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有求实的精神
北大人的求实精神，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减弱过。这也许正是北大能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以“实”为本的学者的根源所在吧。陈岱孙先生就是这样一群人中的一员。他毕生研究经济，在经济界地位举足轻重。他治学严谨，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不遗余力地为所做的事业付出辛勤劳动，体现了一代著名学者的高风亮节。
■人生范本：做人要有求实的精神
1953年秋，根据陈岱孙本人的志愿，高等教育部派他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从此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的生涯。
北京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陈岱孙先生所专长的财政学在经济系不是最主要的课程。为了教学工作需要，他放弃了从事已久的“财政学”和“经济学概论”的教学工作，而专攻经济学史的研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独立编写的《经济学史讲义》一书，印发给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师生使用，使师生受益匪浅。他讲授的“经济学说史”课程，深入浅出，有理有据，逻辑清晰，言简意赅，教学效果一贯优异，深得同学们的好评。
陈岱孙教授开始担任经济系的系主任后，尽管工作繁忙，准时上下课的优良作风却是始终如一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击北京，教室的屋檐被震毁，随时都有危险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将课堂搬到了露天，并讲足了课时。
陈岱孙教授对如何加强学生的基础训练、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等问题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他一向主张，要想培养出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必须加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训练，从而具备广博而精深的学识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1957年，陈岱孙与同仁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共同提出提案，要求在大学里开设人口学课程和人口学专业。50年代末，当马寅初的人口论受到批判时，陈岱孙深为同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岱孙教授再次焕发出生命活力。除了继续给经济系学生开设经济学说史课程外，他还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给他们以悉心的指导。
在日常教学中，他不仅教学认真，而且还十分注重培养学生们的思想品德。在与同学们的交往中，针对同学们存在的思想情况，陈岱孙十分强调地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他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经济建设。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但并不把它作为教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出了原理和方法，但是并没有穷尽真理发展的长河。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可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是刚刚开始，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一门前途无限的新学科”。
在认清我国经济学教学的现状后，陈岱孙教授指出，经济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他认为，大学经济系应该培养科学人才，而不是培养技术人才。在大学里应该实行学分制以利于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的知识。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他主张应该增强课程设置，充实教学内容，以便学生们系统而全面地掌握有关学科的知识。老师在讲课过程中，应该理论联系实际，把课程讲活讲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
在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上，陈岱孙教授也提出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建议。他认为，作为一名研究生必须具备“坚实的专业必备的基础、深入的专门知识，有一定创造性的专题研究成果”。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对某一专题进行深入的有价值的研究。
此外，陈岱孙教授还十分关心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高工作，努力做好“帮、传、带”。由于他的耐心指导，他所领导的经济学说史教学小组中的中、青年教师成长很快。他十分关心北大经济系教师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他的过问和关怀之下，经过教师们的辛勤工作，北大经济系成为全国在这个学科领域的重要教学基地。每当教师们出版专著，他都给撰写序言，充分评析该书的优点和缺点，这篇序言，不仅是对书稿的高度理论概括，而且对读者如何理解该书也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益的捷径。为了迅速提高中、青年教师的外文水平，陈岱孙教授经常挤出时间来教英文，既讲解英文原著，又进行辅导，使教师们的英文水平和理论水平都得到了迅速提高。陈岱孙教授有求必应和不遗余力地为中、青年教师业务能力的提高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深得教师们的敬仰和感动。在陈岱孙教授身上体现了一代著名学者的高风亮节的品质和做人风范，颇值得后来学人的学习。
