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袁世凯的几个未解之谜
（一）“二十一条”中日交涉之谜
“二十一条”分为五项，第一项是关于山东的，第二项是关于满蒙的，第三项是关于汉冶萍煤铁联合企业的，第四项是关于中国沿海地区不可割让，第五项是日本对中国内政及其他权利的干涉，实质要使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称帝有关吗？
第一种观点认为，“二十一条”交涉是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而引起的。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的一些文件史料认为，袁世凯为了要日本承认他称帝，事前曾与日本进行过暗中交易，1915年3月10日，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张居正发布了《党务部通告第八号》，内称：
据个中消息，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已氏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相当之报酬，要求夫已氏，夫已氏隐许挪之，故有条件提出。
引文中的“夫已氏”是指袁世凯。
同年4月下旬，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的秘书黄实，将关于“二十一条”交涉更详细的通告，送发国内有关党人以及新加坡、旧金山等地的华人，该通告说明了袁世凯想通过贺长雄等人与日本大隈首相的私人关系，请求日本政府赞助他称帝，日本内阁请求元老，元老乘机向中国提出种种要求。袁世凯为了称帝打算秘密承认条件，但由于外国报纸揭露了，袁世凯才迫不得已拖延与日本的谈判。5月初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孙中山向在东京的革命党人散发檄文，提到了中日交涉开始前袁氏曾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密谈，袁氏要求日本承认他称帝并驱逐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日本公使因此提出“二十一”条作为交换条件。
第二种观点认为，日本探知袁世凯称帝野心后，把帝制作为交涉的引诱手段，要求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白蕉编纂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论证道：第一，据刘彦编着《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1914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德国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称帝的文件。”青岛被日军攻克后，此项文件落入日人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决心，将密件视为奇货可居。第二，日置益公使曾对曹汝霖说：“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第三，先是日置益入觐，主复辟，其理由以中日两国近邻，国体一致为宜。
但也有学者认为，“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称帝野心无关，张国平、吴佩林于2003年发表的《重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的关系》一文即持此观点。他们认为，袁世凯对复辟帝制极力遮掩，他曾抵制过“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提出不是因为袁世凯的野心而引起的，而是日本政府与民间的建议合成的。
首先，袁世凯对复辟帝制极力遮掩。日本在攻克青岛的当月下旬，袁世凯刚刚平息了清室复辟活动，这必然影响日本对袁氏称帝野心的判断。此次复辟活动是由清室遗老劳乃宣于1914年9月初开始掀起的，到11月上旬，复辟帝制在北京几有“满城风雨”之势，11月23日，袁世凯为复辟案发布命令，宣称：“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以后如再有宣传复辟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至此，清室复辟活动才偃旗息鼓。显然，在袁世凯公开平息复辟活动的形势下，日本即使获得了德国秘密承认袁氏称帝的文件，也不会轻易断定他有称帝的决心。“二十一条”开始交涉后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仍在秘密中进行，连亲信冯国璋也受他蒙蔽，不明真相。1915年6月22日，冯国璋进京拜见袁世凯，涉及帝制问题，袁世凯坚决否认。既然冯国璋都不明白，日本又怎能猜测出袁世凯即将称帝呢？
其次，袁世凯绝对没有承认“二十一条”之意，他接到“二十一条”时，只是对日本公使表示：“容详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答复”。袁世凯觉得问题严重，派顾维钧随时与英美公使联系以寻求支持；还派日籍顾问贺长雄赴日与元老商议，以减少日本内部对中国的压力。从后来日本放弃“二十一条”中的第五项要求来看，也可推出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进行过抵制。
