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和朱子铮，这对进藏前就相爱的恋人，从四川一直到拉萨，在向雪域高原进军的数千公里途中，无数次的四目相对，却很难说上一句话。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看着对方的身影，有时从视线中消失了，企盼、担忧、思念和祝福，只能埋在心里。
其实，行军路上，他和她就在一个文工团。他是团长，她是班长，但许多工作上的事，她只能按级别向分队长汇报，很难和他直接对上话。那时候，两人的恋爱只有个别人知道，一直高度地保密着。
用朱子铮的话来说，那时候根本顾不上去谈情说爱，偶尔有点精力就想休息，看到江一那瘦小的身子背着背包过冰河、爬雪山，也很想让她骑马或者自己去替她背，但却不能对她特殊照顾，多说一句话也只能是打着“官腔”。谁让自己是团长呢？全团的人都在看着你，全团的人都需要你照顾。
回想起来，那时候，他的确常常有意地回避她：在团里讲话时，目光不经意间转到她那儿，便马上收回；有时她想借故和他说句话，他也总是假装看不见；有时候明明可以说上话，比如休息或野炊时，她看见他一个人蹲在那儿吃饭，悄悄地走过去，他也会站起来走开。
虽然江一心里多少有点失望，但她能理解他的心思。他是一团之长，进藏路上任务艰巨，多少事情要他操心？尤其是伤病员出现乃至有战士牺牲时，看着他日渐消瘦、心事重重，还要忙前忙后，她真是既心疼又无奈。帮不上别的忙，她只有尽自己所能，把班里的工作做好，不给他添麻烦，不让他分散精力。
也许，正因为习惯了这种刻意保持的距离，他难得的一次亲密举动，令她终生难忘。大概是部队从昌都出发以后，一次，朱子铮从前进指挥所（简称“军前指”）开会回来，召集班长以上的干部传达会议精神。会议快结束时，他朝江一使了个眼色。江一虽然感到有些奇怪，但也心领神会，散会后，故意慢吞吞地走在最后。经过朱子铮身边时，以为他要说什么，他却什么也没说，悄悄地将一个热乎乎的东西塞到她手里，转身就离开了。
是什么东西呢？江一赶紧跑到没人的地方，张开手一看，原来是一个红糖窝窝头！她站在那里，一股幸福的暖流从手上传遍全身。多少个艰难的日子，近在咫尺却无法表达爱意，这一个小小的红糖窝窝头，却传递着他深藏的情意。
虽然饿着肚子，但江一却舍不得马上把那窝窝头吃掉，一直揣在怀里，直到当晚睡觉前才慢慢享用。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上级开会时发给他的，他没舍得吃，一心想要留给她。
这对苦恋的有情人，是进藏后部队里第一对结婚的新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向他俩表示祝福，还派人送来了一盒糖果。
现已年过八旬的杜琳和老伴也是青梅竹马，他们的爱情，却没那么一帆风顺。
1948年底，14岁的杜琳从老家开封参军时，本来她也要跟着一起入伍的，但她的母亲觉得一个女孩子家参军闹革命不像话，把她关在房里，没赶上报名。但好在，后来她哥哥和杜琳一起参军入伍了。
“我这一走，分开八九年，也不知道她家里的地址了”，杜琳说起这一段，还颇有些庆幸得意：“1952年，我和她哥哥正好都在德格师部工作。我有心，常常有事没事找她哥哥。有一次，在她哥哥的桌上看到一封河南来的家信的信封，记住了上面的地址。从那时开始到1957年，我和她通了五年信，一星期一封，长流水不断线！”
虽然，两人来往的信件一来一回常常要走三个月，但两人的感情却在“长流水”中越来越深。1957年，组织上批准杜琳回郑州结婚。杜琳回忆：
“当时我带着介绍信去，为的就是结婚。”没想到，到兵役局政审时，险些让他没结成婚。“他们说，经过了解，虽然女方在市委工作，表现不错，但她的父母已被内定划为右派分子了，劝我放弃。我一边感谢他们，一边明确表示，这婚一定要结。从上午磨到中午，再到晚上七八点钟，天都黑了，他们终于给我盖了章，说‘后果自负’。”
那一天，他和她欢天喜地领到了结婚证，夜已经深了。“婚后第十天，我就回西藏了。”也许，正是这份“忠贞不二”，让两人在今后长期的分居中，痴心相守。
在杜琳刚入住不久的新家里，他拿出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宝贝一当年妻子写来的一封封家信，生女儿时发给他的电报，还有女儿小时候写给他的信、寄给他的图画，都专门用一个小牛皮包包裹着，保存完好。这些“宝贝”，在他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是他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安慰。“手电筒放在挎包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拿出来，在被窝里能看一行是一行！”
