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贡拉有三座山峰依次而立，从下面看像三个阶梯，山路犹如一条长长的光带从空中弯弯曲曲飘下来，越往前行路越陡峭，队伍越拉越长，没人敢坐下休息，害怕再也站不起来。回头望，万丈深谷就在脚下，令人目眩头晕，心惊胆战。盛夏的夏贡拉虽说不如史书和传说中记载的那么险恶，但仍然令穿行其中的人们心惊肉跳。队伍在松柏参天、蓊郁茂密的原始大森林里整整走了三天，有段约五十里长、一二尺宽的小路，一边靠峭崖陡壁，一边临深渊急流，其间要走一截栈道，那截栈道只是一根悬架在半空中的树干。牵马望着下面奔腾咆哮的激流，心惊肉跳。当战士们爬过一段一里多长的苔藓石阶时，忽然后面有人喊：“不好啦，马摔下去了！”扭头看时，一匹马摔进了一百米深的山涧里。
夏贡拉山上积雪有两米多深，牦牛开路，部队沿着牦牛过的雪壕前进，两边的雪墙比人还高，每个战士都跌倒二三十次以上。首先爬上山顶的指导员范培绪和一班班长风德成从冰峰上放下一根二十多米长的牛毛绳，让后继者抓着绳子攀上冰峰。
怒贡拉没有神奇的传说，却是货真价实的大石头山，上山十里，下山十里，全是崎岖的石头路。石头大的如磨盘，小的如斗碗，乱石棱角尖利。队伍犹如行走在一条漫长的刀山锥路上，一天差不多完全用脚心走路，要不是厚厚的胶鞋底，脚板会被切断刺穿。骡马的蹄子常被夹在石缝里，一路上只听得马蹄铁掌和山石撞击的声音，连块休息的地方也找不到。听到山石里开了锅似的流水声，却看不见流水。山顶积雪比夏贡拉的雪还多，露出雪层的满山怪石，像无数张牙舞爪的野兽。
翻过山顶，队伍没有休息，直接奔下山去。路经擦竹卡牧场的牧民帐篷时，战士们每人带上了一捆群众支援的烧柴，满心欢喜地向宿营地进发。不料想，刚刚还烈日炎炎，晒得人头昏脑涨，转眼就是狂风卷着黑云压顶而来，一阵冰雹劈头盖脸砸到人们的头上、身上，人马都走不动了。没办法，只好站在原地，用背包、烧柴挡住头，接受无情的冰雹袭击。大约半小时后，冰雹总算停了，部队继续前行，到达擦竹卡西五里的一片草地宿营。每个班的战士都按出发前的具体分工，有的搭帐篷，有的支锅煮饭，有的放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哪知，饭还没煮熟，冰雹再次卷着狂风呼啸而来，多亏帐篷桩子打得牢，才没被刮走。一时间，草地上、帐篷上、饭锅里“噼里啪啦”直响，演奏着让人啼笑皆非的“风雪交响乐”。灯熄了，火灭了，未煮熟的饭被冰雹雨水泡成了稀糊糊，连帐篷周围临时挖的排水沟都被冰雹填平了。王其梅的爱人王先梅回忆说：“大家本来已经累极饿极，结果因为冰雹捣乱，连饭也没吃成，吞了几口糌粑，就摸黑睡觉了。”
刘广润在接连遭遇狂风突袭时，也是狼狈不堪。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山路上，呼啸的狂风突然而至，遮天盖地，卷着大片的雪花，重重地打在脸上，如飞石击打般疼痛。身上的皮大衣像帆一样鼓起来，战士们踉踉跄跄，一步三喘。谁也不敢讲话，因为会立刻被大风灌得满嘴沙土。大家低着头，闭着眼，互相拉着往前挪。刘广润紧挨在一匹骡子身边，谁知骡子竟也被风刮倒，连带着身上的驮子一起重重地压在他身上。
小女兵们白天行军很累，晚上宿营，有的人睡到半夜时突然觉得被什么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她们迷迷糊糊地以为自己在做噩梦，拼命地想睁开眼睛，就是醒不了。第二天，她们才知道是夜晚猛烈来袭的暴风雪把帐篷压塌了，几十斤重的帐篷压在身上，自己居然不知道。
