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异化，就是人们形成自我，又从中脱离出来。异化绝非个人存在层面的问题，因为人存在于社会之中，社会的物质条件、周遭的社会关系都共同影响着人的存在。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莫过于物质生产的问题，另外，人与人的交流同样不可忽视。爱情、友情等一切情感都从人际交往中展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似乎存在着必然的命运，即在永不停歇的生产过程中被疏远淘汰。除此之外，人们在产品的个人获取、掌控上愈来愈无能为力。当人在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中，逐渐失去了个人主体，人的异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人们堕入异化的关系中，只能寻求的是爱情、友情，以及其他真正情感的象征物，以求填补内心的需求，此种追求便是物神崇拜。
少年维特之烦恼
对某物或某人产生陌生感，换个角度来看，就意味着其人其物没有得到认证。当你从分手的恋人或者以往的朋友处感到陌生，正是因为你不再被认证为其爱情或友情的对象，现实令你感到惆怅。当你前往陌生之地，感到被冷落，因为周围的所有人对你并无关注，认证你的只有你自己。
这里有必要提到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他的哲学观点中曾提出过一个叫作“为了承认的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的概念，简言之，人是为了被承认而进行斗争的。黑格尔提出的著名观点“主奴辩证法(master-slavedialectic)”也与此相关。黑格尔认为，奴隶在命运攸关的斗争中败北，无可奈何地成为奴隶，然而他们自己的意识也随之妥协，接受自己作为奴隶的现实，继续保持依存于奴隶主的状态。
“为了承认的斗争”是与自我异化相关联的概念，二者就好像硬币的两面。德国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积极地将黑格尔的哲学概念进行发展，以此来分析民主主义。他撰写的《为了承认的斗争》一书也在韩国翻译出版，其中部分内容归纳如下。
每个人都渴望着从别人那里获得认证。或许你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每次作业完成或者做了好事，班主任老师都会为你盖章——象征优秀的小红花。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因为得到别人的认可而感到开心，感到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孩子们总是为得到更多的“小红花”而努力地做作业，甚至更勤劳地投入到班级大扫除中。
“人是政治性的动物”，政治的本质与这句名言很近似。无论以何种方式，向别人展示自己存在，并得到他人的承认，以此“认证”为基础来确保自己的发言权等权利，这就是政治的本质。每次政权交替时都能看到，新的掌权者乐于否定前任所为，并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如果真的是进步取代保守，通过革命成立新的政权也是人民所能接受的。但实际上，在老百姓看来这并非多么重要的事。举例来说，表面上替换劣迹斑斑的组织领导人，或仅仅是改变政府机构的名称，历史上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就像在尹兴吉的著名小说《臂章》中看到的一样，即使掌握着微小权力的人们也佩戴着臂章，胡作非为，因为他们渴望被承认的欲望已然扭曲，走向歧途。
这里我们多少会感到困惑，霍耐特所说的相互主观性的“为了承认的斗争”包括三种类型，其中最为基本的类型正是爱。当然，应该注意此处所说的爱并不等同于性爱，而是男女间的爱情，或者是朋友间的深刻友情，还有充满渴望的热切的理智欲望，这些则都可以归纳为“爱”的范畴。
那么，从这样的关系来看，爱的相对概念是什么呢？大致一想，爱的对立面可以看作是憎恶，但事实并非如此。听到过“没有爱就没有恨”这样的话吗？就像武侠小说中常出现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当然也会存在着绝对憎恨的对象。但是，如果对这个对手没有一点点期待或恩怨，那就根本没有憎恶的必要了。因此，爱的对立面不是憎恶，而是无视。
无论是谁或在什么前提下，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私的存在。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给予的认证。在类似博客、赛我网或Facebook（脸谱网）等社交网站上分享个人的生活，并且在意其点击率，这都是认证需求的表现。网络上盛传一句格言：恶评总胜过冷遇。意思是当被别人否定，对方不做反应，即自己被无视时，认证的需求会被严重挫伤。政治家和艺人都是靠人气活着，所以为了能被人们谈及，他们会付出各种努力。政客们在电视直播的国政监察会议上大声尖叫或做些出格的行为，是为了获得上镜而做出的努力；无名女演员们衣着暴露地站在电影节的红毯上，甚至故意爆出绯闻，这些都是为了通过所谓的“noise marketing（噪音营销）”以求得人们的关注。
正如自黑格尔以来的许多哲学家所指出的，爱情终归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确定他人眼中的自己，并因此感到快乐。这种观点放在相同的逻辑中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相对的，因为我和他人的关系同时也是他人和我的关系。因此，如果我疏远某个人，意味着最终那个人也会离我远去。
