邓小平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在课余时间，邓小平还经常参加斯大林等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主持召开的座谈会，或利用假期到苏联各地参观游览，与一些工人和集体农庄的成员交谈十月革命前后的感受。这不仅使邓小平亲身感受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干劲冲天的建设场面和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也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增强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就在邓小平在苏联留学期间，国内革命运动受国共合作的推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发展起来。在北方，直系军阀冯玉祥受革命的影响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军阀政府，并发表了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等倾向革命的政治主张。应冯玉祥的要求，邓小平等２０多名优秀学员提前结束在中山大学的学业，回国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之中。
１９２７年３月底４月初，邓小平到达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驻地西安，担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处处长。在西安，邓小平利用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丰富经历和在中山大学接受的扎实理论教育，对培养革命人才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在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下，从中山军事学校中走出了一大批具有革命觉悟的处级军官和党政工作干部，被誉为“西北黄埔”、“第二黄埔”。
但１９２７年４月，中国政局发生突变，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局部失败。１９２７年６月的徐州会议后，冯玉祥也开始倒向已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一边。他以集训为名，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礼送出境”。
虽然遭受了挫折，但邓小平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执着。
他回到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进行秘密斗争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渐渐的，“邓小平”这个名字越来越响亮，而他原来的名字——“邓希贤”倒反而不为人所知了。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破裂，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和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形势越来越危急。为了避开武汉险恶的政治局势，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迁往上海。
当时的上海是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重要基地，外国官员、商人、民族资本家、各类政治派别分子，乃至各种地痞流氓都聚集于此，形势错综复杂，人口流动频繁，这十分有利于中共中央机关的掩护。
同时，上海又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发达的工商业造就了一支力量可观的工人阶级队伍。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此后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上海的工人阶级已显示出强大的实力，而且中共中央曾长期设在上海，有着很好的革命基础。
１９２７年９月底１０月初，中共中央各机关从武汉陆续迁至上海，邓小平也随同中共中央来到了上海。
（第二节）２３岁的中央秘书长
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后，为了改变国共合作破裂以来全党涣散的局面，适应党的全部工作转入地下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根据八七会议上制定的“造就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的要求，对党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并先后在中央常委会下组建了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和秘书处等机构。
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黄玠然回忆，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和主要工作有：
“文书科科长是张唯一，工作人员有张越霞、张纪恩等人。
这个科负责刻蜡版、油印、收发文件、分发文件、药水密写。这些工作都是分头去做的，而且都是非常秘密的。中央的文件和会议记录，一式三份，一份中央保存，一份送苏联的共产国际，一份由特科送到乡下保存。……文书科还有一个中央负责同志看文件的地方，文件一到，秘书长总要先去看。”
“内交科是顾玉良当主任。工作人员有张宝泉、张人亚等。
主要工作是把文件送到各处、各单位，还要送一些通知和情报，任务很重。”
“外交科归吴德峰管。外交的工作就是负责上海中央与顺直、满洲、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的联系。主要分为南方线、北方线和长江线三条路线。各线再分支线，建立一个全国的交通网沟通上海的中央和地方。文件、钞票和干部、来往人员都需要交通迎来送往。”
“会计科就是熊老板（即熊瑾玎）一个人，只有政治局同意的人才能去，他的那个机关由秘书长直接管理。熊老板负责管理党的经费，政治局决定后由熊老板发送，政治局派人检查财务的支出情况。”
“翻译科编制在秘书处，但实际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
刘少奇是俄文翻译，徐冰是德文翻译，浦化人是英文翻译，还有一个法文翻译。刘少奇主要是保持和苏联人的联系。”秘书处的工作虽然十分繁琐，但却掌握着党内的全部机要工作，是沟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枢纽，在整顿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中担负着至关重要的责任。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将这份重要和关键的责任交给当时年仅２３岁的邓小平。邓小平在几十年后还多次谈到这一段经历，他曾说过：“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