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就企图利用商品经济来推动变法，所实行的市易、均输等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王安石还没有从传统的“抑末”思想中跳脱出来，王安石看不起工商业者，认为：“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政府应采取政策控制工商业的发展。他的建议是：“工商逐末者，重租税以困辱之，民见末业之无用，而又为纠罚困辱，不得不趋田亩。”因此，王安石的市易、均输等法，也用来对工商业者的活动进行过度的干预。
永嘉学派的学者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深知工商经济的重要性，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或“厚本抑末”的观念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叶适指出：春秋时期“通商惠工”，用国家之力扶持商贾经商，到西汉高祖刘邦时才开始实行困辱商人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期更用国家的力量控制工商业。他认为：
“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在叶适看来，只有士、农、工、商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国家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天下才得以太平，因此，“厚本抑末”是不正确的，何况，这种所谓的“抑末”，只是国家政权夺取商人之利以自利的一种借口，根本谈不上“抑末”。照他看来，政府应该像春秋各国那样，以国家之力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叶适的观点十分鲜明，完全否定了长期居统治地位的重本抑末思想，在中国的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叶适提倡发展商品经济，主张官府给工商业者经营自主权，反对通过国家控制夺取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一再批评宋代的聚敛征榷制度，说：
“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
叶适批评王安石的市易法，认为其目的是用国家的力量与商人争利，“其法行天下终以大弊”。他在谈论宋代刑法比汉朝和唐朝轻，但比三代（指夏、商、周三代）重的原因时，又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山泽之利，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以自利，均田轻税而民无为生之苦”，即统治者不应通过国家力量，禁止百姓开发自然资源致富，只有人民生活富裕安定，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永嘉学派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我国南方特别是温州工商业经济发达的事实，而且他们实际上已成为工商业主的代言人。
那些反映“重本抑末”传统的种种思想和做法，如轻视工商业的观念，国家通过专营与工商业主争夺经济利益的做法，都在永嘉学派那里受到批判。
重视工商业，主张国家让工商业自由发展，已成为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体现。这些思想，即使在商品经济比前代有了很大发展的宋代，也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文化史》作者对此评论道：“反对中世纪外在超越的思想教条与权威，追求一种现实和主体自我的精神，这恰恰是中西方哲学近代化过程中最大的相似之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认为南宋时期的事功学和心学两大学派，“首先开始在各自的思想学说中确立了近代理性所必需的现实精神和主体精神”，因此“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历史起点应是南宋”。可以说，至今为止，温州还没有一种像永嘉学派那样的光辉思想，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也没有一种像永嘉学派那样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温州人。
北宋中期，程颢创立了理学，南宋时期经朱熹的发扬光大，理学在士大夫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最终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一根锁链。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即每个人只拥有崇高的思想和高尚的道德，而不考虑自己的物质条件和人生享受。然而，当许多地方的士大夫羞于谈论工商，崇尚不顾物质条件的修身养性时，温州的思想家却树起“事功”的大旗，勇敢地向“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挑战，为工商业者说话，大声呼吁朝廷为经商致富提供更大的方便。就此而言，永嘉学派的思想体现了温州的重商文化和务实文化，它是以温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土壤为根基的。反过来，永嘉学派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以及重视物质生活重视工商的思想观念，又有力地影响和强化了温州的地域文化，构成了温州历史发展中的“遗传因素”。这种“遗传因素”渗透在温州人的骨髓里，并在以后的八九百年中得到了承传和表现。