满头银发的白曙，依然那样美丽、挺拔。很难想象，进藏时她是身患重病的“老病号”。丈夫刘振国已经离去十多年了，但那风雨相伴的四十六载，那患难所见的真情，让她此生无憾。他是她终生的“亲密战友1952年2月，两人相识在四川乐山。刘振国当时是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军级干部；白曙在文工团工作，普通一员。经组织介绍，同年3月8日，在进军西藏的前夕结了婚。婚礼照例是简单而热闹的，政治部和文工团的领导、战友们前来道贺。那时，正是他这个政治部主任最忙的时刻，进军前的动员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让他无暇多和她独处。不久，他和军长、政委又率先开赴甘孜等地筹备部署昌都战役。
没想到，白曙却患上重病，严重时已神志不清。组织上派人把她送到成都医院治病，但病情迟迟不见好转。为了更好地照顾她，组织上决定让白曙到甘孜来治疗。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医治下，加上丈夫的细心呵护和心理安慰，她日渐康复。
白曙忘不了，在她康复的那段时间，刘振国一有空就想办法照顾她，喂她吃东西，陪她说话；还曾歉疚地告诉她，听到她病重的消息时，自己是多么的难过；也曾耐心地讲给她听，进藏任务的重要和艰巨，不能分身去成都看她。患难见真情，这个由军级的“7号”首长变为自己丈夫的男人，深深地触动了她的心。
部队要翻越海拔六千多米的冷拉山的前一天晚上，刘振国严肃地和白曙谈了一次话，既像对妻子，又像对战友。那番话，她一直记在心里。他说，“明天就要爬这一路上最高的山了，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干革命就是要有牺牲的准备，万一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第二天，行军来到冷拉山的一个垭口时，天色已晚。刘振国怕后面的部队走错路，自己站在垭口，迎着寒风指挥部队。那一天，他很晚才回到宿营地。后来白曙才知道，就在那一天，有五位年轻的战士牺牲在冷拉山上。
先结婚、后恋爱的感觉，也许就像是拼拼图，要用心一片片地拼凑，才能拼出一幅完整美丽的图画。他的细心、他的果敢、他的每一个侧面，对她来说，都在一点点“拼凑”中，日渐熟悉，愈发喜爱，似乎少了哪一块都不完整。
刘振国喜欢下象棋、围棋，打篮球，欣赏音乐、戏曲。从西藏调到北京后，他经常和白曙一起步行到长安街足球场看足球比赛，有时乘公交车去听钢琴独奏，看芭蕾、歌剧、话剧……这一切，都让两人感受到时代的进步，必须抓紧时间充实自己！
困难时期，刘振国在房后空地上种了一片玉米地，一下子收了50斤。白曙知道他爱喝玉米粥，想给他留一点，但他不同意，全部送到机关食堂为战士补充口粮。在他一心为公的影响下，她也像他一样拼命工作，随剧团下乡边劳动边排练节目，为郊区、农村、工厂演出。
20世纪80年代，夫妇俩回到成都的干休所休养。学跳迪斯科，又让两人有了新的共同语言。除在集体场合积极学习外，刘振国常在家里打开录音机，对着穿衣镜跳，不会的动作就让文工团出身的老伴教，还鼓励她也多练习，以免生疏。每逢活动的场合，总能见到两人夫唱妇随、形影不离。
可惜，他先走了。在为他出版的纪念文集中，她流露出无限的眷恋和唯一的心愿：“百年后，明月夜，松林岗，相依相随永远相伴在故乡！”
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听父母谈起阿乐一家人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直至我长大、参军、恋爱、结婚成家后，才真正知道这个故事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后，像离弦的箭，直奔祖国大西南追歼敌人。这时走在二野十八军队伍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兵叫时钟曼。在漫长的昼夜行军中，时钟曼多次听老同志们传颂着一段凄美的爱情绝唱一十八军原宣传部长乐于泓和他的爱人丁香的故事。
阿乐和丁香相识于苏州东吴大学。当时，正值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他们一块儿讨论时事，聆听共产党人的演讲，又经历了“四一二”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屠杀的血雨腥风。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由相知而相爱。毕业后两人先后到上海，加入了共产党，后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阿乐和丁香从事地下工作，他们的安身之处就是窄小的亭子间，工作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丁香弹得一手好钢琴，在住房的窗口，时常传来《圣母颂》的琴声，这是他们互报平安的信号。