以上三种观点，哪种较为正确呢？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张居正发布的《党务部通告第八号》以及孙中山向在东京的革命党人散发的檄文，都带有感情色彩，而且材料来源只是“据个中消息”，所以可信度未必高。第二种观点认为日置益公使曾与曹汝霖等说过，“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但真实情况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初，陆征祥推说外交难办，不愿承担复辟责任，曹汝霖也不愿负责任。既然日置益先前已向曹氏表明了支持帝制的态度，为何帝制活动进行之际曹氏却不敢承担外交责任了呢？所以日置益公使是否曾与曹汝霖等说过支持袁世凯复辟的话值得商榷。由上述情况推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野心无关的观点较为可信。
那么“二十一条”是条约吗？张振在《“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一文中指出，“二十一条”不是条约，《民四条约》才是条约。作者认为，《民四条约》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遭到中国人民反对后的产物，日本政府以“二十一条”为基础，要求袁世凯政府与之签订《民四条约》。《民四条约》包括《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以及关于东北的附约，实际上是“二十一条”部分内容的具体反映。
笔者认为“二十一条”不是条约，如果“二十一条”是条约的话，为什么日本还要费尽心机，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一个比“二十一条”要求降低了的《民四条约》呢？“二十一条”与《民四条约》的法律地位、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后者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前者不是条约，没有任何约束力。“二十一条”的提出和《民四条约》的签订到现在已有80多年了，这期间确实有人用过“二十一条条约”这样的说法，但那是用词不严谨，实际上指的还是《民四条约》。把“二十一条”与《民四条约》平列在一起，认为“二十一条”是《民四条约》以外一个独立的条约，是错误的看法。
（二）袁世凯死亡之谜
关于袁世凯的死因，传统说法是他的亲信四川督军陈宦背向，宣布“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是袁世凯的一帖催命药。6月6日，袁氏愤极而死。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忆叙道：“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致身死”。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刻画道：
陈宦以四川独立，世凯犹不信，见其露布，始怒，命秘书发电痛诋之，秘书不肯。世凯惭怖，呕血至碗许，渐不支。
为什么陈宦背袁，导致袁世凯速死呢？这是因为陈宦是袁世凯的亲信、帝制拥戴者，而且又有实力。据说：当袁派陈宦带兵入川前夕，他向袁辞行时，就行三跪九叩之大礼。曹汝霖在《曹汝霖：生之回忆》中记述道：
项城惊异道，何必如此。臣对以陛下登基大典，臣恐怕未必能躬预，故先行庆贺。项城即说，即改国体亦废跪拜礼了。陈又跪下，三嗅项城之足而退。
陈宦学喇嘛拜叩活佛的最高礼节，真可谓是阿谀奉承到了极点，果然使袁世凯对他感觉良好。以为只要陈宦坐镇成都，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倚以镇慑，渭西南可无事，江上刘戍，亦自谓慎固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如是说。因而陈宦在1915年5月22日宣告独立，袁世凯仿佛挨了当头一棒，心窝好似刺了一刀，受到致命的打击。此中还有一个原因是，陈宦背叛袁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接着袁的另外两个亲信，陈树蕃和汤芗茗分别于5月26日和5月29日宣布陕西独立、湖南独立。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述评道：
袁世凯最后服了一帖“二陈汤”，以致送命。这三个人对他宣布独立是袁所万万没有想到的，因此活活气死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长安在《中国历史名人悬案全破译》中说：袁世凯因怨恨杨度，气恼而死。杨度一直宣扬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他揣摩袁世凯的心意，炮制《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还发起了“筹安会”策划复辟帝制。袁世凯因此以为民心可欺，皇帝梦可成，结果铤而走险，不料做83天皇帝就被轰下台。袁世凯思前想后，悔恨不已。《袁世凯轶事》叙述道：
匿避天津之杨度回京，比至，项城已不能语，但怒目视杨，似自恨为杨所误者……六时而项城死。