在另一座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上宿营，女兵们刚躺下不久，突然刮起了大风，“呼啦啦”地吹着，眼看就要把帐篷卷走，女兵们赴决起身，拼命地拽住固定帐篷的绳子，风太大，绳子紧紧勒着女兵们的手。快天亮时，帐篷还是被风刮跑了。失望的女兵们看着手中仍然攥着的帐篷绳子，不知如何是好。
先遣支队行军至怒贡拉雪山脚下，见到一个水平如镜的湖泊，湖水近处呈褐黄，远处则为青蓝，如一块熠熠发光的宝石镶嵌在翠绿的万山之中。又经过另一个湖泊，湖水浑浊。湖的支岔处有座木桥，部队和牛马从这颤悠悠的木桥上依次横越，驮背上是银圆和粮食。忙乱中，一头骡子先是在湖边扬蹄嘶鸣，踏上桥板后左挣右转，“扑通”一声掉入湖中。骡子在湖中拼命地挣扎，四蹄乱蹬。几个精壮的战士衣服也没脱，先后跳入水中舍命挽救。战士们仅卸下驮子，而这头与他们相随千里的骡子却被活活淹死在湖中。驭手们久久望着那静静的湖水，擦拭着湿润的眼角。
部队经过一晚的停宿，顶着纷纷的细雨，又踏上了漫漫征途，来到两河交界处。河水湍急，打着旋涡，浑黄宽阔的水面，一排排淡褐色的浪涛不断地向河岸扑来。队伍吆喝着，搀携着，踩着水浅的地方鱼贯而过。正当顺利越河而过时，供给部的四袋银圆突然掉进了滔滔激流中向下游深水处冲去。真是十万火急！
支队领导亲自指挥，迅速命令熟谙水性、身体强壮的战士组织打捞。寒风袭来，冰冷刺骨。打捞人员集合在岸边，穿着短裤，光着臂膀，不顾一天的疲劳和辛苦，不停地甩臂摆腿。随着口令，战士们纷纷跳入水中，河面上冒起一串串水泡。岸上的人凝视着翻动的波浪，心都绷得紧紧的。
一个个黑发散乱的头露出水面，脸色苍白，失望地摇着头，吃力地爬上河岸。大家急忙用棉衣把他们裹起来，扶的，搀的，端水的，问候的。又有几个战士跳下河去。就这样轮换着，搜索着。天渐渐地黑了，风更紧了。忽然，河面上传来欣喜的喊声：“摸到了，摸到了！”大家都簇拥到河边。几个小战士抚摸着九死一生才打捞上岸的银圆袋子，说：“我的宝贝儿，你要真的掉了队，我们就买不成粮食，买不成菜了！”
队伍进入离拉萨不远的鹿马岭。鹿马岭，气候极其恶劣，冬季积雪极厚，十分难行。骑马过岭，往往被摔得人仰马翻。“鹿马岭”因此得名。那天，雪花飞舞，白茫茫一片，空气稀薄，越往前走，雪下得越大，于是就地宿营。第二天，部队饿着肚子继续前进。走出落马岭后，来到了一片农区，生机勃勃，景色完全不同。官兵们三五成群在营地附近溜达，不停地往拉萨方向张望，隐隐地发现了晚霞的光芒！呵，那是布达拉宫金顶折射的太阳光。
护送电台
这支奇特的马队，簇拥着吊跨在马鞍上的四个大箱子，颇为壮观，还真有点神秘感。一路上，竟在当地群众中引出许多传说和议论，有说是某大首长的重要行李，有说是某种新式武器，还有说是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使用的“法器”……
紧随先遣支队首批进藏的大部队由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亲自率领，军指、西藏工委机关、入藏地方干部和军直各分队共二千五百人，走的是“北小路”，经丁青、沙丁、桑青松多、墨竹工卡，向拉萨挺进。
行前，西南军区要求张国华随时和军区直接联系。不料，翻越拉贡拉山以后，军前指与军区的联系变得非常困难。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命令，想方设法立即把军区增配的“大电台”前运，尽可能跟上十八军前指，以便到拉萨后能迅速与西南军区直接联系；并明确由十八军通信科副科长赵希忠带队，王军具体负责，限期一周内准备完毕，立刻出发。
