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754年，信奉苯教的贵族末氏、朗氏发动叛乱，谋杀赤德祖赞。叛乱虽然迅速被平息，但因嗣位的赞普赤松德赞尚且年幼．政权落入信奉苯教的辅政大臣玛尚仲巴杰之手。玛尚仲巴杰等人制定了禁止修习佛法的所谓布琼法典（小法典），规定除苯教外，不得信奉其他宗教。随即又采取了一系列全面的灭佛措施，据《巴协》记载：“这时，卡尔扎寺被彻底拆毁。珍桑寺被拆毁后，寺里的大钟被弄到秦浦的沼泽之中。拉萨大昭寺被改做屠宰作坊，杀了牲畜，剥下鲜血淋淋的皮子搭在佛像上，内脏等挂在佛像手上。信奉佛法的大臣芒氏及末氏等被治罪杀害。”另外，他们还将小昭寺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像拖走埋在卡扎地方的沙坑里．一个在拉萨管理佛像和经塔的香灯师也被驱逐回汉地。
藏文史料记载，赤松德赞赞普亲政后，曾把此前“禁佛”的大臣玛尚仲巴杰活埋，把达扎路贡流放到北方，由此可见苯佛斗争的残酷和激烈程度。经过多次“兴佛灭苯”的政治斗争，苯教逐渐失利．为了寻求生存之道，许多苯教徒携带经典向吐蕃王朝统治力量薄弱的青藏高原边缘地区转移，其中有的就辗转迁移到今天的甘南等地区继续传播苯教。据说，在赞普赤热巴巾时期，有3名苯教徒从西藏来到安多藏区，其中一名叫益希措尖的苯教徒在今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阿芒村附近修建寺院，传播苯教。现在位于夏河县甘加乡的作海苯教寺就是这一时期修建的。调查证实，甘南迭部一带的苯教大约是吐蕃王朝中期传人的，2名来自西藏的苯教上师华云丹和嘎旺，以及吐蕃王朝后期来到甘南的造帕达旺尖参和肖帕尼玛傲坚最初在这里播下了传播苯教的种子。迭部县政协的杨林多杰认为，这些苯教师就是在“兴佛灭苯”的困境下，前来甘南境内传播苯教的。
二、通过吐蕃王朝信仰苯教的驻军传播
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执政以后．力量不断壮大．随即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卫藏为中心向东、北两个方向向外扩张。首先征服了青藏高原边缘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小王国。随后攻占了唐朝政府控制的西域和陇右许多地区，然后在与唐朝接壤的地区派驻了大量军队与唐朝的军队相对峙，其中就包括甘南的洮、叠等地。
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唐朝中叶，迭、宕、洮、岷等地被吐蕃占领，统治这一地区的吐蕃军队首领是吐蕃赞普赤热巴11]时期（约公元815—838年）进军宗喀地区的军队中有名的“达尔哇”，其人力大无穷，能在两腋之下各挟一头公牦牛，两牛之蹄不着地，行走毫不费力。由于在众军之中他最出众，于是赞普命令他戍守东部边境迭部．今天迭部一带的藏族中有一部分就是当时驻军的后裔。吐蕃的军队中有随军的苯教巫师，“当时吐蕃军队中有随军巫师．每千户有一个较大巫师称‘拉苯波’，主持重要祭祀敬神仪式；一个战斗小组有一个小巫师称‘拉巴’，随时敬神保佑助战。后随‘嘎玛洛’（无旨不返）部落定居传教”。
唐朝时青藏高原的东缘是吐蕃与汉地接壤地带，吐蕃在这里部署了许多军队，他们被称做“没有赞普圣旨不得返回的遵守命令之人”，简称“噶玛洛”。“安史之乱”后甘南沦于吐蕃之手．北宋时期王韶收复熙河地区后，“部分原吐蕃军及其随军家属与战争中被裹挟的羌奴，在本县一些地区定居下来。至今县境部分地区藏族方言含拉萨语”。吐蕃军队中的富豪家族都随带奴仆。这些奴仆平时为主人从事农牧业生产，战时则服兵役。公元842年，赞普朗达玛死后，由于吐蕃王朝内部政治、宗教等方面的矛盾趋于激化，吐蕃王朝解体。吐蕃随军作战的奴仆（包括其他民族的成员，但已经吐蕃化了④）也脱离其主人，他们聚集起来，自称“嗢末”，其中一部分便定居于洮州’和迭部一带．这些人中有不少苯教徒，他们定居后就自然作为苯教传播的一个源泉，逐渐扩大了苯教的信仰范围。
松赞干布时期，佛教虽然已经传人藏区，但只在统治阶层中流行，还没有深入下层民众．所以苯教的势力和影响还是非常强。苯教巫师运用占卜、星相等巫觋之术左右朝政．甚至操纵王位的继承。甘南地区也有苯教巫师施行巫术的遗迹，迭部县城东边15公里处有一个名叫翁巴塘的地方，据当地人讲。此处有一个酷似翁巴（瓶子的意思）的山洞．是苯教巫师专门用来降伏敌人的道场。驻守边地的吐蕃官兵，后来吐蕃王朝崩溃后大部分不能返回自己的家乡，只得在驻地周围定居下来。于是苯教通过士兵在当地传播，这也是苯教在甘南藏区得以传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三、四川西北地区苯教势力的渗透