再回顾一下序言中所说的派对现场。其实感到尴尬的又何止你一人，别人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好不容易找到的熟人离你而去，其实他也在苦苦找寻自己熟悉的人，不是吗？有些人看起来似乎在谈笑风生，实际上却觉得非常无聊，趁周围的人不注意就偷偷地看手表……喧嚣派对的狂欢不过是一群人的孤单。
正是这样，我从你那里被异化，同时你也从我这里被异化，最终意味着我和你组成的“我们”都被异化了。
现在轮到我们的主人公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登场了。马克思出生于德国特里尔（Trier）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他遵循父亲的意愿进入大学学习，却自己把专业从法律改为哲学。当时的德国提到哲学其实就是指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哲学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他研究的问题便是“人的异化”。以宗教批判（考虑19世纪欧洲的时间、空间背景，这里的宗教当然是指基督教）闻名的费尔巴哈以唯物主义为依据，批判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哲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年轻人总是充满了激进的批判，所以当时的青年哲学家们大多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也不例外，他进一步发展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写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由十一条提纲（命题）组成，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作为全书结尾的第十一条，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第十一条的提纲也作为马克思的墓志铭，陪伴着他长眠在伦敦海格特郊区墓地。另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的命题如下：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ensemble）。
我们似乎不必为了理解这段引用而去读费尔巴哈的原著。马克思在这个命题中想要强调的是，人的本质并非游离于世界的独立存在，即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总体，或者可以称为总和。
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内心里的“我自己”可以独立思考并拥有情感，是独立于其他人的某种实体。在其他人出现之前，我就是我，我们的内心、思想、感情是先于一切确立的。
在西方近代哲学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哲学家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说过“我思故我在”，即“Cogito ergo sum”，这正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观点。笛卡儿彻底地怀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真理。但无论是再极致的怀疑，绝对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实是，存在那样一个怀疑着的“我”。假如没有“我”的话，就没有怀疑世界上各种事物的主体，“我”脑海里的怀疑也会逃之夭夭。总之，一句话表达这个结论还是：“Cogito ergo sum”。
但是，“我自己”真的可以称为独立于他人的完美的实体吗？甚至一个称之为“我”的存在真的存在吗？就像流行歌曲的歌词“我的内心有太多自我”一样，脑海中、内心中会产生不同想法的无数个“我”，谁没有因此而感到矛盾呢？
就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在其著作《梦的解析》中分析的一样，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无法意识到的“我”的想法，会通过梦显现出来。参考弗洛伊德所举的一个例子，保守的异性恋将军梦见自己和白天遇见的年轻又英俊的军官之间发生了同性之爱。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将军是否真的有同性恋倾向，但日常生活中因各种原因被压抑着的、未曾流露出的欲望或想法会在无意识的世界中呈现出来。
大部分人通过教育或学习将互相矛盾的“我”和谐地隐藏起来，只表现为一个“自我”。然而当这种尝试失败时，大脑被众多个“我”充溢，继而做出矛盾的行为，更严重的话则会发展成精神分裂。“精神分裂症”的英文是“schizophrenia”，词源来自于“splitting of mind”，即“心灵分裂成多个分支”的意思。
