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以前我有一位同事，是吹萨克斯管的，是个美男子。因为在十几岁时玩过一阵子无线电，速校毕业后负责电子工程。此人钻研业务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发誓不把概率论里的大数定理搞明白死不瞑目。因此他就丧失了自尊心。有一回，我们部里来了个小眼镜，她说能证明大数定理，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让美男子听懂了证明。然后他就完全唯小眼镜马首是瞻。听说他们在家里玩一种性游戏：小眼镜穿着黑皮短裙，骑在美男子脖子上。后来她实习期满要调到上级单位时，两人就双双殉情而死——这当然又是小眼镜的主意。刚毕业的女孩子总是对殉情自杀特别感兴趣（她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一块儿死吧！仿佛只剩下电死吊死还是淹死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听她们的，都死了谁来干活儿？我就接到过多次同死的邀请，都拒绝了，是这么说的：你能调到上面去很好呀，别为这个内疚；我们大男人，不和女孩子争，等等。讲完了，挨个耳光，事情就过去了。这是因为我从来不请教女人数学问题。假如请教过，知道了她们有多聪明——她们的美丽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多半就没有勇气拒绝死亡邀请。这是活下去的诀窍。
有关这个诀窍，必须再说明一遍，因为它很严重。不能问女人科学问题，因为你已经四十多岁了，做了多年科技工作，不懂大数定理、不会解偏微分方程，而且得不了数盲症，又有何面目活着？我们都在危险中，所以就不要让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告诉你，你不会的她都会。这是因为你是男高音、画家、诗人，她要得到你。活下去的诀窍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有一句话，我要与大家共勉：好死不如恶活。我的兄弟们，我已经四十八岁了，还有一身病，但还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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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星期四，也是我四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的一切，都有必要好好总结一下。我像往常一样上班去，天像往常一样黄，自来水像往常一样臭，像往常一样，有人遇到了一道数学题，我们开会讨论，并且像往常一样没有解出来。这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比往常老了一岁，天比往常更黄了一点，自来水比往常更臭了一点，没有解出的数学题比往常多了一道，一切都比往常更糟糕。我在制止这个恶化的趋势方面竭尽了心力：力图忘掉今天是我生日，力图改进我的柴油机想让它少冒点烟，力图想出一种净水器，力图解出那道数学题，但是全都没有结果。我们技术部里每个人都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第一个问题除外），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他们都比我还笨。只有一个人除外。首先，他可以解出那道数学题，其次，他是学化工的，在水处理方面肯定有办法；最后，他是管燃料的，假如能给我纯净一点的燃料，柴油机就可以少冒一点烟。但是他什么都不干，到班上打一晃，看完了我们的洋相后，就溜出去了，而且是借了我的摩托车。我有确实的情报，他是跑到上级那里去打小报告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是去医院看病——此种情形说明他很快就会发数盲症。我应该不借他车，但是我不能。他说，他要去看病。而且我是老大哥。
二、红毛衣＆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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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毛衣说，她看过《1984》。这是乔治·奥威尔的作品，是一本禁书（现在有很多禁书），因此没有铅印本，但是有无数手抄本，到了工学院的女生人手一本的地步。我的外号就是从书里来的，但这是一种英国式的幽默。禁书就是带有危险性的书，那本书里有个情节，女主人公往男主人公兜里塞了一张条子，昨天就出了这种事，我兜里出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I love you！”连写法都和书上一模一样，足见看《1984》入了迷。只有一点和书上不同：作为男主人公，我不知是谁塞的。在此之前，我过生日，每个实习生都要吻我，这是一种礼仪。一共两个女孩子。有一个很奔放，简直是在咬我，另一个很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的脸红扑扑，嘴唇很硬，这种情形说明她从未有过性经验，所以应该把她排除在外，但其实真凶就是她。我总算找到我需要的人了。
