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著名学者董遇，治学时非常善于抓三余：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
他利用这三余时间读了很多书，你如果也能把早晚的时间利用些不也很好吗？
（2）设法简化生活，腾出空余时间
一个求知上进的人，一般都不会沉醉于繁琐的生活之中，也不会热衷于迎来送往。
著名作家端木蔚良，为了杜绝来客的无谓干扰，曾有过贴诗谢客的佳话。
居里夫人为了从事科学研究，也尽量地把搞卫生的时间缩短等等。
这些名人采取这些办法，并不是不要友情，而是为了避免时间无畏消耗。
（3）善于利用假日，巧妙安排时间
按照中国的有关规定，每个人每年节假日的休息时间为110天，再加上休假的时间，一年就会有130天左右的假期。如果你把这段时间巧妙地加以利用，也会有一定的收获。
当著名数学家科尔，在解开了“2的67次方减1”是质数还是合数的数学难题以后，有人曾问他用了多长时间？他回答说：“三年内的全部星期天。”
这三年的星期天多么有意义啊！
3.厚积而薄发的基本功是建筑大厦的根基
我们北大的师生以知识广博，基础扎实见长。我们一贯强调和重视“打好基础’”的重要性。
北大哲学系陈启伟教授回忆说：
洪谦先生是驰誉国际哲坛的著名哲学家，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之一“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我在1952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很长时间里虽久仰其大名，却无缘得识，因为在50年代初期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教授是不许登台授课的。只是到了我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即1955年秋天，由于我选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批判休漠的不可知论”，系里请洪先生做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我才有机会去拜见了他。我发现，洪先生待人很平和，也许是初次见面吧，对我很客气。他似乎不善言谈，而且说话也很谨慎，除了谈毕业论文的写作并指定几本必读书外．几乎没有什么题外之言。但是，有几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至今难忘。洪先生说：“你这个论文题目只有一半，只有休漠哲学这一半，我可以做些指导，至于批判这一半，你恐怕要自己多思考。批判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我学马克思主义大概还不如你们同学学得多。苏格拉底说得好，‘我知我为无知’。（我后来知道，这是洪谦先生非常喜欢的一句格言）我不能以自己无知的东西去指导别人。”但是，他接着说：“不论你怎样去批判休漠，你首先要认真地读休漠的书，弄清楚休漠自己究竟是怎么说的，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要求。”
其实，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就是一年之后我做他的研究生时他还曾屡屡以此教我的治学第一要义，用他的话说，就是研究一个哲学家，首先就要“沉下心”读他的书，反复地读，“钻到”他的书里去，真正把握他的思想，不要事先有个批判的框子，把人家的思想“切割了往里塞”。对洪先生的这个教导，我在1956年11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读书应浸沉于书中，深知其当然其所以然之故。慎勿先存威爪为批判而寻章摘句，必不能沉下心读书也。”
洪先生反复对我说，做学问首先是要打好基础，好比盖房子，地基不牢，盖不了高楼大厦。又说，知识基础要像铁板钉钉一样牢固、扎扎实实。他甚至用手指着头说：“就是要把基础的东西牢牢地钉在脑子里。”我们那届研究生学制是四年，为了打好基础，洪先生要我用一年半的时间读西方哲学史。他说，你研究休漠也好，研究别的哲学家也好，都必须有深厚的哲学史的功底。有人讲维也纳学派目中无史，不重视哲学史，洪先生说，其实石里克（维也纳学派领袖，洪先生的博士生导师）有很深的哲学史的修养，我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时，哲学史是必读的。”
此外，洪先生还要我全读或选读了许多西方哲学的古典名著。他总是讲一定要读哲学家自己的书，一定要读原著，这是“基础的基础”。有的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还特地请对希腊哲学研究有素的方书春先生做过几次辅导，为我解答疑难问题。
北大经济系毕业生王梦奎教授认为他现在的学术成就得益于求学时牢固的基础知识，他指出：
北大对我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专业知识的把握和治学方法的训练。
北大的专业知识教育是扎实的。当时陈岱孙。罗志如、樊弘、赵靖等有名的教授都给本科学生开课，甚至给低年级学生开课。赵靖先生开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课，是全国高校的首倡。罗志如、樊弘、范家骤等先生开的西方经济学课，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厉以宁先生当时只有三十岁左右，他讲授外国经济史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深受同学欢迎。老师们的渊博知识就是榜样。图书馆是开放的，丰富的藏书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借阅包括解放前出版的图书、报刊和杂志。经常举办学生自由参加的各种讲座。我没有浪费这几年的宝贵光阴。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因病休学大半年时间，在校学习的五年没有回过家，所有的寒假、暑假乃至星期天，都是留在学校读书的。