杨度心有所感，他为袁世凯所写的挽联疑惑重重：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第三种说法，袁世凯恼恨大公子袁克定而死。袁克定腿有残疾，才能平平，对权力却十分着迷。心中盘算，如果袁世凯的大总统到期卸任，凭我袁克定的各方面条件没什么希望当选新任总统。如果袁世凯称帝，天下就是袁氏的，袁大公子当然就是“太子”了，有望继承皇位。因此，袁克定绞尽脑汁要把袁世凯推向帝位。袁克定先是哀求袁世凯最宠爱的六姨太劝说袁世凯抓住时机称帝。此后，袁克定又积极利用“筹安会”“请愿团”为复辟帝制大造声势。袁克定还隐瞒国内反对帝制的真实情况，假造《顺天时报》欺骗袁世凯，致使袁世凯误以为万民拥戴，可以心安理得地登基称帝。袁世凯每日读那些歌功颂德的报纸，不禁心花怒放。直到有一天大臣赵尔巽来访，发现袁世凯读的报纸是伪造的，把真实的报纸与特制的假报纸相对照，袁世凯才明白受骗了。这时，反袁怒火已经燃遍全国了。袁世凯又惊又怕，无奈退位，羞愤交加，气怒而亡。
第四种说法，袁世凯是病死的。黄毅在《袁氏盗国记》作了详细说明：
袁世凯在五月二十七日，经中医刘竺笙、肖龙友百方诊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四日病势加剧，即请驻京法国公使馆医官博士卜西京氏诊视病状，乃知为尿毒症，加之神经衰弱病入膏肓，殆无转机之望。
林阔的《袁世凯全传》也称袁世凯所患疾病，“相传为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卫春回在《张謇评传》中兼论道：
袁世凯患尿毒症，前列腺肿胀，如及时采取外科手术治疗，决无生命之虞，可是在医疗方案上，大儿子袁克定相信西医，主张动手术；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相持不下，贻误时机，终致不治。
第五种说法，袁世凯由于贪恋女色重病致死。据侯宜杰的《袁世凯传》一书记述，袁世凯在征战沙场的戎马生涯中，身体一直很健壮。随着官位的升迁，私生活越来越荒淫放荡，除原配夫人外，另有姨太太9人，加之经常寻花问柳，嫖宿妓院，每天服用鹿茸、海狗肾等补药，以满足性生活需要。自1916年春节起，身体日趋不佳，以后常患腰疼。袁世凯病危，法国医生抢救无效，死于尿毒症。
第六种说法，袁世凯患病后拒不服药而死。据说，袁世凯在清末归隐彰德时，有术士算命：“称袁不得过58岁。袁问有何禳解？对曰此事甚难，非得龙袍加身不可”，袁默然无语。饮术士以毒酒，刚出门户，毒性发足，一命呜呼。袁世凯从此心怀皇帝梦志。登上大总统宝座后，便欲称帝，以为龙袍加身，即可长寿。谁知事与愿违，各省纷纷反对，不特称帝不成，而且声誉扫地以尽，于是积忧成疾。袁昏迷之中，时常见术士来索命。医生以药进，袁皆拒而不服，指之为鸩。医生无奈，只好改用针灸，不见效果，袁世凯病重而亡。
第七种说法，袁世凯因帝制失败，众叛亲离，气郁成疾而死。林阔《袁世凯全传》中说到：“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与此相近者，黄毅在《袁氏盗国记》中论析道：
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亡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心非木石，顾前思后，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
袁世凯的子女也认为袁世凯因“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因为气愤，方致患病，连气带病，病中加气，恶性循环。
袁世凯是被谁气死的呢？袁世凯本人始终没有交待他为何人而气极生致病。只是临终前喃喃地说道：“他害死了我！”他是谁？有人说是老部下冯国璋、段祺瑞，他们逼他交出权位，以致各省纷纷独立，使袁世凯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有人说是陈宦、汤芗茗始从终弃，令袁世凯难以容忍又无可奈何。
这句话所指是谁，语焉不详，且用意和含义令人难解，或许此时此刻的袁世凯仍在玩弄权术，正如田遨在《杨度外传》中所说：
他最后一句话没有指明“他”是谁，这也是奸雄死都在玩弄权术的地方。他用这句话减轻自己的罪责，嫁祸于人，又用这句不明不白的话刺痛那些拥戴他当皇帝，而后又背叛他的人。
谁“害死了”袁世凯？惟有他心中明白。这或许是袁世凯留给后人最后一个谜吧。
（三）“刺宋案”幕后主使人之谜
1913年3月20日22点45分，上海火车站检票口附近突然响起三下枪声，正要检票登车的宋教仁倒在了血泊之中，30个小时后因伤势过重，于沪宁铁路医院不治身亡。宋教仁，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信奉民主宪政的年轻政治家，他此行北上，准备以国会选举获胜的优势来组建政党责任内阁。这位重量级政治人物在关键时刻惨遭暗杀，引起轩然大波。这无疑是一起政治阴谋，必有幕后主使者。究竟谁是主使者？有人说是袁世凯，有人说是赵秉钧，也有人说是洪述祖，直到今天，真相依然不明。
“刺宋案”发生后，人们便断定“事必系政治上关系，为反对其政见者出此毒手”，并且“非仅二三奸徒为之，而幕中必有政治关系有力之人，为之指使”。果然，不久从案犯应桂馨的住宅搜出了一批与北京临时政府往来的秘密函电，内容不仅涉及本案，而且多次出现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名字，由此人们认定是袁世凯主使了这起暗杀，他是躲在幕后的真凶。
确认袁世凯为刺宋案主谋，有推理的成分。宋教仁主张政党责任内阁，这对大权在握的大总统将直接构成威胁。宋教仁曾经酝酿过“去袁推黎”，让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以取代袁世凯，这更是后者难以容忍的。因此宋教仁被杀，最大的受益者便是袁世凯。
可是这一指认，缺乏直接证据，因为虽然涉案函电提及袁世凯，但这些函电都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别人在函电中提到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