王二把红毛衣请到家里来喝咖啡——我这样写，是因为当时我正在大公无私的状态——王二有真正的哥伦比亚咖啡，是他哥哥寄来的，不过有年头了，没有香味。但毕竟是真正的咖啡。现在他还给王二寄咖啡，但是总也收不到，因为邮政系统也是一团糟。好在还可以打越洋电话，否则就会和哥哥断掉联系。打越洋电话比国内电话容易得多，拿起听筒摇上几下（现在电话都是人力驳接的了），说：你给我接美国，然后咔咔乱响一阵，就换了声音，ATNT operator…你告诉她对方付款、电话号码，马上就会通。当然，有时也不顺利，接线员朝你大吼一声：美国，美国在哪儿？你只好告诉他往上找，左边第一个，有时他还是找不到，此时就只好骑车奔往电话局，自己来接线，不过这种现象不多。哥哥要给王二打电话就麻烦得多，先接中国，再接河北，再接秦皇岛，再接北戴河；这就要三个钟头。接到北戴河就不能接了，好在此地人人认识王二，半个电话局的人都会出来找他。但是他跑去接电话时，十回里有九回不是他的电话。电话里的人再三道歉说，他想找某人，但是电话局的人不认识某人，并且建议他找王二，王二谁都认识，所以只好找王二传话。这些话越扯越远，就此打住。—红毛衣对王二说：味真怪。这说明她没喝过真咖啡。喝完了以后，她还是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连杯子也不知往哪里放。这是因为她以前没到单身男人家里做过客——这孩子长着一个圆圆的娃娃脸，很可爱。王二说，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她就把杯子放到桌子上，与此同时，提醒自己一定要勇敢一些。这屋子里很暖和，墙上挂着挂毯，茶几上有一件乌木雕，但是看不出雕的是什么。她把手放上去，问王二这是什么。王二说是阳具。她赶紧放开手（好像握到了蛇），定了定神，又握住它说：很好玩。此时王二招了招手说，你坐过来。她就坐到王二身边，心里怦怦地跳，但也觉得自己很勇敢。王二抚摸了她的头发，吻了吻她的额头，说道：你很可爱。然后又用一根手指触触她毛衣底下凸起的乳房，然后说：说吧，找我有什么事。那孩子把脸伏在他胸前说：我爱你——我有点恋父情结等等。语不成声。王二哈哈地笑了起来：真奇怪，你们个个都有恋父情结。别逗了，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于是她坐直了身子，看着王二的脸。王二的眼睛里全是慈爱。于是她不再扭捏，坦言道，她喜欢大胖子。王二说，大胖子有傍肩了，是和平队里的一个金发女郎。后来她又说，喜欢小赵。王二摇摇头说，你对他不合适。再说，他也不需要你。小孙就要到湖边去砸碱了，你肯不肯押他去？她马上就答应了。这说明小说真是有危险的，《1984》就能让一个女孩子情愿担当看守这样危险的工作。只有数盲才能写出毫无危险的小说——那种小说谁都不看，故而无危险。
有关这件事，我还有点需要补充的地方。我当然爱听女孩子对我说：我爱你。但恋父情结之类的话一点都不爱听。她们这样说，当然有她们的道理，但我不爱听也有我的道理。我还什么都没有做呢，怎么就被人看成了个老头子呢？
我就在湖边砸过碱，那是一片大得不得了的碱地，好似一片冰雪世界。这个比方年轻人未必能听懂，因为有十几年冬天不下雪了。由于缺乏电力，所有的碱厂都停了产，纯碱却是工业不可或缺之物。所幸有些玉米地里会长出碱来，虽然含有很多的盐，但也不是不能用。当然，地里出产碱的话，就不长玉米，这叫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里是不折不扣的地狱，但是犯了错误的话，就不能不去。小孙设计的锅炉爆炸了——这多半不是他的错，谁知那锅炉是怎么烧的。现在的锅炉工都是农民，技术员都是锅炉工，工程师都是艺术家，艺术家都有数盲症，操蛋的可不只是我们——但是锅炉工也炸死了，死无对证。故此他得到湖边砸上两年碱。这件事本身并不是那么坏——只要你砸过碱，什么也不怕了——但是因为锅炉炸死了人，他情绪低落，十之八九会在湖边自杀。我得找个女人和他一道去，这样他就能活过来。我当年去的时候，双手铐在一起拎着行李。我前妻跟在后面，手里摆弄着一把手枪，说着：别做蠢事——否则一枪崩了你！走着走着一声枪响，把我的帽子打了一个大洞。她很不好意思地说：走火了。我说：不怪你。国产枪总是走火，球墨铸铁就是不行。她又板起脸来说：往前走！球墨铸铁一样打死你！
有关球墨铸铁的事，需要补充几句。这种材料是非常之好的，可加工性好，熔点低，而且钢铁厂那些笨蛋就炼得出来，就是太笨重。拿它造出来的柴油机像犰狳，方头方脑怪得很；造出的手枪像中世纪的火铳，最小号的也有十五公斤。我前妻端了一阵，就累出了腱鞘炎。后来她让我拿泡沫塑料做了一个，和真的一样，而且不会走火，不重要的场合就拿它充数。只是用它时要小心，别被风欢走了。
有关碱场的风光，还有必要补充几句。那里一片白茫茫，中间是一片洼地。洼地里有一些小木棚，犯人和管教就住在里面。那地方有很多好处：因为水里含碱，洗衣服不用肥皂，当然衣服也很快就糟。因为风很大，可以放风筝，但是冬天也特别冷。伙食有利于健康，但是热量也不够。在那里除了干活儿，还要伺候管教。假如你是男的管教是女的，或者你是女的管教是男的，就得陪管教睡觉。这是因为晚上实在没事可干，一人睡一个被窝又太冷了。
