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写道：“我在作为对象的形象世界中游走，试图由心灵的创造物去接近创造者的心灵，由这些心灵去亲近整个文学时代；力图凭借历史知识、艺术理论和个人经验（包括审美经验）控录这个艺术世界的深层结构，同时，由这特殊世界去‘复原’那个时代的感性面貌。”而事实上，赵园一直在寻求对自己终极能力的挑战——陌生的知识领域，陌生的理论架构，以至于陌生的表述，她尤为一心向往这的，是思维能力、认识能力惟及将认识理论化的能力。她力图达到“生命的深”。
赵国戏称自己是“邂逅学术”的。所谓“邂逅”者，不期而遇也，选择了学术，选择了书斋生活，在她是偶然而幸运的。枯寂与清贫，确也是书斋生活必然的伴生物，但她并不打算用安贫乐道、献身学术之类冠皇的话来自慰或是解嘲。她相信她所做的，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必有人做的，其价值无须特别论证。多少年来，因为弄学术，她已经习惯了听取满腔同情的半悲悯半慨叹的评语：太清苦了。每逢这时候，她真想仿庄惠之辩反问一句：“子非我，安知我不以此为乐？”是的，学术给予她的，是不受纷扰的一份宁静，她在学术中清晰地体验到生命力的扩张与延伸，“激情迸发时任激情迸发，平静淡薄中写平静淡漠的文字”，她甚至对上苍的安排心存着深深的感激。自然，书斋生活之中也有不可弥补的缺撼。整日安坐在书房的一隅。沉溺于思考与表达，对于活泼的生命，“永远地丧失了游戏的态度，永远地丧失了悠悠恰然，以至于迟钝了对四季流转、寒暑交替的感觉”，竟至于“一年年地忽略了初春时柳梢那烟似的鹅黄，到瞥见枝头翠色欲滴，才照例地惊然一惊”。书斋是纠缠她的矛盾与迷惑的所在，她有时竟不可抑制地压倦，强烈地向往她不曾拥有的生活，在投入与逃避、兴奋与疲备之间游荡，既惧怕喧嚣又不耐沉寂，这是她初期常有的状态。她曾不无神往地叹道过“我哪怕是一个健壮的村姑呢”，我听得出神往后面的怅恫与苍凉。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空旷的天地间独行的旅人，永在途中，注定了漂泊，体味着“孤独者的甜蜜与惆怅”。
人到中年，便很容易为“宿命”的意念所缠绕，是的，由事后看来，那些当时短促之间所作的抉择，是决定了人生不可逆转的航向，怎样刻骨铭心地塑造了人的整个灵魂禀性，想来是令人惊诧莫名的。1964年、1978年两次鬼使神差跌跌撞撞地踏入北大，在赵园，正是这样的宿命，无从诠解。如果说她是在躁动。浪漫，而不无忧伤困惑的革命激情中度过了好几个难以忘怀的“前文革时代”，那么当1978年重回燕园，在而立之年又漫步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的时候，她的心境却带上了某种苍凉的紧迫的意味。对赵园而言，北大更犹如乡土，它不是那种可以无所牵系地走出世界，它在记忆的深处潜伏着，偶一提起，便会兀自怦然心动，在北大90周年纪念文集《精神的魁力》中，她写了《属于我的北大》。北大在她心目中，是三四挚友的神奇而持久的遇合，是王瑶先生充满睿智与才情的暖而大的客厅，是师友间的纵情谈笑，晤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也许正是由于离开了燕园，她才能以更超然的眼光来瞩望它、思念它、品味它——内心里聆听乡土的声音。
这就是北大的一员，在她的身上，散发着北大的气息——一种幽幽的清香能润时间的长河，能育岁月的花草，能结芬芳的天下桃李，平淡却又平凡。淡然中透着对人生的追求和执着，平平实实的生活体现着做人的真谛。平和的心态中蕴育着高远之志，清晰、坚定，没有华丽的色彩和修饰，也没有浮华的声音与场面，有的只是坚定的心和明确的态度。这也许就是北大所蕴育出来的人物的特别之处吧。
赵园，这位北大的、杰出女学者以其独具特色的笔触赢得了一片天空。而这一切，是源于她的明志，在去尽浮躁，洗却铅华之后，能够保持真我之志，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学术和人上，心静如镜，寻找着自己的志向和心灵家园。她的真风流出自真内涵。这也正是北大人的独具魅力之处。
有志者，事竟成。足可以见“志”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了，只有明确了你的志向，你才可能选择你的道路，而后开始你人生的旅途。如果一个人无“志”，就像航海没有航灯一样，最终只能在大海中摸索，甚至会被海浪湮没。人要立志，更要明志。我们北大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这是我们做人人的时候应该借鉴的。不但立志、明志，而且还决不“失志”。
做人，首先要淡泊明志
马寅初先生便是这种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不“失志”的典型。50年代毕业于北大生物系的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居乃琥曾回忆说：