在整个藏区，四川西北地区是苯教流传规模大、苯教寺院和信徒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历史上曾经是苯教复兴的根据地．同时也是著名的苯教大师吉念美喜热坚赞的家乡。苯教的著名寺院雍仲拉顶寺（清朝乾隆年代兴佛灭苯，此寺被强令改宗格鲁派，更名为广法寺）以及苟哇象藏寺、大金寺、丁青寺等均坐落于四川西北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仅仅在今天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属安多藏区）境内的苯教寺庙就达62座之多。
苯教在四川西北地区传播的时间，根据《阿坝州宗教史概况》记载，早在赞普布德贡结（约公元100年左右）时，苯教有6名著名的传教人。其中一位汉族译师李德茂巴曾经到四川西北的嘉戎地区传播苯教，许多史料均记载了后世苯教徒掘出李德茂巴秘藏的苯教经卷。由此可以断定。最迟在公元2世纪以后，苯教已经传人四川西北地区，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55—797年）取缔苯教时，象雄地区的苯教徒热巴巾和塔衣布穷等人带着多部经典逃往青藏高原东边继续传播苯教。其中就在四川西北地区进行过传教活动。
四川西北地区和甘南地区两地山水相连，这就为四川西北地区的苯教势力向甘南藏区传播、渗透提供了方便。加上历史上四川治理下的松州和甘南的迭州由于历代王朝的更替而出现划定界线的不明确，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行政管辖现象。四川西北地区作为苯教复兴的基地向周围扩大自己的势力，在甘南藏区建寺传教，当然具有地理毗邻和文化同一方面的优势，由此形成甘南的苯教与四川西北地区的苯教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甘南藏区的大部分苯教寺院都是四川西北苯教寺院的属寺，有供施关系．即使没有正式的供施关系，他们之间在教义的传承渊源和教职人员的交流和培养方面也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甘南迭部的阿夏纳告苯教寺是四川更江寺的属寺（此寺隶属苟象寺）、雍仲恰日寺是四川阿西香仓寺的属寺。从现在两地苯教寺院的关系可以想象过去在苯教比现在兴盛时期他们的关系，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节苯教在甘南地区的发展
历史上河湟地区各民族虽然拥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但是他们（包括藏、蒙、汉、土等民族）仍然与苯教文化有着种种联系，这个区域的甘南洮河和白龙江流域等处即使经受这种多元文化格局的影响，但是也与苯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八思巴凭借大元帝师的权威，格鲁派借大清皇帝独尊的势力。先后迫令苯教改宗萨迦派和格鲁派，使苯教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和挫折，苯教的寺院数量虽然比以前减少，但是苯教的一些思想精髓，如苯教文化的神人血缘一体观、多样化的神祗系统和苯教文化社会性活动，仍然深入于人们的心中，只是在表面形式上有些东西和佛教成为一体，或者成为亦苯亦佛、两面兼容的共同行为。
苯教传人甘南藏区的初期，曾经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苯教寺院及信徒几乎遍布整个甘南藏区。在甘南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禅定寺附近，最初也建有一座苯教寺院。夏河县甘加的作海苯教寺是苯教奠基的350座寺院之一，在甘南北部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它是毗邻地区规模较大的苯教寺院。作海苯教寺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由此可见苯教以前信仰范围和势力影响的广大。
苯教在甘南地区的传播，最初就是由吐蕃王朝内部佛苯斗争、兴佛抑苯引起的。在苯教传人后不久，佛教又开始在甘南地区传播，佛教和苯教对有限的宗教资源的分割和占有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这样在卫藏地区已经发生过的佛苯斗争又一次在甘南藏区重演。佛苯之争一直伴随着苯教在甘南藏区的发展，实际上．苯教在甘南藏区的发展就是与佛教争取生存空间的竞争。
一、禅定寺建立初期苯教的发展
