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提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观点。而他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拒斥邪恶，保持自我真性情，玉洁冰清，不沾世俗气的独立品质，更值得我们学习。他曾鼓励过青年学生们，做人要独立思考，只有如此，才能思想自由，不断探索，才能使从事学术工作者解放思想，善于怀疑，富有创造性，且能埋头钻研，上下求索，以追求真理为旨归，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与进步。
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方立天教授回忆说：
1956年我进校时，学校号召师生向科学进军，在学术上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学生一面要求听课读书，打好基础，一面提倡独立思考，自由探讨当时一些课程内容的讨论，同学们各抒已见，追根问底，争论热烈，效果很好。可惜这种风气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受到影响。但是，真正的北大人仍然保持了北大的优良传统。如果我们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马老。马老在大饭厅作“新人口论”讲演，我拿凳子坐在第一排听。他激动时用拳头拍讲台，大声申述自己的观点。马老深刻雄辩的论证，使人信服，他的忧国忧民的深情，令人感动。后来马老遭到批判，他又“明知寡不敌众”，却敢于“单身匹马，出来应战”。马老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精神，实在使我们无比钦佩。
又如当时校长傅鹰教授，也是一位敢讲真话、直道而行的突出典型。他独立思考，率不盲从，且心直口快，在1957年差一点成为右派，只是由于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讲话，才使他免于厄运。傅先生的观点和事迹在北大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我想这也是坚持北大精神的胜利。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在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1959年上级组织人大、北大两大联合调查组，赴河南、河北的三个县调查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我也被吸收参加河北蒿城调查。经过几个月实际调查，三个组提出了几百个问题，实事求是地对人民公社提出了种种看法、问题、建议，表现了在特定条件下坚持自由求索的精神，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在学习中，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死读书”、“读死书”的圈子，在学问上有所见解，有所创新。
北大哲学系陈启伟教授回忆说：
洪先生（著名哲学家洪谦先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探索的精神。他屡次对我说，无论读谁的书，都要自己动脑子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不要读了什么就信什么，不要人云亦云。
1957年底我在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时产生了一个疑问。康德在“导论”第一节开头说：“毫无疑问，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是他不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起源的，因为知识的成立还有赖于某些先天的即不是来自经验的形式（先天的感性形式和先天的范畴），正因此故，没有人因为康德承认一切知识始于经验而说他是唯物论。然而这样一来，就同我们的哲学教本里流行的一个说法：“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发生矛盾了。我问洪先生怎么理解，他说很抱歉他还没有注意过哲学教本里这个流行的说法，不过，他认为我的思考是对的，并且补充说，柏拉图也不否认认识开始于经验，他认为只有经过感觉的诱导才能使灵魂去回忆它本来固有的对理念的知识。但也没人说柏拉图是唯物论嘛。
像这样鼓励和赞许我对哲学问题做独立思考的例子我还能记起一些。我觉得我在洪先生的培育下在学术上锻造出来的这种独立的精神是他留给我的一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生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不可能孤立存在 ，你必然会与许许多多的人交往、合作。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要放弃独立而随波逐流。
不要总是一本正经或忿忿不平，这样才有礼貌。为赢得别人的欢迎，你必须在举止上做些让步。有时你可以退让，但不要为此失去自我。
□独立的品格，是成功者的必备条件。
成功者的身上具有许多种优良品质、勇敢、忠诚、创新、进取……独立也是这些品格中不可缺的成员之一。如果一个很依于他人的人也会获成成功的话，恐怕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就不会有很多民族为独立而战了。没有独立做前提，成功也许只是个假设。独立性格是成功者的必备条件。历史如此证明，现实生活也是这样。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过于依赖别人，或轻易接受别人表面的话，也是很危险的。北大学生王宏在儿童时期，就是被父母过于溺爱，变得十分依赖人了。他家里有钱、有地位，无论何事，都由家里照顾，虽然他们是好意的，但却妨碍王宏的人格成长。
王宏说；“如果我那时是一个反抗者，那我现在就不至于这么郁郁寡欢了。的确，如果我生性有一点顽皮，或是不顾一切，而追求自我发展，那就好了。但我不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也不是冒失鬼，我生性循规则蹈矩，对于别人更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依靠别人来解决你的问题当然容易多了，无论发生何事，有个人可以商量总觉得内心安定些。如果再进一步，别人愿意负完全的责任，自己更是完全松懈下来，于是这种人便容易成为一个无法独立的弱者。”