当然，精神分裂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可能带来思维毫无逻辑、行为混乱的病态状况。但是，正常人在正常情况下由于各个不同的“我”各自作用，也有可能会产生混乱的情况。那么，这么多的“我”从何而来呢？是我们脑中想象出来的，还是本能的产物？或者是笛卡儿认为的拥有“自我”的人群聚集构成的社会？之前的引用中马克思并不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与别人相联系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换句话说，我是某人的儿子，是某人的丈夫，也是某人的父亲。在教室里授课时是教师，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或进行讨论时又是学者。同时对于雇佣我的人或机构而言，我是被雇佣者。在我收到研究经费，使用其中一部分作为酬劳安排助教做事时，我又变成了雇主的身份。所以，所谓“我”的存在是由上述的各种社会关系综合起来定义的。
这样的话，我刚出生时既不是教师也没有结婚，就不存在于任何社会关系中吗？当然不是。如果不作为某人的儿子出生，我无法获得生命；假如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没有人照顾的话，也就不可能活到现在。从被遗弃在森林中和狼一起长大的狼孩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如果无法融入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即使从生物学来说属于人类，但事实上根本无法像人类一样生活。
有一些令人错愕的现象，比如无情地除掉独裁者政敌在女儿的记忆中慈爱父亲的形象，又或在政治上有着进步见解的政治家对待家人却维持着严格而保守的姿态，这些现象都可以从“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层面上去理解。
因此，“我”是依靠与我相联的各个社会关系构成的。构成“我”的社会关系中任何一层关系出现偏差的话，“我”就会因此受到损伤。如果关系产生变化，“我”也随机发生变化。
长久以来，当热情追求着的目标无法实现时，我们会因此丢失构成自己的关系总体中的某一个层面。如果与爱人分手，就会丢失和那个与爱情相关的“我”；如果和好朋友争吵后绝交，就会丢失与友情相关的“我”。虽然表面上是失去了恋人或朋友，因此失去了爱情或友情，但最终我们会发现失去的还有我们自己。
追求事业目标的人也是如此，不说目标落空，哪怕是目标全部实现后，因为已经实现而产生的空虚感会让那个人失去与目标相关的自己。少年维特因为爱情失意最终自杀，而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少年维特。因为虽然绝望之于每个人的广度和强度各不相同，但我们在日常中反复地体验着“少年维特之烦恼”。
人被定义为与别人相联系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生命各个局面中遇到的快乐悲喜，以及那些细微而混乱的生活纹理。但是，如果这个命题要成为社会科学的论题，仅仅这些议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为了理解在社会关系中个人与社会相联系的支点和方式，最重要的是要说明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
痴狂寻爱而踟蹰徘徊，却从未爱过自己一次
如果将某个独裁者的一生从其作为慈爱父亲的角度去理解，那就完全不能把握其在政治社会层面的意义。这种“展示”方式反而是政治宣传的惯用手法。包括希特勒在内的许多独裁者通过拍摄拥抱孩子们的照片，在大众面前树立平和、慈爱的领导人形象。
19 世纪南北战争结束前，奴隶制度公然地存在于美国。当时白人们将黑人视作与自己相异、十分卑贱的劣等存在，白人认为黑人就应该作为奴隶而活着。简单地说，他们觉得黑人生的是黑皮肤，长相又不同，就没必要同等对待，并且可以像使唤畜生一样使唤他们。以现今的观点看来，这是难以接受的荒谬想法，但在欧美国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种族歧视是普遍存在的观念。
马克思写于1849 年的宣传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有这样一句名言：“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即只有在保留奴隶制度的社会关系中，才会出现特定人种成为奴隶的现象。举例来看，出身于名牌大学的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社会处在一个重视学派和门第的体系中。换言之，体系中若没有非名牌大学，又哪来的名牌大学呢？因此，学历既是一种体系，也算是一种关系。再举个例子，非正式劳动者只有在特定的雇佣关系里才是非正式劳动者。如果没有正式，就不存在非正式。因此，这也可以视为劳动者间的等级关系。
在此就出现了所谓关系和本质的重要问题：名牌大学出身对于非名牌大学出身，正式劳动者对于非正式劳动者，就本质而言有什么意义上的差异呢？以韩国的情况来看，在国家统一组织的高考中取得优秀成绩者才能进入名牌大学。与此类似的是，要成为正式劳动者就必须通过特定的考试，或者手持一大堆证书作为资格条件，他们只有具备了这些才能通过非正式劳动者无法通过的选拔过程。那么，更高的分数、更优秀的资历真的是正当地获取利益的体现吗？事实上，关系的体系本身就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因此无法完全用本质性的差异来说明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