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洁平
王小波像一道耀眼的闪电，在文坛上划过，随即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缺。
我结识小波，完全是由于编辑与作者的关系。
1994年初，我先后接到了《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寻找无双》、《红拂夜奔》、《我的阴阳两界》等书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香港版《王二风流史》，这些书稿到我手之前，已旅游了多家出版社。
翻开《黄金时代》，开始就是关于“破鞋”问题的讨论，后面又有一些关于性器官的描写……出于当编辑“把关”的潜意识，我也警惕地想过：“可能出不了。”但是真要退稿，也得有个说法，因此沉下心来读下去。
这一读就再也放不下了。很多已生疏的感觉，悄悄地向我袭来，以至于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被笼罩在其中。那是一种读世界大师作品的感觉：书稿中充满了对人性的追问、对生存状态的关注……
小波经历过“文革”，见过武斗，插过队……在那个荒谬的时期，数亿个头脑，只许有一个思想，只许看几台戏，只能读几本书……对那个不可理喻的时代，20年来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都给予了无情的暴露、悲愤的控诉。
小波不是以历来文人愤世嫉俗的方式控诉那个时代对人性的压抑、扭曲。他以人类共有的食、性……原欲为基点，这些最普遍的不争的事实，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被禁忌被矫饰，小波用自己的睿智、拼内力的劳动，把真实生活中的假、丑、恶令人信服地揭穿。他以白描、客观的口吻述说着现实中的故事。现在四五十岁的人都是从“文革”过来的，这一代人从小就受了很多空话、大话、假话的教育，从这些假、大、空的阴影中走出，并非一件易事。这套假大空的宣传教育毒害了很多追求理想的青年人。有些人始终就在不自觉地用一些假、大、空去批驳另一些假大空；苦苦地在这思想悖论的泥潭里挣扎，找不到出路。而王小波以他的大聪明、他的不懈的思维走出了这个怪圈。他揭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悖论，指出了“文明”与“虚伪”的区别……他对现实进行抽象、升华，编织了许多高于生活的典型故事。这些有趣的故事虽然不是简单地写实，但却更真实地暴露了荒谬的实质。小波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真实、美好的追求。一位文评家说过：“1994年的文坛是草盛豆苗稀，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却是横空出世。”还有一位朋友称之为“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些说法都不是过誉之词，他的语言风格充满魅力，有人说是“具有颠覆力”，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在《黄金时代》中他创造性的语言随处可见。每个作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写景，小波也不例外，但他写得那么不同凡响，具有奇特的创造力：“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天不那么凉，可是很湿，抓过一把能拧出水来。”“天边起了一片云，惨白惨白的，翻着无数死鱼肚皮，瞪起无数死鱼眼睛。山上有一股风无声无息地吹下去，天地间充满了悲惨的气氛。”“炎热的阳光好像细碎的云母片，从天顶落下来。”“风把道沟里的落叶吹出来，像金色的潮水涌过路面。’“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
当读完这些书稿，我深深地感到：这样的文学精品怎么能容忍被埋没！作为一个编辑，我应尽自己所能，让它们与广大读者见面，否则将是我的失职（可能我太看重这个责任了）。后来的出版、发行过程，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在编辑、出版、、发行《黄金时代》过程中，我与小波、银河多有来往。我们曾一起设想封面、内封，他们把珍贵的法国现代画家达利的画册拿来，那一幅幅奇思怪想的美妙的作品，有时真令人感到与小波的文风有相通之处。但最后还是没有选，主要是怕找麻烦。1994年小说出版后，我们召开了座谈会，会前我们一起讨论座谈会提纲；为了发行，还一起去找书商朋友。你来我往之中，我与小波夫妇成了真正的好朋友。小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后来竟发现他的大姐是我的初中同班好友。同时我与银河还是前后校友，这样我们之间便有了一种手足亲情，说话时顾虑也少多了。