温州学者在分析温州之所以率先发展私营经济，勇于创业成功致富的原因时，无不认为得益于祖先遗传的创业文化，并用充满感情的语言，表达对开创商业之风的祖先和创造了精彩的永嘉学派思想的古代学者的崇敬。
他们认为，温州文化是一种有别于儒家文化的独特的商业文化，深受宋代永嘉学派的功利思想和重商思想的影响。即使在受极左思潮统治的文革年代，温州人也没有接受多少计划经济的思想，市场经济的神经始终紧绷着，一有机会就要予以表现。这也是温州的私营经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顽强存在并率先得到发展的文化上的原因。
同时，温州文化又是一种专注于实用的实践型的文化，它注重实践和经世致用，不喜欢进行空洞的玄学讨论，不爱发迂阔的议论，凡事强调尝试，强调直面“当下”，强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所作为，“实践”的执着成了温州价值观的基础。
因此，尽管温州的私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屡次成为政治上的被告，对它的是非论争非常尖锐，身处矛盾旋涡的温州人却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生意或关上自己的家庭企业。他们说：你搞你的运动，我搞我的“资本主义的尾巴”，“主义”看不见，“尾巴”
却能够使餐桌上多一盘菜。你讨论你的姓“社”还是姓“资”，我搞我的家庭工业。有人认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以商人的眼光进行价值判断和取向，就是温州模式不仅没有搞垮反而得到发展的奥秘所在。
叶适说：“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尔！”永嘉学派以功利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正是对功利的追求把温州人推上了发展私营经济的最前沿，形成了温州模式。在温州人的眼里，做买卖，会赚钱，能发财，是值得自豪的。相当多的干部群众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就是要取利、重利，而这些“利”，只要取之有道，取之合理合法，就是“义”；不劳而获，非法取利，就是不义。温州的“质量立市”
和狠狠打击假冒伪劣，许多温州人在致富后非常关心地方的公益事业，都表明温州人求“利”不忘求“义”，使永嘉学派的义利观得到了升华。有人把现代的温州文化概括为“以务实为其核心，以创新为其精髓，以尚变为其手段，以小巧为其外壳的文化精神。”显然，这些都可以在功利思想上找到它们的统一点。
３．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
提要：西方的先进生产力，伴随着不平等贸易和掠夺战争来到我国，地处东南沿海的温州成为西方经济和文化登陆较早的地区，工商业得到了发展。温州悠久的创业文化，在和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历史的车轮碾过了对外大开放的宋朝和元朝，进入走向保守和封闭的明清时期。明朝在大部分时间中，推行“片板不许下海”的严厉的海禁政策，凡私人下海贸易一律视为违法，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不仅私人对外贸易停止，国内沿海港口间的海上贸易也被迫停止。政府虽然还在宁波、福州等二三个沿海港口设立市舶司，用来保持朝廷许可的朝贡贸易，但因有种种限制，这些地方的合法贸易规模都相当小。而且，没有在温州设立市舶司，官方合法的对外贸易在温州并不存在。
清朝统一中国以后，由于郑成功势力仍占领台湾，清朝实行严厉的迁海令和禁海政策，禁止一切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直到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清朝统一台湾，禁海令解除，海上渔业、交通和贸易才重新出现。
对于温州这样的地少人多而且陆路交通不方便的地区而言，工商业是经济命脉，海上交通是经济血管。海上交通受阻，本地商品无法外运，外地商品无法运入，工商业经济便不能发展。因此，明和清前期温州的工商业经济走向衰落。明代游历很广的着名学者王士性谈他对浙江各地的印象时，特意指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在他看来，今台州、温州、丽水等浙江南部地区的人民，靠耕种山田和下海打鱼为生，自给自足，商人不出远门经商。明代温州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一派农业经济，类似宋代那样工商业经济大发展以及商风极盛的局面，在王士性的笔下一点都没有出现，而且王士性居然还将此看成好事。
然而，明清时期严厉的禁海令未能扼杀温州的海上贸易，只不过使之转入地下，采用非正常的方式而已。学术界近十余年的研究成果证明，明代遍及东南沿海各省的“倭寇”，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所谓的“倭寇之乱”主要是沿海人民用非正常方式进行的对外贸易活动。温州当然也不例外，明代另一位游历极广的着名学者谢肇淛，就观察到参加“倭寇”的人，不仅来自广东、福建，也来自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沿海各府州。此外，温州人擅长手工业的传统也仍然保持着，只不过较高级的产品不是为平民服务，而是为宫廷服务罢了，例如万历元年温州府设立的织染局就用来监造宫廷所用的丝织品。到了明末，随着违禁贸易规模的扩大，温州的民间手工业开始复兴，生产的瓯绸、青瓷、刺绣、皮革、酒类等商品都有一定数量的出口。
