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汉墓中出土有陶囤，圆形，下有四根立柱，盖顶呈伞形，中有突起的攒尖（cuánjiān，锥形屋顶的尖端）。周壁刻线纹，以示其是用竹席木柱构成。
陕西临潼上焦村7号秦墓出土的圆形陶囷，在门的上部刻一“囷”字。西安东郊汉墓中出土的圆形陶囷，顶部书“白米囷”、“小麦囷”等文字，证实其名称确为囷。
陕西咸阳茂陵1号汉墓所出陶囷，顶部墨书“小麦—京”、“大豆—京”等文字，“京”即是大型的囷。
河南南阳王寨东汉墓中出土的陶廪为上下二层，下层前有围墙，廪顶设有两个气窗。
河南淮阳北关东汉陈王墓出土的石廪设有三个气窗，壁面刻有人物、动物画像。此廪分二层，两侧有楼梯上下，重约两吨。
各地出土的陶、石仓廪多附斜坡楼梯，储米时应循梯登上上层平台，自上部的小门向廪内倒米。出米口则应是其下层的大门。各门均有挡门板，外加门关封闭。
汉代绘画、石刻艺人们对粮仓也十分熟悉，在绘画和石、砖画像上都作了精细描绘，可以和陶、石仓廪模型相参照。
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前室西壁壁画上有榜题“繁阳县仓”和“护乌桓校尉谷仓”的两座仓，都是重檐的大建筑。
粮仓（山东沂南）
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中室南壁门楣上的粮仓，面阔五间，上下两层之间有简单的平座。庑殿顶、仓顶前檐设有两个气窗，二楼设两个倒粮食的小门，采用窗式封闭法。一层设两个出粮食的大门，门关紧闭。门前有台阶，仓下有底座，因此仓底肯定高出地平面。
四川画像石、砖上的仓房虽然较为简单，但通风防潮性能良好。
新都出土画像砖上的粮仓，底设四根立柱，粮仓建于立柱之上，中间设一大门，整个粮仓呈吊脚楼式。
广汉出土画像砖上的粮仓面阔三间，进深二间，仓下有底座，墙顶设通风窗。
彭县出土画像砖上的仓房底座较宽，于仓房四周形成平台，仓房面阔六间，设有两个大门。仓顶的通气窗也呈六扇。
成都市郊出土画像砖上的仓房底座也宽于仓房，其上竟可拜谒。仓房面阔三间，中设大门，仓顶设二通气窗，窗棂为方格状。
成都曾家包汉墓画像石上有吊脚楼式仓房和底座式仓房各一座。
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汉墓南耳室南壁上的仓楼甚是高大，顶呈重檐歇山式，外侧设楼梯，二层楼前有平台，顶设通气窗，仓底高出地面。
由汉墓壁画，画像石、砖上的图像和各地出土的陶、石仓廪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内蒙古、河南、山东等黄河流域地区的仓房较为高大复杂，不仅通风良好，安全性也很高，充分展示了汉代建筑工匠建造粮仓的高超技术水平。
五、砖石木构的桥梁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由此可见桥的重要作用。汉代造桥技术已相当高超，砖石木构的桥梁遍地皆是。除能造小拱桥外，还能造比较大的桥，如《三辅黄图》中说，都城长安的渭水桥由750根木柱组成67个桥墩，共68跨。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中室西壁上的七女为父报仇故事图上，艺术地再现了渭水桥，虽然只画了6跨，离文献记载的数目相去甚远，但在艺术品中已是大桥了。该桥每边斜坡占两跨，中间占两跨，每跨端点的连接处，各有由4根木柱组成的排架支承着。桥板两边有护栏。汉画像石、砖上，除了有结构类似的木结构桥梁外，还有砖石砌筑的桥梁。
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后室门额上的木桥是只有两跨的斜拱桥，一根支柱位于桥的中央，两跨中渔船可以自由往来，桥两边有护栏，华表位于斜拱与中段平板的转折处，木柱高出护栏许多，上端有长方形构件。上刻对称的几何纹图案。
木桥（山东沂南）
山东苍山城前村汉墓画像石胡汉战争图上的木斜拱桥，结构与此相似，但华表位于桥两头，上端横插构件呈倒梯形。
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门楣胡汉战争图上的斜拱木桥为三跨，两排支柱位于斜拱与平板的转折处，柱顶有斗，桥两头建华表，华表顶端装有三角形构件，构件上有三个三角形镂孔。
山东苍山前姚画像石胡汉战争图上的斜拱桥为四跨，支撑桥板的桩柱顶部有一斗二升，整个桥梁坚实稳重，桥两头的华表顶部呈心形。
山东临沂白庄汉墓画像石上的斜拱木桥，不用桩柱支撑，只有一跨，同样坚实耐用。桥底板两侧饰有花纹，桥两端华表顶端心形构件上饰有圆圈纹。美观华丽。
四川成都站东乡青杠坡3号墓和成都扬子山2号墓出土画像砖上的斜拱木桥，斜坡很小，每跨交接处有一排四根支柱，桥板分纵横两层，桥两边有护栏。
山东嘉祥武氏左石室和嘉祥五老洼等地画像石泗水升鼎故事上的斜拱木桥最为简易，非但没有华表，连护栏也没有。