藏传佛教大规模传人甘南藏区的最明显标志就是禅定寺的建立．由此拉开了佛苯斗争的序幕。公元1246年前后，当时藏传佛教萨迦派法王贡噶坚参及其侄儿八思巴在前往凉州拜见蒙古亲王阔端的途中，曾经路过卓尼。他见当地山川灵秀，赞叹不已。当即劝告寺院主持在此地大力发展佛教，因为当地寺院用高大的马尾松做了大殿的柱子，卓尼藏语称马尾松为“召乃”，汉语翻译书写为“卓尼”，寺院因此得名，地名也随寺名而生。传说八思巴后来指派精通佛法、学识超群的萨迦派“格西”西饶益西在此地奠基建寺。当时卓尼一带还是苯教的势力范围，苯教实力非常雄厚，影响范围非常广泛，相反佛教的影响倒相当有限。禅定寺后山脚下原有一座苯教寺院，现在残存的一段墙壁据说就是当时苯教寺院的旧址。西饶益西在和苯教作了长期的斗争后，直至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才将寺院建成。
禅定寺的建立是甘南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藏传佛教在甘南地区开始扎根，这为随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禅定寺起初是萨迦派的寺院，格鲁派兴起后，禅定寺在1459年改宗格鲁派，借格鲁派在整个藏区的迅猛发展势头，藏传佛教在甘南藏区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与此相对应，苯教在甘南的活动空间进一步遭到压缩，佛苯之间的斗争也越发激烈。佛教势力以禅定寺为中心据点，大力弘扬藏传佛教，依次打击嘉戎、迭部、舟曲等岷江、白龙江流域的苯教，致使苯教徒纷纷弃苯皈佛。
二、卓尼杨土司对苯教发展的限制
卓尼历代杨土司都大力推行发展藏传佛教的政策。从而使甘南藏区的佛苯斗争高潮迭起。早在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杨土司的祖先些地“经川甘边境的岷山山麓．征服收降了迭部沟十八族等地，沿洮河而到卓尼境地定居，经大告铺、龙马沟，最后选住卓尼现址”，随后他以卓尼作为基本地盘．逐渐征服了洮河、白龙江上游的其他藏族部落，成为当时甘南地区最大的统治家族，所以说卓尼杨土司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明清以来卓尼的全部历史。卓尼杨土司是洮州“三土司、五僧纲”中势力最显赫的统治家族，自从明朝以来，雄踞一方，对甘南地区的政治、宗教和民族关系，一直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卓尼土司的祖先些地以及以后的历代土司，一方面加强同中央王朝的联系，通过上贡称臣，争取历代中央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另一方面凭借中央政权的政治支持，趁机竭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年），卓尼土司始祖些地以头人身份进京觐见永乐皇帝，被授予武德将军，后因其守护茶马交易和边塞有功，又封为世袭指挥佥事。明朝正德三年（1508年），第五任土司旺秀应诏进京觐见皇帝，明朝武宗皇帝高兴地说：“尔在藏汉之界护政传法为本朝的兴盛谋有益之事业，善哉，赐姓为杨，更名为洪，要一如既往，善用智慧护汉藏黎民。”自此以后．土司的子孙一直坚持对外使用杨姓和汉名，只在内部使用藏名。通过这些朝觐和上贡活动，卓尼土司密切了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提高了自己在甘南藏区的权威。与此同时，些地及其以后的历代土司大力弘扬佛教，依靠宗教的教化作用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第五代土司旺秀（即杨洪）有一个弟弟，从小出家为僧，后来作了卓尼禅定寺的堪布，在他的精心管理下禅定寺有了更大的发展。从此以后形成惯例，若土司生两子，长子将来承袭土司职位，弟弟出家为僧，担任禅定寺堪布。如果只有一个儿子，就既继承土司的职位．又兼任禅定寺堪布一职。经过卓尼土司的长期努力．以禅定寺为中心的甘南藏区卓尼政教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加强。
第四任土司噶吉在位期间，苯教在卓尼一带很盛行，“噶吉在位期间，黑番四旗还不属卓尼管辖，迭部境内苯教仍在盛行”。噶吉为了推行藏传佛教，以此巩固他在甘南政教界的地位，“使出渊博的才智，武扶兼用，消除政敌教敌（苯教）势力”④。使藏传佛教在卓尼一带迅速发展起来，他先后支持建立了园城寺、卓洛寺、录巴寺、阎家寺、江口寺、恰盖寺等格鲁派寺院，增强了藏传佛教在土司辖区的统治力量。而苯教的势力却在藏传佛教扩张的过程中受到沉重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