除读经济学，还漫无计划地读了不少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东西，使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以经济学为主的杂家。当时我对中国经济思想史产生了兴趣，学年论文题目写的是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毕业论文写的是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因此而研究了一些关于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方面的资料。指导老师赵靖先生教我怎样做卡片，怎样拟论文大纲，以及文章的起、承、转、合，使我受益匪浅。我感觉到，所有授课的老师，在教学中都是毫无保留的，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多学点东西。也许是巧合，甚至是幸运，我从北大毕业后一直从事笔墨生涯。先是做编辑工作，后来长期在国家领导机关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公余种“自留地”，自己写些东西，成绩都还不算太坏。基础是在北大打下的。在北大所受的教育，使我享用终生。
许多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进人了理想大学的青年人都认识到打好基础的重要性，强调学习应抛却急功近利的思维模式。1996年陕西省文科高考第一名王凌指出：
“从求知出发看高考，会平静那浮躁的心态，抛却急功近利的思维模式。……我认为高一、高二不应只盯着高考，而要夯实基础、拓宽眼界。在知识积累和思考习惯上做到深广合适，协调有机。’”
1996年广酉省文科高考第一名熊远萌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特别强调“牢固掌握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他指出：
“万丈高楼从地起，扎实的基础是进一步提高能人取得好成绩的前提。对知识掌握得牢固，考试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
1993年广东省高考文科第一名陈健在介绍自己的经验时说：
“厚积薄发是学习的方法，也是事物运行的规律。厚积，就是扎扎实实地打基础，一点一滴地扩大知识面；薄发，就是游刃有余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取得成功。厚积薄发，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厚积是量的积累，薄发是质的飞跃。学习知识要讲究厚积薄发。”
4.“呆子”哲学
我们的北大学生是聪明的，但同时也是“呆子”。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谢冕在1997级迎新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所以，你们到北大来，我第一要劝你们的，是做书呆子。只有先做呆子，然后才能做聪明人。一开始就想做聪明人，什么都没有，而要装天才，做神童，那才是真正的呆子。聪明绝顶，目空一切，这是北大学生容易犯的毛病。我们要杜绝这种小聪明，争取将来的大智慧。”
北大心理学系的教授喜欢引用一位日本老科学家讲过的道理：
人们常说：“要成为一名科学家，脑袋必须要聪明。”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这样的。另一方面，“科学家的脑袋还必须笨”，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的。
乍一看，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实际上，它表现出一个事物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正所谓的“呆子”哲学。为了不失去逻辑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为了在一片混乱中不至于颠倒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这是需要有正确而又缜密的头脑的。
处在众说纷纭、可能性交织的叉路口时，为了不把应该选择的道路弄错，必须具有洞察未来的内察能力和直观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家的脑袋确实要聪明。可是，要想从平常被人认为是极普通明了的事物中，从那些就连平常所说的脑袋笨的人也容易明白的日常小事中，找出它的不可思议的疑点，问个为什么，并极力要阐明其原委，这对科学教育者自不待言，就是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缺之不可的。在这点上，科学家必须是比普通脑袋笨的人更显得脑袋不开窍的乡下佬和死心眼的人。
所谓脑袋聪明的人，可以说他们如同腿脚快的游客。虽然他们可以捷足先登地到达他人尚未涉足之处，可是他们恐怕会遗漏观赏路旁或叉道上的重要东西。脑袋笨的人，犹如走路慢的人。一直缓步在后，往往毫不费力地把那珍宝拾在手中。脑袋聪明的人正是因为他们敏于推测，可以纵观路途上所有的难关险阻。至少也是有这种预感的。所以，常常容易挫伤自己进取的勇气。脑袋笨的人，由于他的前途笼罩了一层云雾，反而易持乐观态度。即使是遇到难关，他也会格外地努力，脱出困境。这是因为无论如何也闯不过的难关是极为罕见的缘故。
脑袋聪明的人，恐怕会过于信任自己的脑力。其结果，当自然显示给我们的现象与自己想的不一致的时候，大概就会这样想：是不是自然错了？另外，当出现了与自己所想象的相同的结果时，恐怕会把这件要紧的事忘掉，反复琢磨自己所思考出的结果，是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呢？颁轻一开始就断定行不通的尝试。好容易才明白了那事做不成的时候，可是他也抓住了一些并不是行不通的其他线索。这些线索也是那些一开始就不敢进行尝试的人无法接触到的。脑袋聪明的人适合做批评家，却难成为见诸行动的人。