由于陈岱孙教授在我国经济学界所处的举足轻重地位，经常有些学生和校外人士仰慕陈岱孙教授的大名，将论文直接寄给他，请求陈岱孙教授审阅和提意见。陈教授尽管工作繁忙，但他总是尽量抽出一些时间，认真地审阅，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对于论文中的任何可取之处他都充分肯定，对于其中的缺点和错误也都加以指正。例如：有位同学论文中的观点和某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就建议该同学去看一看那个经济学家的著作。
无论大事小事，他都本着认真态度去做。他曾为论文中的某些知识性错误加以改正，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在论文中认为在英语里“郁闷的科学”已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绰号，陈岱孙教授便详细地解释了这一绰号的来历，认为那个教授犯了一个知识性的错误。
陈岱孙教授将自己的毕业心血献给了经济学，献给了北京大学这座中国最著名的学府。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听取群众意见。脚踏实地，在北大兴达13年的教育生涯中，追求真理，为北大经济系的发展与壮大，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卓绝贡献。
□脚踏实地，追求真理。
季羡林在悼念冯友兰先生的文章中写到：“为了一门学问，他不知遭受了多少批判。……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诚于自己的学术事业，热爱祖国，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终于走完了人生长途。仰不愧天，俯不怍于地。”
在北大，为追求真理而不惜付出者不可名数。冯友兰只是其中之一。北大人为真理而战，求实之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北大的许多著名学者均有一种为真理而战的精神。不是为了私利而一意孤行，而是为了正义敢于坚持真理。他们曾遭遇苦难，也许会“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们曾“我所为者，合下便是当为也，论不得成败”（我所做的，理所当然就是应该做的，不必计较是否成功或失败），即便“一国非之，天下非之”，也不改初衷。
马寅初在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在中国不但要控制人口数量，还要提高人口素质。在多数人都还没有注意到中国人口问题时，他大声疾呼：“人口非控制不可。”这是多么伟大的远见卓识！有人曾粗略地算过一笔账：如果马老的主张和建议在当时得以实施，并一直执行下去，中国目前的人口至少将减少2.5亿。但马寅初在这一正确观点却遭到了许多无理的批判，荒谬的攻击。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马寅初没有“悄然中止”，他带病写了《重申我的要求》一文，说：“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他还说：“人口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我已经研究并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有责任说出来，并坚持到底。为此，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考虑国家和真理，从不考虑自己；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今天，马寅初的冤案终于平反了，而他高尚的人格为我们深深景仰。
李四光在北大地质系任教时讲授的是岩石学与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此外，还有实习题，每周有23个学时，尽管教学任务很是繁忙，李四光讲课却十分认真。每次讲课前，他都要查阅大量的参考资料，将所要讲解的内容编写好提纲，并将挂图和实物标本准备好。这一切都做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在讲课时，他对同学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从岩石的肉眼识别，到利用显微镜进行鉴定，以及对岩石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化学分析，他都要求学生认真掌握，决不能马马虎虎，得过且过。
从事地质工作，必须进行野外观察。李四光经常带领同学到野外去考察各种地理地貌、地形特征。他告诉同学们，自然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只有以科学的态度，由近及远，由简入繁地观察、研究，才能把握到自然现象变化的命脉。为了调动同学们的观察兴趣，李四光在引导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个山头、一条沟谷、一排裂缝的同时，还不断提出各种问题，让同学们动脑筋思索。每次从野外回来，同学们都有很大收获，背包里装满了采集回来的各种标本。有一次，李四光带领同学们在野外实习，晚上回到驻地时，看见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背包里有一块含有植物化石的大石头，李四光高兴地说，你这是“戴月荷石归”啊！几次野外采集之后，系里的标本明显地多了起来，他便带领同学们将这些标本贴在标签，按类陈列在实验室里。
踏踏实实，治学如此，做人亦当如此。
□平淡之中的伟大
做人要实，求实、真实、踏实。平淡中，实是本。而平淡却又往往是伟大的诞生地。