新婚才七个月，党组织就派丁香去北平参加一个秘密会议。由于叛徒的出卖，丁香不幸被捕。敌人认为她是共产党的要犯，又是在外国教会孤儿院长大的，担心外国人介入将会增加麻烦，因此匆匆将丁香押解到南京枪决。当时养母来狱中探望丁香，劝其写悔过书，并许诺带她去美国，丁香的回答是“我爱我的祖国”。1932年12月3日，丁香大义凛然奔赴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2岁，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阿乐得知后悲痛欲绝，当即赶往雨花台。时值严冬，寒风凛冽，冷雨侵骨。他站在丁香牺牲处，单薄的身体披着蓑衣，仰天长哭，雨水和泪水同时流淌。阿乐当即面向苍天对丁香立下终身誓言：“情眷眷，为将不息斗争，兼人劳作，鞠躬尽瘁，尝汝遗愿。”从此，阿乐关闭了感情的闸门，继续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抗战期间，他在新四军四师主编《拂晓报》。行军途中，战斗间隙，人们总见他独自一人，在村头或小河边拉二胡，用琴声彳顷诉对丁香的怀念。
师长彭雪枫见此，专为阿乐写了一首自由诗：
一个单薄的朋友，十年前失去他的爱人……如今啊！何以寄托，寄托在琴声里头……
十八军里凡是认识阿乐部长的人，都知道他的这段经历。每当谈起这个话题，大家都是唏嘘、感叹、赞美，更多的是对阿乐部长的敬重。他同时也成了众多女兵们的精神偶像。
时钟曼听到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还是一个参军不久的上海姑娘。时钟曼的父亲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才生，她出身书香门第，家庭生活比较优裕。对阿乐由仰望、钦佩到爱慕。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相遇了。那是在昌都战役胜利后，张国华军长给军直机关作形势报告时，阿乐部长主持会议，时钟曼做记录。她见到的是他儒雅英俊、才学广博的中年军人，极具魅力。
时钟曼评然心动，更重要的是对他高尚的美德由衷地敬重。而时钟曼那秀美的形象、优雅的气质、独具的风韵，也引起了阿乐的注目和联想一时钟曼酷似一个人，一个日夜思念的人，那就是丁香。十八年了，阿乐第一次对异性动情了。
丁香牺牲后，曾有不少女同志追求过阿乐，年轻漂亮的、才貌双全的，他都婉拒了，唯有时钟曼使他那颗冰冻的心融化了。横在他们之间的是年龄差距。时钟曼当时才19岁，而阿乐部长已步入中年，两人相差二十三岁。可是时钟曼看重的是精神世界。阿乐的思想境界、人品和才华，都深深地吸引着她。阿乐对党的那份赤诚，那种完全不顾自己身体健康、拼命工作的精神令她十分感动。更重要的，是阿乐对爱情的坚守和执着。这一思念就是十八年的单身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是罕见的。时钟曼认为，阿乐对待爱情，用坚守、忠贞这类词语形容，分量都显得太轻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爱情是珍贵的、无价的，自己将终身托付给他是值得的。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1954年5月，有情人终成眷属。
据时钟曼回忆，在和阿乐一起生活的数十年中，丁香没有离开过她的家。当第一个女儿出生时，阿乐和时钟曼商量，说叫小丁香吧，时钟曼很乐意地同意了。不管是在西藏，还是在其他地方，每到丁香的忌辰日子，全家都要祭拜。时钟曼会主动备上酒，取出二胡，让阿乐奏上一曲，抒发思念之情。他们调回内地后，阿乐为纪念丁香，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两侧小路的斜坡上，亲手种下了一棵丁香树。此后，陵园也在此种上了很多丁香树。再以后，南京市委将这条小路命名为丁香路。每年清明节，时钟曼总是陪着丈夫，带着孩子，到南京雨花台祭扫。
几十年他们相互厮守，相互支持，度过了“文化大革命”最艰难最痛苦的岁月。1992年，阿乐因心脏病突发过世。在他逝世一周年之时，时钟曼带着两个女儿，将乐于泓的骨灰盒埋在了他亲手种植的丁香树下。开始，孩子们不太理解，他们说丁香阿姨和爸爸仅生活了七个月，而我们的妈妈和爸爸风雨兼程走过了近四十个春秋，这样做不够公平。但时钟曼不这样想，她说，我们要理解你爸爸，他对丁香思念了一生，如今让他们在天堂团聚，我心里也得到安慰了。
时钟曼是首批进藏女兵中的一员，是整个进藏大军中的一员。她常说，是西藏让她遇见了阿乐，是西藏的生活才让她走近了他，是西藏的一切才让她懂得了他。
这些“老西藏”夫妻，曾经走过数千公里的进藏路，曾经在那里生活、工作十几年、几十年，曾经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西藏高原。他们共同面对过艰辛，面对过困苦，甚至危险。他们相互的眷恋、他们淳朴的情感，像陈酿老酒，愈到晚年，愈发香醇。
“老西藏”的爱情故事，虽然只是我随手采撷来的几朵小花，但我却分明看见，在那数千米以上的积雪冰峰上，数不清的洁白雪莲花还在傲然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