康熙二十四年以后，我国各地的海上交通和贸易重新处于正常状态，温州的工商业经济获得正常发展的环境。当时，朝廷在宁波设濒海关，于温州境设多个属濒海关管辖的分口。温州的一些手工业产品开始出口，如平阳的永顺纸伞便于乾隆年间远销日本及南洋等地。
１８４０年以后，西方的先进生产力，伴随着不平等贸易和掠夺战争来到我国。温州因位于东南沿海，为西方经济和文化登陆较早的地区。１８７７年４月，根据中英《烟台条约》，温州对外开放，设立瓯海关，进出口贸易开始得到较快的发展。１８９４年温州进出口总值为７８．９万海关两，比开埠第一年的２６．２万海关两增加２倍，１９１９年进出口总值４０６万海关两又为１８７７年的１５倍。
国外的洋布、洋铁、煤油等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温州市场。早在温州开埠以前，外国棉布已通过各种途径涌入温州，１８８６年以后每年的进口量大致在万疋上下。由于洋布的价格比手织土布便宜，温州人开始改用洋布而不用土布。鸦片战争以前，温州的土铁不仅本地区自给有余，而且广泛销行于浙江各地。１８７８年以后外国的洋铁大量涌入，人们多用价格低廉的洋铁而不用土铁。温州的煤油进口始于１８８８年，当年进口了２０００加仑，第二年迅速增加到１５６０００加仑。由于煤油的价格比植物油和茶油便宜而且明亮，人们纷纷采用进口煤油。温州农民以往用豆饼、桕饼以及人和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其中豆饼产自东北，主要经上海输入。到２０世纪初期开始使用化学肥料，豆饼输入量剧减。
与此同时，温州的当地产品开始源源输出国外。温州是浙江茶叶、明矾、土纸、柑橘等产品的主要出口港。其中，茶叶主要产于平阳，当地的茶叶约有一半供出口。平阳县矾山（今属苍南）是我国明矾最大的产地，素有矾都之称，每年都有数万担的明矾输往国外。泰顺县的土纸年产值达６０万元，一般居浙江各县第六位。此外，温州所产的纸伞、皮箱、草席、石木雕刻手工业产品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口。
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说明近代温州已和国际市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不仅人民的重要生活用品如布料、铁、煤油以及化肥依赖国外市场，当地所产的茶叶、明矾、土纸、柑橘、纸伞、皮箱、草席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也日益依赖国内外市场。为了便于经商，各国的洋行，如英国的永泰公司、亚细亚公司，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法国的白礼士洋烛公司，德国的拜耳洋行、谦信洋行，日本的三井木炭公司、义大洋行等，纷纷在温州开业。１８９３年，为了适应出口生产的需要，温州商人在郊区创办一家使用３００名女工的茶厂，从事茶叶的加工，这家厂成为温州当地的第一家近代民族企业。１９０４年，这类茶厂增加到１４家。进入２０世纪初，温州的织布、机械制造、肥皂、食品等部门，都出现了近代工业。１９２６年，实业家吴百亨创建全国第一家炼乳厂百好炼乳厂，几年后此厂产品因质量优良相继获中华国货一等奖和西湖国际博览会特等奖。１９３９年，吴百亨又创办温州蛋粉厂、百好酿造厂、中国罐头厂、西山造纸厂等企业。与此同时，温州的皮革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市区出现制革街、皮鞋街、皮箱皮件街，前店后厂，星罗棋布，相当兴盛，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草席和纸伞生产规模较大，全市共有三十多家草席厂，农村出现一批专业生产草席的村和乡，各县的纸伞厂多达１００余家，产品曾获美国费城博览会一等金质奖。
温州的进出口商品主要经过上海、宁波、厦门等地转运，除了与这些港口有着较为频繁的海上交通以外，温州船只还进出乍浦、海门、泉州、福州、台湾等地。强大的欧风美雨除了通过西方人和西方的货物刮到温州，也从上海、宁波、厦门等沿海开放城市刮到了温州。商品经济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要求快速的消息传递，１８９７年温州邮政局正式建立，１９０２年清政府在温州设立电报局，１９１９年由私人集资的东瓯电话公司成立。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数万温州人来到了西欧。这一部分闯世界的温州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将西方的经济文化输入温州。
说到西方文化的传入，不能不讲讲在温州的传教士。
１８６６年１０月，一个叫曹雅直（译音）的英国传教士，在中国翻译的陪同下到达温州，成为第一个在温州传教的西方人。这位传教士是个跛脚，走路需用双拐，但他在传教方面却颇有办法。为了劝诱人们信仰基督教，他采用先办学校和医院，再进行传教的办法。先后办了一所男书院、一所女书院，学校免费向学生提供膳宿、衣被及一切文具，家长每月还可领取１０元补助。不过，条件是入校学生必须无条件信教。１８８０年又开设了一家医院，医院内设有门诊、药室和病房，为温州的第一家西医院。前来就诊的市民一律免费，但在就诊前必须先聆听传教士讲道，市民求医心切，只好接受。从此，信教者日渐增多。１８８２年至１９０７年担任温州循道公会传教士的英国人苏慧廉，为了吸引更多的温州人信教，主动学习温州话，用温州话传教，并用温州方言翻译新的圣经。由于时人缺乏音乐知识无法习唱西方曲调的赞美诗，苏慧廉又根据温州人喜欢听的民曲制成简易的曲调，普遍用于教徒的各种聚会。为了扩大影响，他又把西方的医药技术、科学知识输入温州，并创立了温州白累德医院和艺文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