《马克思主义史》，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通史，1997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选题人：郇中建。主要责任编辑：郇中建。
《中外奇辩艺术拾贝》，1993年获新闻出版署编辑二等奖，1995在被评为优秀畅销书。责任编辑：郇中建。
……
郇中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他给人的感觉就像人民出版社的那幢大楼，沉稳、踏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才气四溢、飞扬洒脱的现代文人。在他那睿智的目光后隐隐流露的几许淡泊、几许超然。
1968年，15岁的郇中建离开首都，来到山西农村插队。他也就跟着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田间地头懵懵懂懂地过了一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得知邻村一个人家中藏着很多书，而且大部分是线装书，于是辗转借到，就着昏黄的灯光孜孜以读。他读《三国》，读《水浒》，甚至读四书五经，单调辛苦的农村生活因此而增添了无穷的滋味。青灯古卷，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在70年代的中国，在大谈“革命”的时代，居然在农村过了一段仿佛古代文人的生活。也许该算是一种幸运吧，因为正是凭着广泛涉猎的习惯，他才读了《矛盾论》、《实践论》，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甚至读了《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从此他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决定了他今天的人生道路，也决定了他今天的职业——马列著作出版的具体负责人。
1977听人说可能要恢复高考，兴奋已极的他在必须每天都要出工、农场也不提倡复习的情况下，利用吃饭和晚上收工后的时间，啃完了中学六年的教程，他要把握住生命中的这次转机！他要报考，而且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
他如愿以偿了。大学时期的学习也是绝对脚踏实地的。10年插队，使郇中建对求学的机会分外珍视。“书要一字一字地读，一本书起码要读五六遍才能掌握它的要旨和精华。”这是他的切身体会。以至于后来，有的时候老师出了考题，他都可以记起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出现在哪个出版社出的哪本书的哪一页上。1984年，在大学讲台上工作了两年的郇中建回到母校读研究生。一个月后，他的孩子“呱呱”坠地了。从此他既要做好一名学生，又要担当起做父亲的职责。于是，他每周从学校借十几本书回家，一面照顾孩子，一面读书。为能两全，他每天只有在照顾父亲睡下后，一小段、一小段地记下自己的思想，然后让爱人拿回家输入电脑，整篇论文就这样在医院的病房里诞生了。学海泛舟，郇中建得到了知识的滋养，也饱尝了波折和艰辛。但当他凭着自己坚韧的性格走过这风雨求学路的时候，他也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稳固的支点：不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要实实在在地治学、做事、做人。
研究生毕业后，郇中建到人民出版社作了一名编辑。在现在的社会，这该算是一个清贫的职业，而他对这份工作始终是一片痴情，至今保留着学生时代的那份实在。郇中建说：“作一个好编辑最重要的是看得开，淡泊名利，用一颗超然的心面对各种诱惑，甘心为他人做嫁衣。”
编辑工作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性劳动，编辑的研究成果和劳动成果总是通过别人的成果体现出来的。一部好作品问世时，人们注意到的往往只是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有几人会想到幕后默默辛劳的编辑呢？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要矢志不渝地守着一方精神的净土，需要多大的定力啊。郇中建大学时的同学有的从国外载誉归来，有的已是声名在外的学者，也有的官运亨通，还有的成为商海弄潮儿，而他所拥有的只是40多万字浸透心血的书稿。面对金钱、名誉和地位，他是淡然的。他说：“人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但是如果他为自己的消费欲望所支配，那他就不会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对我来说，只要对得起自己干的事，在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回头看到自己编的书能站得住脚，这就是最大的满足了。更何况，编辑工作本身就能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
他热爱自己的工作，虽然平淡但精神是伟大的。他说编辑是第一读者，能够对作者的原始思想进行把握，可以修改作品，为自己的学习和提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编辑又是幸运的，因为能同许多老学者、老教授沟通了解，领悟他们思想深处的东西。而最有意义的是，一个敏锐的编辑可以发掘作品中刚刚萌牙的思想，凭着长远的目光和冒险的精神扶持它发展起来。这样的挑战和创造是无法替代的。正是这份执著，使他在10年的编辑工作中很快成长起来，责编了上百种书。他是《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责编之一，责编了其中的近30卷；现在，他又在为《马克思思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这一跨世纪的出版工程作出自己的努力；此外，《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出版后不久就再版。我们前面说到的《马克思主义史》、《中外法庭论辩选萃》、《中外奇辨艺术拾贝》等获奖书籍则是对他的编辑工作的一种肯定、鼓励和鞭策。对于一个倾心于编辑工作的人，还有什么比这些更令人欣慰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