木桥的另一种类型是平板桥，这种桥比斜拱桥要落后，由于不起拱，桥板离水面很近，桥下无法行船。山东邹城画像石上有一座三跨木板桥，没有华表和护栏，前车刚刚驶过，中跨桥板就折断，桥下伸出一龙顶住车轮，使其免于落入水中，后车则险些马失前蹄。
在汉代，最先进的应当是圆拱桥，它是当时最科学、承重力更大的桥梁。
四川新都画像砖上的三跨木拱桥，弧度较大，圆拱较低，两排桩柱，各有四根，桥两边的护栏低矮简陋，桥比一辆轺车长不了多少，显然是座小桥。河南新野樊集画像砖墓中的木拱桥有多种样式，富于变化。
39号墓画像砖上的木拱桥虽然无柱支撑，但比新都的桥要长，三辆马车可以同时过桥，桥下可以行船。
36号墓画像砖泗水升鼎故事图上的木拱桥也无柱支撑，桥两边有护栏，桥上有华表，华表顶端有长方形构件。
35号墓画像砖上的木拱桥为五跨，其中三柱顶有斗，一柱直顶桥板。
24号墓画像砖泗水升鼎图上的木拱桥为三跨，两根桩柱顶端皆有斗，桥两端有华表。为助升鼎，桥中央竟置建鼓，二鼓伎持鼓槌击鼓。
汉画像石、砖上石桥的图像虽然不多，但技术却很先进。山东邹城高李村汉画像石墓前室西壁泗水升鼎图上的石桥呈圆拱形，两层楔形石起券，桥两边有护栏。
山东苍山兰陵画像石豫让刺赵襄子故事图上的桥梁为砖木结构。木料构成斜拱式桥面，桥两边有护栏，右端的华表上停一飞鸟。桥下中央是砖砌的桥墩，两端斜拱部分也全用砖砌封，大大增强了桥的承重能力。
六、敬宗祭祖的祠堂
每到清明时节，城里的人们成群结队，来到公共墓地烧纸、献花，祭祀自己的亲人。农村的祭祀仪式也大体相似，真所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遇死者生日、亡日，也都要扫墓祭坟。这种扫墓祭坟的习俗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起初也和今天一样，就在墓前祭祀，后来才出现了用于祭祀的墓上祠堂。关于祠堂出现的时间，学术界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祠堂起源于先秦。东汉时人王逸在给《楚辞·天问》作注时说：“屈原放逐，徨山泽，忧心愁悴，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圣贤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谍愤懑。”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32“祠堂”条中据此认为“战国末已有祠堂矣”。70年代以来，由于安阳殷墟5号墓（妇好墓）、311号、312号墓圹上部地面建筑遗迹和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魏王陵，及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封丘上建筑遗存的发现，特别是中山王陵《兆域图》的出土，一些学者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引申发挥，认为战国时期，甚至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用于墓祭的祠堂性质的建筑了。
另一种看法认为“古不墓祭”，战国以前祭祀祖先的活动都在宗庙进行，春秋战国之际才出现墓祭，而用于墓祭的祠堂的出现则更晚。历史学家杨宽先生根据文献记载，认为祠堂产生于汉代，昭帝时已相当普遍。
上述两种意见各执其据，互不相让，在学术界也各有其拥护者，在此，我们不想介入争论，只想结合汉画像石谈谈汉代的祠堂。
今天我们所通称的墓上祠堂，在汉代有几种不同的名称。
一是“食堂”。山东发现的汉代祠堂画像石题记上常见这一名称，如汶上县发现的路公祠堂画像石题记上有“天凤三年立食堂”，微山县两城镇发现的两块祠堂画像石题记上有“治此食堂”和“乃治冢作小食堂”。祠主身份较低者，只能建造像嘉祥宋山发现的小祠堂，将庙祠和食堂合一，“甘珍滋味兼设，随时进纳，省定若生时”，因此，“食堂”一词遂为祠堂别称。
二是“庙祠”。1964年在北京西郊石景山上庄村东发现了一批东汉石刻，其中有一块东汉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的秦君书佐石阙，其上刻有长达147字的题记，题记中有，“欲广庙祠，尚无余日。呜呼！非爱力财，迫于制度”的文句。一个小小的书佐能将宗庙和祠堂分建的可能性极小，庙祠当是建筑面积不大却兼有多种功能的祠堂的别称。
三是“斋祠”。山东邹城市发现的一块祠堂画像石上刻有“石斋祠园”四字，这一名称是由建于墓前的“斋宫”、“斋室”演化而来。在陕西长陵陪葬区最大的一座陪葬墓21号墓周围就发现一组带“斋”的瓦当，如“斋园”、“斋一宫当”、“斋园宫当”。皇室建斋宫，高官建斋室，为的是斋戒祭祖，以表诚心，中下层官吏和地主无力单设斋室，遂将“斋”、“祠”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