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江苗区的旅游发展离不开现代化的大语境、沈从文的湘西书写和凤凰古城的旅游发展。在旅游场域中，山江苗族建立了苗族博物馆、开发村寨旅游、壮大其编织、刺绣和银器制作等手工艺生产。面向游客展现自身的文化独特性———“神秘性”使得过去表达出山江苗族惧感的许多仪式和物质载体在旅游潮流中反复出现，其历史与文化都经历了重构，从而完成了“惧感的舞台化”这一文化再生产过程。
一、山江苗区旅游场域的产生
（一）消费文化
G·默多克主张将文化看做是双重性的，即文化是意义要素和物质要素的结合，或是象征体系与物质体系的结合。如果我们历史地、动态地考察文化，可以看到并列的、共时的两条线索：一条是作为象征的、言说的、意义的文化，有着自成体系的规则和自主发展的逻辑，从而形成了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独特历史；另一条是作为受制于社会条件与经济条件之产物的文化，走上了商业化和工业化之途的历史。
资本逻辑将文化、经验、意义交流等精神活动以商品化的形式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这就使作为工业的、商业的文化从作为象征的、言说的文化脉络中完全剥离出来，并最终导致了消费文化的到来。
有两个因素与都市社会消费文化的盛行关系密切。其一，消费文化强调视觉的优先性，通过当代各种发达的媒体技术、文化叙事和视觉艺术的各种手段，构造出消费意识形态。这就使得视觉、图像媒体与消费文化之间互为因果，相互巩固，深化了彼此的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消费文化是与当今视觉、图像媒体的发达分不开的，消费文化因此具有直观性、肤浅性和流动性的特征，人们不需要过多的思维推理和辩证，只要依靠感观刺激就能产生效应——快感。其二，消费文化诉诸人类普遍存在的原始人欲。消费文化通过引导、控制、操纵人们的欲望而得以传播。这种欲望可能是建立于物质生活需求之上的欲望，也更可能是建立在符号、形象之上的，依托媒体的制造和诱导而制造出来的“虚假欲望”。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提出，人们购买的已不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而是其符号价值。而今天的城市也已经不再像十九世纪的城市那样是政治—工业的场所，而是传媒、符号、符码生产的场所。
媒体对精致、有品味生活的反复描述（这其中就包括了外出旅游），引发了大众本能的、无穷尽的物质欲望，并作出更高的社会期待或社会身份想象。符号体系通过了消费商品（不同的旅游目的地）有差异的使用和展示，产生了一个有着声望地位差别的等级制度。
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状况中，诞生于切身差异的特异性或地域性变成了人们消费的对象。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人们生存压力加大，生活节奏加快，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加，人们在厌烦了城市生活的单调后，出门旅游减负成了暂时逃离工作环境的好方法。越来越多的人在感觉到自己被重重压力包围和被异化的状况后远足他方，暂时摆脱这种不自由便成了旅游之所以存在的一个无可奈何的但也是最为重要的理由。然而，城市里都是相似的风景，到处都是雷同的、贴满玻璃墙面的高楼大厦；虽然各种娱乐和旅游的节目以包含各种地方的、民族的、区域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而自夸，但是在文化工业标准化的流水线上，这些文化元素都被资本重塑并抽空了其真实的草根性生命。在这种情形下，旅游者期待通过旅游触摸到真实体验和不同的“他者”，民族风情由此成为大众消费对象和文化商品的一种，走向乡村或少数民族村寨便成了当今的一种时尚。这也解释了越是从大都市远道而来的客人，就越喜欢凤凰古城和周边的苗寨，喜欢这里的风光和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同的文化。此时，游客到凤凰和周边苗寨旅游，一方面表达着自己对异域文化的兴趣，同时也表明自己的品味和修养。
（二）媒体话语权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遥远的时间和行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还不断增大。