一切举动行为里都伴随着危险。怕受伤的人成不了木匠。怕失败的人成不了科学家。科学就是在脑袋笨、不怕死的人的尸体上筑成的宫殿。也是血河之畔开着鲜花的花园。关连着自身的利害，脑袋聪明的人是很难成为战士的。脑袋聪明的人容易着眼于别人工作上的缺点。别人的工作自然就显得拙劣。这样常会陷入高人一等的错觉之中。这样一来，其结果是上进心松弛，很快这个人也就滞步不前了。
对于脑袋笨的人来说，别人的工作总是显得卓越出色。同时也感到大人物的工作自己也似乎可以做得到。因此，很自然地刺激着自己的上进心。脑袋聪明，而且又自命不凡的人，即使能成为人之师，却成不了科学家。
觉悟到人的脑力是有限的，把愚笨、赤裸裸的自身抛在大自然面前，又决心只是倾听大自然的直接教诲，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科学家。正是因为如此，不能成为科学家的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言而喻，这是绝对需要正确严谨的观察、分析和推理的。这就是说，脑袋要笨，同时，脑袋还要聪明。不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常常会阻碍科学正常进步的。这是需要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进行慎重的反省和观察的。
据说，陈景润一次出门买菜，回来后竟找不到家。他若不是这样心灵简单、思想清纯，除了数字、数学外一无所知，他又怎能几十年如一日发“钻牛角尖”，并且在这“牛角尖”上取得世人瞩目的突破呢？
5.独立思考，探索不已
学术的发展与进步，要求从事学术工作者既要有“呆子”精神，又要解放思想，善于怀疑，富有创造性，且能埋头钻研，上下求索，以追求真理为旨归。独立思考，探索不已，正是北大的一个重要传统。
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方立天教授回忆说：
1956年我进校时，学校号召师生向科学进军，在学术上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学生一面要求听课读书，打好基础，一面提倡独立思考，自由探讨当时一些课程内容的讨论，同学们各抒己见，追根问底，争论热烈，效果很好。可惜这种风气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受到影响。但是，真正的北大人仍然保持了北大的优良传统。如我们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马老。马老在大饭厅作“新人口论”讲演，我拿凳子坐在第一排听。他激动时用拳头拍讲台，大声申述自己的观点。马老深刻雄辩的论证，使人信服，他的忧国忧民的深情，令人感动。后来马老遭到批判，他又“明知寡不敌众”，却敢于“单身匹马，出来应战”。马老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精神，实在使我们无比钦佩。
又如当时校长傅座教授．也是一位敢讲真话、直道而行的突出典型。他独立思考，率不盲从，且心直口快，在1957年差一点成为右派，只是由于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讲话，才使他免于厄运。傅先生的观点和事迹在北大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我想这也是坚持北大精神的胜利。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在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1959年上级组织人大、北大两校联合调查组，赴河南、河北的三个县调查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我也被吸收参加河北蒿城调查。经过几个月实际调查，三个组提出了几百个问题，实事求是地对人民公社提出了种种看法、问题、建议，表现了在特定条件下坚持自由求索的精神，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在学习中，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死读书”、“读死书”的圈子，在学问上有所见解，有所创新。
北大哲学系陈启伟教授回忆说：
洪先生（著名哲学家洪谦先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探索的精神。他屡次对我说，无论读谁的书，都要自己动脑子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不要读了什么就信什么，不要人云亦云。
1957年底我在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时产生了一个疑问。康德在“导论”第一节开头说：“毫无疑问，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是他不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起源的，因为知识的成立还有赖于某些先天的即不是来自经验的形式（先天的感性形式和先天的范畴），正因此故，没有人因为康德承认一切知识始于经验而说他是唯物论。然而这样一来，就同我们的哲学教本里流行的一个说法：“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发生矛盾了。我问洪先生怎么理解，他说很抱歉他还没有注意过哲学教本里这个流行的说法，不过，他认为我的思考是对的，并且补充说，柏拉图也不否认认识开始于经验，他认为只有经过感觉的诱导才能使灵魂去回忆它本来固有的对理念的知识。但也没有人说柏拉图是唯物论嘛。
像这样鼓励和赞许我对哲学问题做独立思考的例子我还能记起一些。我觉得我在洪先生的培育下在学术上锻造出来的这种独立的精神是他留给我的一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独立定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