记得1994年《黄金时代》出版后，我问及小波今后的打算，他言语木讷但很明确地说：“继续做我的纯文学梦吧。”相对于当今现实的生活，他真像生活在梦中：只知道用心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版发行；只知道答应朋友的文章要如约写好，不知道稿酬多少、什么时候付……他辞去了大学教师的公职，吟游于思维的乐趣中，穿行于古今时空间，执著地追求真、追求美……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显现出来。诸多的文评家已给予了高度且恰当的评价，我亦无需赘述了。但我很想谈谈，我所认识的王小波。
在读小波的小说、杂文以及与他的交谈中，都能令人感到，他的语言和文字有着共同的特点：准确、深刻、信息量大。他的为人最大特点就是真实。他不会客套、没有废话，真实得令人不免替他担心，担心他与人交往、相处的能力……他那一头蓬乱的短发、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见了生人还有几分局促，总让人说话时要小心，别再让他不安……其实这是多余的。他的眼睛在看，脑子在想……凡在公开人多的场合，他总能巧妙地不使自己处于中心位置，尽量不被人注意，这样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观察、思考！
小波离去后，朋友们多次聚在一起。大家都有说不尽的哀思、怀念。这绝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文章无可比拟，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令人崇敬。
“文革”开始，他仅仅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十分匮乏的时代，他插过队、当过街道工人……但他从没有停止过努力奋斗，在兵团，他趁着月光，用蓝墨水在镜子上写作。在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理科系，出国深造，又写出了《黄金时代》这样出类拔萃的作品。在美国数年之后，又做出了回国写作的选择。回国后曾在北大、人大任教，为专心写作，他放弃了稳定的大学教师的工作，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他生活得很独立，很洒脱，不屈囿于矫饰、压抑。
小波还是一个富于责任感的人。他的生命，承受之重，无论对家人，对朋友，还是对社会。去年银河赴英进修，小波完全应该同行，他没去的一个原因就是“兄弟姐妹都在国外，父亲已去世多年，家中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如果母亲有什么事要办，有什么话要说，连个孩子都抓不着……”结果他就留在了北京。小波是一个不大会照顾自己的人，生活上简单、随便得很。但是朋友们相求他总是鼎力相助。不少办刊办报的朋友都从王小波手中得到过高质量的文稿，有些朋友连生活上遇到难题都去找小波谈谈，甚至一些蹬三轮的体力活，小波也不拒绝……“小波待人厚道、实在。”这是朋友们的一致看法。
去年底，我读了他的一篇杂文，文字犀利、尖刻，我倒有点“费厄泼赖’了，在电话中劝他笔下留情，不必那么失风度。但他怀着义愤指出：“那些人到底想干什么？……”这一切都缘于他对“文革”灾难刻骨铭心的记忆，他绝不愿让那个荒谬、扭曲的时代重演。这样的斗士，难道不是出于他追求社会进步的崇高境界吗？
小波猝然离去已两个月了，我好像一直没能从震惊和痛惜中走出。很多话想说，但每次提笔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千万不要落入小波生前最讨厌的俗套子。
现在皇皇百余万字的《时代三部曲》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受到了如此热烈的欢迎，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响，但是小波却只差一个月，没来得及看到这一切。这个遗憾像一块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我心底，尽管我一直无法将自己的痛惜之情理出头绪，也无法给自己的哀思定位，但我知道，与其说是对他文学作品的欣赏，不如说是对他思维的彻底、对他人格高尚的衷心敬佩。
非常值得提一笔的，是小波的爱妻——银河。她是天分很高的社会学博士、研究员，她与小波相濡以沫的2。年，给了小波最大的理解、最大的支持。家人都说她是小波的精神支柱，她自己说：“是小波的心理医生。”无论碰到什么困难，她总能积极想办法，不骄不躁地克服，不慌不忙地一步步向前走去。银河节哀！正如你自己说的你是幸运的，你曾经拥有过。而且你还拥有了一大批热爱小波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