我设计的柴油机没有爆炸过——这种东西不会爆炸，除非你在汽缸里放上雷管，而那种爆炸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去砸碱是另有理由。大概是在十年以前吧，就像天外来客一样，技术部里来了一个归国留学生，学工程的博士。当然了，在他看来我们都是垃圾，我们的设计都是犯罪，我们听了也都服气。因此他就当了老大哥，我下台了。这使我很高兴。就是现在，谁要肯替我当这个老大哥，就是我的大恩人。他一到部里来，大家都觉得自己活着纯属多余，当然也不肯干活；因此就把他累得要死。
除了设计工作，他还给我们开课，从普通物理到数字电路全讲。听课的寥寥无几，但我总是去听的。我从他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所以才能设计柴油机，速校里学的东西只够设计蒸汽机——过去我设计的动力机械就是蒸汽机，装到汽车上，把道路轧出深深的车辙——后来我和他发生了技术路线上的争论——他主张大胆借鉴新技术，一步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主张主要借鉴二十世纪前期的技术，先走讲二十世纪再说，理由如下：你别看我们这些人是垃圾，底下的人更是垃圾。提高技术水平要一步步来。这本是两个非数盲之间的争论，争着争着，数盲就介入了，把我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送到湖边去砸碱。有个女孩子毅然站了出来——她就是我前妻。砸了两年，提前被接了回来。这是因为好多人得了数盲症（包括那位留学生），部里缺人，又把我调回来当老大哥。这位留学生当了我们部长，隔三差五到部里来转转，见了我就放些臭屁：老大哥，以前的事你要正确对待呀！我就说：正确对待！部长，我爱你！搂住就给他个kiss。其实不是kiss，而是要借机把鼻涕抹到他脸上。他一转身我就伸脚钩他的腿。谁要是被碱水泡过两年，准会和我一样。
有关砸碱的事，需要补充一下。当你用十字镐敲到厚厚的碱层上时，碱渣飞溅，必须注意别让它进进眼睛里。这是因为碱的烧伤有渗透性，会把眼睛烧瞎。你最好戴保护眼镜，但是谁也不会给你这种眼镜（你只能自己做），也不会告诉你这件事（你只能自己知道），所以有好多人把眼睛烧瞎了——有人瞎一只眼，有人瞎两只眼。瞎了两只眼的人就可放心大胆地不戴眼镜砸碱，因为再没有眼睛可瞎了。
红毛衣的事后来是这样的：小孙判下来之后，我们部里该派个人看守他——这种事一般是轮班去的，而且总是我排第一班。这一回她站了出来，自告奋勇去基层锻炼。我前妻当年也是这样的，开完了宣判会，大义凛然地走到我面前，喝道：王犯，把手伸出来！就把我铐上了。那副大铐子差点把我腕骨砸断，因为是铸铁的，有七八公斤，里面还有毛边，能把皮肉全割破。我们用这种铐子，是因为铸铁没有危险性。后来我做了一副铝的，供自己用——这铐子还在，我把它找了出来，让红毛衣拿去铐小孙——当时我垂头丧气，灰头土脸，拎着行李走上囚车，她在后面又推又操，连踢带打。事后她解释说，不这样数盲们会觉得她立场不稳而换别人。红毛衣把小孙押走时，也凶得很。总而言之，一直把我押到碱场的小木棚里，我前妻才把我放开，说道：现在，和我做爱。这就是所谓的浪漫爱情。根据我的经验，浪漫的结果是男方第一夜阳痿。我是这么对我前妻解释的：瞧，你把它吓坏了。但是红毛衣后来从碱场打电话来说，小孙没吓坏。他现在情绪很好，吃得下睡得着，夜不虚度。一开始总是这样的，后来就开始吵架。不过等吵起来时，也该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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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妻是学工的，三十岁时被调到市政府当秘书，就和我离婚，成了市长夫人。她告诉我说，她很爱我；但是她非嫁给市长不可，因为我是个浑蛋。这件事使我着实恼火（虽然我也承认浑蛋这个评价恰如其分），但是下班以后，我又不得不去找她。这是因为我需要些进口的东西——我的摩托车快没油了。除了找她要汽油之外，还可以用工业用的相苯兑上少许柴油来当汽油，去年我用了一阵这种油，尿里就出现两个加号，这说明我已经开始苯中毒，很快就要肿成个大水泡。另一个办法是把我这辆娇小玲珑的日本摩托卖掉，换辆柴油摩托。后者的样子和二十世纪大量生产的手扶拖拉机很相似，结构也很像，说实在的，根本就是一种东西；这样就用不着汽油。这样做又有个克服不了的困难——我现在有点外强中干，要在冬天把柴油机摇起来，肯定不能回回成功。最后一条路就是不要摩托，走路或骑车来上班。这也肯定不行，路上的黑烟能把我呛死。除了这些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辆日本摩托是件漂亮东西，我不能放弃它。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我都得去要汽油。而且这件事本身没什么不道德，因为我们部里几乎每个人都和一个以上的女秘书“傍着肩”（换言之，有女秘书、首长夫人做情妇），并且有时向她们要点进口货，而这些女秘书都在我们这里实习过。假如没有实习制度，全部的人都要像我一样留胡子（铸铁刀刮不了胡子，只能把脸皮刮下来，非用进口刀片不可），但是留胡子的人没几个。这件事的卑鄙之处在于我有半年没去找她了，每次她打电话来，我都对接电话的人喊一声：告诉她我不在。第一次去找她就是要东西，我又算个什么东西。但是我还是决定去找她，并把这件事载入日记。像这样的事应该向数盲汇报。最好市长能知道我搞他老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