社会关系跨越空间与时间的延伸有赖于跨越时空的传播技术的支持。从文化的层面而言，新的媒体技术使远距离文化传播的质量与速度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技术成为新的主体参与到塑造文化的进程中来，人类对知识的获取和文化的体验已无法完全受控于已知或预知的规则、制度。现代传播媒体已完全参与到建构文化和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并逐渐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和相对自主性。媒体从“人体”延伸出去，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反过来制约和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的变迁，改变人类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媒体在现代社会所具备的制度化作用，赋予了它强大的社会形塑能力，如话语解释权、议程设置作用等，这使得媒体能够参与到文化制作事件的进程中来。旅游吸引物的制作，也是这么一种文化制作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媒体不只是文化意义的再现，也是日常生活斗争的场域。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供给分散和选择自由的后现代状况之下，公众的注意力成为所有商品中最稀缺的”，而差异性和多样化是获取公众注意力的首要诉求点，推动着生产与再生产链条的循环滚动，差异性成为媒体文化产品标识其市场价值的通行证。因此，总体上媒体比以往更关注自身产品的差异性、多样化和趣味性，对民族文化的挖掘也更加充分。在这个制造差异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其二，大众媒体是现代社会的象征权力，同时具有大众化和商业化这个特点，这使开发民族文化旅游的人们意识到，争取到媒体的关注，以及以何为关注点来争夺话语权，已经变得比民族文化本身更为重要了。就湘西的旅游开发而言，湖南电视台《谁是英雄》栏目在湘西德夯苗寨录制猴儿鼓和鼓王比赛的节目。此外，又有剧组在德夯苗寨问天台上录制了一台节目：《谈“鼓”论今——“鼓”舞湘西》，通过媒体，“鼓舞”成了湘西苗寨旅游的最有魅力的吸引物之一。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指定刊物《民间文化》也曾到山江苗寨采访调查，客观上为它的旅游品牌的创立造了一定的声势。
当今社会，媒体以前所未有的普及率取代大学和出版社成为文化和知识制度化的主要手段，这说明了社会的巨大变迁。民族文化的持有者或开发者与媒体联姻，让被筛选出来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符号的意象频繁地出现在屏幕上，并不断地被其他媒体反复提及和再现，这些民族文化特质便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并随着出镜率和收视率的上升，该民族的这些文化特质的地位和商业价值也不断上涨。就与媒体的关系而言，这些文化意象从媒体中获得了自身合法化。媒体和民族文化旅游形成了“互搭梯子”的共谋关系。一方面，媒体为某一特定民族文化的持有者将自己的文化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媒体又利用独特的文化风情提高了收视率，其结果是双方的互惠互利。
由于任何文化产品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一定时间内的消费才得以实现，所以，民族风情成功转换为文化产品，有赖于媒体对它们的推销，进而使得更多的受众认识和接受这些产品。因而，旅游开发者对特定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的成功也就转而成为他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得到的文化资本的多寡。这个成功并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在于媒体把他们所希望的产品形象推销给了公众。
现代媒体的普及化使旅游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跨国传播媒体技术的影响下，新闻报道主体的多元化正在逐步消解国家信息控制与解释的中心，公共领域内不同话语得以呈现和撞击，少数民族风情旅游和村寨旅游的各种宣传话语获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同时，互联网在中国的崛起客观上为各亚文化群体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随着因特网在现实空间的普及和在虚拟空间的开疆拓土与无限的“非领土化扩张”，“虚拟世界”社区空间里的讨论使旅游获得更大的低成本的发展空间，旅游网站对自身旅游形象的设计，也大大推动了人们旅游的热情和获取资讯的便捷。