你不妨扪心自问，自己在儿童时是不是完全依赖你的父母；在学校时你的功课是不是总是先生或同学帮忙；在办公时是否总是揪别人来做，是否平时总没有机会使自己能独立行动。如果是这样，那你一定就是太依赖别人了，应当趁早摆脱此种依赖性，发展独立的能力。
但是切记不可又走到另一极端，自己哄自己，因为自己是独立的。应该是要尽量利用自己的才干，要做到这一步，就要发展相当的独立能力，同时要晓得利用别人的意见和指导。
北大一学者告诫青年学生们说：
“如果你过分依赖别人，那你便会上当，因为你不能分辨别人的话究竟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而你对于别人的动机也就茫然不知。”
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的人，那你应该是个品格独立的人，首先你应该学会为自己负责。
当你陷入困境遭遇孤独的时候，如果仅仅去抱怨社会冷漠，别人自私，这只说明你对外界的依赖性太强，你还太脆弱。
我们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当我们遭遇逆境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学会依靠自己。我并不是教你单打独斗，更不是教你万事不求人。而是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麻烦。别人没理由更没有义务非要帮你不可。社会不是家庭。社会不妈妈。社会不是充满爱而是充满竞争。
当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你只有具备充分的能力，并学会了为自己负责，你才有可能得到更多别人的帮助和关心。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你才能更多地体会到社会上善的一面、美好的一面，而不是仅仅看到它的冷漠和自私。
天助自助者，便是这样一个道理。在北大，每一个人都是思想上的独立者。他们有自己的观点，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正在讲说此观点的人是何等有名气，何等有威望，只要是有疑问，就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之讨论。这也许只有在北大才会有的学术风气，是在北大才有的一种有北大特色的独立品格。
北京大学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对于学术问题，自己可以坚持已见，但也要容许别人坚持已见，而且择善而从的事也不少。教师之间如此，师生之间亦是如此。胡适与其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就经常切磋，其间罗、傅二人讲了许多否定“我的朋友”的话，胡适也不以为忤。又有俞平泊先生讲古诗，讲到蔡邕《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平伯说：“知就是不知。”
某同学站起来质疑：“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
俞平伯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随手拿起粉笔写出六七种来。
提问的同学说：“对。”然后，坐下。
又一次胡适讲话，提到某小说，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同学张君马上站起来说：“不对。有人说在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见过。”胡适很惊讶，亦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在北大坚持已见的大有人在。某课上，某教师和某学生对一学术问题意见相反，且互不相让，直到学期终了还没有争出结果来。不知是教授有意为难还是选择得意之点，反正考题正好出了这一问题，这位同学自然要按自己观点回答。教授阅卷，自然判其错误，于是被评为不及格。按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要补考，补考成绩按九折计算，所以补考试卷上照例盖一长条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补考之时，也许为了表示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照原样答无误。结果教授评分为60，打九折，仍不及格。再补考，双方仍是原题原答案，评分仍是60。但这次算及格了，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补考的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不打折扣了。这是典型的北大解决学术问题的方法。
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对独立人格的锻造。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不严，相反，正基于此，先生要求学生掌握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要懂得知识的分量，懂得做人的原则，所求的应是真才实学，而不应是其他，或是虚幻的光环之类。
北大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指出：
北大并不是浑浑噩噩的一群。它不善于“地位”之争却喜好学术的争论和对真理的追求。学术自由是融进每一个北大学人的生命的。在我所在的科系，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以至争论被视为正常。年轻教师可以提出与学术泰斗不同的看法，阐述自己关于学科发展的不同思路。毕业生们也有时不知深浅地向一些知名学者质疑。另一方面，我们的老学者也乐意同别人进行学术上的讨论和论战。更不用说一个系内部同事之间的互相批评以至学术上的相互“否定”。学术上的讨论不讲情面，但绝不包含恶意的指责和攻击。这里表现的是北大人的另一方面：为科学和真理而争。也许正是因此，北大一直保持着学术繁荣的局面，培养出了数不清的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成功人材。
北大以其独特的方式滋养着一批又一批敢于向成功发起挑战的前行者们，在他们身上，闪烁着智慧的光华，使他们能够保持自我的真风彩，在人生的奋斗过程中不失本色，保持真我之品格，独立而又坚定，书写下了一篇篇值得后人品味玩读的生活诗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