后来，我逐渐了解到，马老早年留学回国，就拒绝种种升官发财的机会，到北大执教。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不顾个人安危，不断发表文章、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抨击“四大家族”并针涎时弊，成为争取“和平民主”运动中“唯马首是瞻”的“民主斗士”。马老从1955年起就高瞻远瞩地提出控制我国人口的正确主张，并于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但却遭到错误的批判，马老坚持真理，不向权势屈服，毅然于1960年1月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更可看出马老的“志”有多坚。马寅初先生早在1914年～1927年就在北大任教，1919年被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6月1日，69岁的马寅初先生从浙江来到北京，出任解放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当天，北大师生在民主广场上举行欢迎马老就职的集会。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介绍说：“马老嫉恶如仇，绝不讲情面。马老的治学精神和正派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行动表明，他是一贯坚持和发扬北大的民主传统与作风的广在30年后的1981年在马老重新得到肯定的时候，人们看到为坚持真理，马老竟付出了20年的代价。
早在解放初期，马寅初就十分重视对国家经济综合平衡的研究。他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江浙一带视察科学生产力发展的缓慢与人口激增千万的尖锐矛盾使马寅初感到不安。他得出结论：我国目前有一个新的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要解决这个以矛盾，必须从人口问题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着想。在当时，这真可谓是“天下第一人”了，因为那个年代还在强调“人多力量大”。
直至1957年4月初，马寅初谈了人口问题。接着又在北大发表了人口问题的演讲。6月，马寅初将这次报告稿加工整理成为一篇《新人口论》，选写成书面发言稿，作为一项提案，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而后又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马寅初呼吁：“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会棘手，愈难解决。”很可惜，这一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马寅初又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情出发，在他费尽心血的《新人口论》中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中国人口的问题的实质、表现形式和解决办法，并且指出：
“如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以3％来推算，10年以后人口将达8亿多，15年后奖达9亿8千万，50年将增加到26亿。”“过多的人口，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
接着，他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三条根本途径：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日质量。并且，马寅初在控制人口问题上提出了定期普查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以及提倡晚恋晚婚晚育、避孕等具体措施。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和远见卓识很快被当成毒草遭到批判。结果是，错批一个人，多增3亿人。
1957年10月二4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题为《不许左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署名文章，文章责难马寅初：“他们谈的并不是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
康生在北大的一次报告中当着马寅初的面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马寅初遭到口诛笔伐。北大校刊和学报接连发表了18篇批评马寅初的文章。《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大肆批评马寅初。《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刊，陆续发表了近60篇批马文章。憨直忠厚的马寅初仍抱着科学态度保持着平静的心态，矢志不谕。阅读批判他的文章，写大字报进行辩论。他表示，在人口的问题上，“不管怎样的艰难险阻，决不后退半步。”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寅初为自己的志向坚定不移，不但没有屈服，而且更加不断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