（三）沈从文的湘西书写及其影响
世界乡土文学大师、著名苗族作家沈从文的个人魅力和作品对于湘西的外界宣传起了重要作用。作为湘西书写的拓荒者，沈从文为人们营建了一个“想象的王国”——秀美、诗意而充满传奇色彩的湘西，为当代湘西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令无数的文化人心生向往。
沈从文把湘西的乡村社会作为理想人性的依托，在对湘西乡村社会的礼赞和对城市人生的批评中，用清新优美的文字，构筑起“理想人性”的神庙，想象出一个野蛮而优雅的湘西。在1929年前后，沈从文以苗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为依据，创作了充满传奇色彩和浪漫想象的《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让人对这些民族的文化气质充满了好奇。他的作品《边城》当属湘西世界最动人的生命传奇。《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向世人展示了迷人的风情画卷、人间悲欢、社会风貌、古迹遗踪等。
许多游客到湘西凤凰和苗寨的游历，原动力都来自于沈从文和他的小说。
出自对作家沈从文的崇敬和他所描绘的人物和生活的向往而来到凤凰旅游的“沈从文迷”慕名来到凤凰后，一定会去拜谒沈从文的故居和墓地。
以下几位游客的内心感悟或许能让我们体会到沈从文先生不一般的魅力：之所以要说到沈从文，可以说是他把凤凰这个边城小镇引向了世界，就像当地民谣唱道的一样：%讲古城来说古城，凤凰有个沈从文。又有画家黄永玉，还有官员熊希龄（后两位也是凤凰城的名人）。而也是在拜读了《边城》，《凤凰》之后，（我）想更多地了解沈老笔下的翠翠……（上海游客wz）沈老很聪明，生前如此，去后亦然。选了个天然观景的所在，把故乡的景致尽揽于眼底。“一个士兵要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家乡”（黄永玉），“听涛”（黎元洪），“星斗其文，朱子其人”（沈老小姨），诸多墨宝间，沈老的墓地看上去让人觉得主次有些不当；%但是我想这正是沈老令人崇敬的地方：%当四下皆是争夺名利的世界和文人，自己则单守一片清平。朴实的文章、简单的情感向世人昭示一个文人应该承载的责任和他可以企及的标杆……（上海游客jh）舟行十余分钟，来到听涛山下，这就是沈先生的墓地了。
山不算高，但林木茂密。我们拾阶而上，山路幽静，不时传来几声鸟鸣。不消几分钟，我们来到沈先生墓前。沈先生的墓地并无坟茔，只立了一块五彩石碑。据说当年沈先生去世后，骨灰大半撒于沱江，随江水漂流四方；小半就撒在这五彩石旁的桂花树下，永眠于故乡的山土之上。碑上，有其妻妹为其题的四句诗：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每句后一字连起来就是“从文让人”。据说此中含义一为寓从文先生一生与世无争，二为寓既从文便应让人，也可谓从文之士的警训。有同志说起，沈从文先生为凤凰留下了无穷的财富，可谓泽被后世。吾亦认同，然究竟是沈先生成就了这边城，还是这边城成就了沈先生，恐怕也是一种际遇，二者皆不可缺。历史中似此经历者，也不胜枚举……（深圳游客zy）我想，沈从文先生作品中最具有写实主义的有关于苗族的命运、苗族的赶集和凤凰的民众生活的，莫过于以下两段，它们总是能激起读者心灵深处最真切的悲悯与柔情，最大限度地刺激了一名读者转化为一名游客，满足他们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做点什么，同时自己也得到了什么的冲动。
有时那一天正当附近十里长宁哨苗乡赶集，就空了两手跑到那地方去，玩一个半天。到场后，过卖牛处看看他们讨论价钱盟神发誓的样子，又过卖猪处看看那些大猪小猪，查看它，把后脚捉起时，必锐声呼喊。又到赌场上去看看那些乡下人一只手抖抖的下注，替别人担一阵心。又到卖山货处去，用手摸摸那些豹子老虎的皮毛，且听听他们说到猎取这野物的种种危险经验。又到卖鸡处去，欣赏欣赏那些大鸡小鸡，我们皆知道什么鸡战斗时厉害，什么鸡生蛋极多。……
小河边到了场期，照例来了无数小船和竹筏，竹筏上且常常有长眉秀目脸儿极白奶头高肿的青年苗族女人，用绣花大衣掩着口笑，使人看来十分舒服。……间或谁一个人身上有两枚铜元，就到卖狗肉摊边割一块狗肉，蘸些盐水，平均分来吃吃。……到场上去，我们还可以看到各样水碾水碓，并各种形式的水车。我们必得经过好几个榨油坊，远远的就可以听到油坊中打油人唱歌的声音。一过油坊时便跑进去，看看那些堆积如山的桐籽，经过些什么手续才能出油。我们只要稍稍绕一点路，还可以从一个造纸工作场过身，在那里可以看到他们利用水力捣碎稻草同竹筱，用细篾簾子勺取纸浆做纸。我们又必须从一些造船的河滩上过身，有万千机会看到那些造船工匠在太阳下安置一只小船的龙骨，或把粗麻头同桐油石灰嵌进缝罅里补治旧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