1951年7月20日，刚从西南军区通信学校毕业的一分队队长王军，正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安排十六位入朝抗美的同学登机，自己随后到刚分配的西南军区通讯处报到。突然，一辆吉普车驶进机场，学校政治处的崔干事跳下车，向他们冲过来，边跑边大声呼喊：“一分队长！王敏（那时王军的名字）！一分队长！”崔干事一把拉住王军：“赶快上车！有紧急任务！”原来，进藏部队携带的电台功率小，已与西南军区失去联系。军区决定立即送一台大功率电台给进藏部队。考虑到西藏的条件极其艰苦，需要派一名干部去，就选中了王军。“哪里需要去哪里，打起背包就出发。”王军当即表态说：“请领导放心，坚决完成任务。”他哪知这次临时的任务竟变成了长久的驻藏，长达三十九年！
第二天，王军和分配到十八军的另外三名通信学校的同学，带上配置给十八军的电台出发了。第三天抵达新津，换乘辎重汽车一团派出的美制十轮卡车，一同载着满车的大米，开始向西藏行进。当时，新津至甘孜并未通车，许多路段连路基也找不到，过了二郎山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路了。十轮卡车像野牦牛“漫山乱跑”，歪七扭八地猛冲过树林、坡面和草丛，有时冲过了头，再返回重新找路。沿途没有住宿站、加油站。两个驾驶员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同学们三天两夜没喝一口热水，没吃上一口饭，又冻又饿。到了甘孜，只见他们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浑身泥尘，瘫作一团，下车时东倒西歪，站都站不稳。很快，从甘孜同行的三名同学被分配到五十三师、五十四师等单位，王军继续向前指护送电台。
这个“大电台”是当年国民党军政部造的TC—100型100瓦报话发射机，虽说重量没有超过牦牛所承受的负荷量，但体积太大，不能置于驮鞍上。此外，那台专为电台所配用的美制PE—95型汽油发电机，无论重量和体积，牦牛都无法驮运，只能靠人力。
王军请人把机器拆开装成四个大箱子，每件约重一百五十公斤，再在木箱外包上厚厚的牛皮以防雨雪，用大竹竿捆在大箱子两侧，每件需要八人抬，平均每人负重二十公斤。两天后，三十二名藏民分别抬起四大件，向西进发了。
藏民们把短杠放在腰部，用自带的皮绳捆在短杠上，再把皮绳的另一头套在头上，用头顶起皮绳，用腰背和头部负重的方式抬沉重的箱子。原准备日行三十公里，第一天仅走了十公里，行动十分缓慢。王军一行自身负重都超过三十公斤，帮不上什么忙，加之语言又不通，比比画画，谁也搞不懂对方的意思。
当时的兵站仅仅是一顶帐篷，没有宿舍和食堂，其作用是与当地头人联系，保证部队进藏物资的转运和补给，相当于运输转换点。他们按照西藏地方政府驿站的惯例，每个地区的支差（人和畜）都有一定地界：前一站来的牦牛、马匹和人员到了地界就不走了，由后面的驿站派出相等的人力和畜力接替前运，如此接力。
从马尼干戈到昌都，原计划半个月，可走到金沙江边的岗拖就用了二十多天。如此这般，不知何时才能追上十八军前指！更糟的是，翻越达马拉山时，王军的心脏出了问题，胸闷，呼吸困难，双腿浮肿，倒地不能动。王军心想，这下可完了，就是不死也到不了拉萨了！同行的赵科长把他像口袋一样放在马背上驮过山，进了昌都城，又把他送进由几间民房和两顶帐篷组成的军第三休养所。几天后，赵科长等三人为追赶十八军前指提前走了，负责运送电台的任务完全落在王军身上。
如何加快行军速度，是王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他想起行军途中有民工讲过，曾有个国民党团长用两头犏牛抬一顶轿子送太太走山路。如果也能用犏牛抬这四个大箱子，该多好呀！可是昌都没有这种用公黄牛和母牦牛杂交的温顺、好驾驭的犏牛。那么改用牦牛呢？可是牦牛放在一起就乱跳，硬是不合作。王军借了两匹马替代牦牛，试验成功。大伙乐疯了。
国庆节后，翻译达瓦也来了。10月4日，八匹骡马抬上四个大箱子，犹如坐上四川“滑竿”，王军等三人各乘一骑，加上各兵站骑马护送的战士，形成一支骑兵运输队，远远望去好一派“山间铃响马帮来”。不曾想，翻越一座小山时，在一段陡峭的弯路上，由于拐弯幅度过猛，竹竿摆动挤撞骡子，引起骡子受惊乱跳，竹竿劈断，把箱子抛下山涧，还砸坏另一匹骡子的后腿。大家急忙停下，费了三个多小时用尽全力才把那只箱子拖上来。幸好摔下山的是发电机的“定子”，没有损坏，若是发射机，后果不堪设想。达瓦同那牵马人返回昌都，由兵站赔偿骡腿损伤的费用，另派一匹马来。因为附近无竹竿可替换，王军就地组织大家想办法解决竹竿问题。经过这一折腾和改进，行军速度大大提高，日行可达五十公里。为了避开陡峭山路，他们决定绕道两百多公里，改走中北路。藏北高原人烟稀少，三五天很难遇到一个放牧的牦牛帐篷。一次，他们露宿草地，把马匹围成一圈拴好，大家在圈内盖上大衣睡了。第二天清晨王军醒来，发现草原上白茫茫一片，人和设备都不见了，只剩下几匹马站在雪地里。他大为震惊，立即爬起来抓起手枪，警惕地向四处望，摸索着往原本放设备的地方走，猛地被绊了一跤。呵，是达瓦！原来，半夜里一场大雪把大家和设备都埋了进去。
这支奇特的马队，簇拥着吊跨在马鞍上的四个大箱子，颇为壮观，还真有点神秘感。一路上，竟在当地群众中引出许多传说和议论，有说是某大首长的重要行李，有说是某种新式武器，还有说是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使用的“法器”。
一天，马队在白木娘村住宿，藏民围观四个大箱子，护送的战士挤挤眼，调侃说是毛主席送来的法宝。藏民连夜疾马通知寺庙和头人。第二天，马队刚到达安多一个开阔的河顼时，忽见河滩上站满了喇嘛和群众，喇嘛们打起法鼓，吹起法号，一些群众跳起面具舞。王军等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达瓦上前一问，原来他们把马队当成护送法器的行者了。
另一次，在距下曲卡五公里的地方，忽见道路两旁整齐地排列起许多荷枪骑马的当地人，中间有喇嘛，两位老人手持酒壶、木碗，伸手吐舌，嘴里念念有词。大伙以为遇到土匪，急忙下马保护设备。达瓦一询问，才知是当地人把他们当重要人物来迎接了。又是一场虚惊。
1951年11月29日，越过去拉萨的最后一？座大山郎大拉山。王军赶到最前面，登上山顶，只见拉萨河像银色的飘带，在山间弯弯曲曲绕行，金色的阳光洒满河谷，布达拉宫的金顶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不禁大声欢呼雀跃，几个月来的疲劳顿时一扫而空。
王军护送的这部发射机坚守在岗十多年，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才被500瓦的新机器所替代。
那时，我们正年轻
从城市里来的青年人，一看到用手拾牛粪，不习惯。开始时，他们都不肯用手拾，有的手拿着木棍往袋子里拨弄，有的用脚往袋子里踢。年轻的医生们更是戴着白手套，捂着雪白的口罩，用筷子去夹牛粪。到后来，也顾不上了，一只手抓炒面吃时，另一只手还忘不了去拿牛粪……
在十八军先遣支队将抵拉萨，十八军军指、军直机关向拉萨前进时，由西北局派出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从青海开始向拉萨出发。
为保障后勤供给，独立支队成立了“牛大队”和“胳驼大队”。主力是号称“高原之舟”的牦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