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初，陆军大臣南次郎要参加军司令官、师团长的临时会议，他准备在会上做训示演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军队的重要性显得特别突出，因而作为日本陆军第一把手的陆军大臣，在这种高级军官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自然而然地会显露出至少是军部方面的某些倾向。甚至可以说南次郎的这次演说极有可能被那些司令官、师团长们理解为带有政策性的东西。所以这次演说的内容当然应该严格起草。这样一来，对起草人的选择就是慎而又慎的了。
这个后来引起政界及舆论界激烈争论的陆军大臣演说辞的起草者恰恰是东条英机他们这个研究班子。
演说辞说道：
“首先，满蒙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刻，回避这一点是不现实的。谁都知道那一地区对日本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因而满蒙政策的制订必须从速，且要严肃认真。还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都是不容政府首脑各级官员、全国上下忽视的问题，可我国现在总像是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或者干脆说是带有危险性的思想，那就是政府高度重视政治与外交，倒是这些国家的主宰者失去了对国防的兴趣，他们就好像不理解国防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一样，这绝不是可以推崇的好现象……”
南次郎在演说中虽不是每一个字都重复了东条英机等人起草的稿子，但其主导思想是发端于那里的。南次郎看了草稿后，认为其中的精神与军部高层官员的想法近乎一致，因而将其作为自己的认识向会议发表了演说。
“九·一八”事变是在南次郎发表演说后一个半月左右发生的，但其具体的对付事变的方案绝不仅是产生于此时，至少可以说在落到实处以前，比陆军大臣演说早很长时间就已有了处理中国东北问题的框架。
陆军在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这一基础之上，准备分三步走，即依次在满蒙建立亲日政权、独立国家，最后占领满蒙。对这个方针，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与试验之中。
昭和初期，宇垣陆军大臣想以此作为满蒙问题无法和平解决时的应对方略，尽管没有将其作为政策加以实施，但日本军界多年来的行动很难逃出他们的这一精心设计。
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未能建立起亲日政权。1930年，军事课长永田在满洲关东军幕僚会上又提到上述方针，未得认可。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案是既定的方针，之所以对这一非和平解决的方针一再拿不定主意甚至否决，是由于未作好充分准备，亦需等待最合适的时机。
到了1931年春天以后，军事解决的趋势已无可掩饰，那个委员会能不明白吗？陆军大臣也已等待多时了。永田曾向关东军明确提到过军事解决过程中的具体方针。东条英机这伙人又是早就鼓吹采用军事手段的狂热分子，由此不难看到他们起草的军内演说文件该是什么样的内容，又岂能不符合陆军最高长官的口味？
因此，东条是“九·一八”事变阴谋的积极策划者与参与者，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侵占中国东北后，采取何种形式的殖民统治，曾经作过种种设想。
1931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就秘密制订了《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提出解决满蒙，应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要打破现状，成立亲日政权；第二阶段，要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第三阶段，要完全占领满蒙领土，划入日本版图。
6月19日，日本军部为确定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经陆军大臣南次郎同意，秘密指派陆军省的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维和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为委员，组成所谓的“五课长会议”。在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五课长会议”反复研究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制订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并于7月陆军省以密令传达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这份秘密文件，明确而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指明将实行直接“占领满蒙”领土，划入日本版图。
1931年9月19日，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迫不及待地会见参谋本部特使建川，石原立即提出吞并满蒙领土，划入日本版图的主张。
9月20日，奉天市政公所成立了，关东军任命土肥原贤二为所长，即奉天市长，其他如秘书长、总务、警察、财政、卫生等课长，完全由日本人出面担任。但是参谋一部作战部长建川得知此情况后，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明确提出：“消灭东北现政权，然后建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的，接受大日本帝国控制的政权，才是最好的选择。”
9月21日，日本军部也发电：
“由关东军方面直接行使军政大权实为不妥；军方对于地方行政，应以维持治安为限。”
同时，从9月19日到9月22日，关东军司令部里一直在进行着一场会议。这个会议由几张熟悉的面孔组成，他们是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片仓衰、继川勒次、花谷正等人，还有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也参加了会议，这个会议其实就是在三宅的卧室里举行的。
这个房间是刚刚成为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个日本房间。夜已很深了，只有这个小房间还亮着灯。所以这间小屋十分显眼。
他们的这次秘密会议终于作出了一个决定。
9月25日，关东军向日本陆军大臣和日本参谋总长发了一个密电： 陆军大臣 参谋总长阁下：
满洲战场之外，我关东军上层军官经过讨论得出一个结论，今以《解决满蒙问题方案》电告，当前或稍后时期内，建立接受日本国支配的、以中国东北三省及蒙古为辖域，推举一合适的人物管理，经议决，方可使此区域成为满蒙各个民族的乐土，亦可防止其敌仇我之情绪与行动。……以后可根据新政权的委托，日本帝国将大力协助其掌管各类事务，作为对其求助的答复，国防、外交、交通、通信、治安一切事物均由我方倾注力量办理，应无损于我方各种利益。
于是关东军主导的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拉开了序幕。
《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规定：
“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三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新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该方案还规定，新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加以管理。国防和外交的经费由新政权承担。在“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下，拟定利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为镇守使。这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确定的组织东北傀儡政权的第一个方案。
日本帝国主义准备扶持的傀儡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生于1906年。
1909年，溥仪继承帝位，年号“宣统”。溥仪是清王朝的末代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溥仪被迫退位。但是，根据“关于清帝逊位后之优待条件”的“尊号仍存不变”、“暂居宫禁”之规定，这位实亡名存的末代皇帝，在“宫禁”中仍然过着皇帝生活。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将溥仪逐出北京紫禁城。溥仪被驱逐出来之后，最初住在他父亲的北府，后来在罗振玉、郑孝胥的活动下，逃到了日本公使馆。
1925年2月23日，溥仪由日本的便衣警察和特务保护，从日本公使馆转移到天津的日本租界。溥仪此后就在“张园”和“静园”住了7年。在这7年间，溥仪以“亡国皇帝”的身份生活在日本租界里。每天送往迎来很多人，包括各种身份的日本人，还包括清朝的遗老遗少和军阀政客。溥仪十分希望能够找到尽量多的帮助，这样他才能恢复满清王朝的霸业。而那些来找溥仪的人，当然也是为了促使溥仪复辟。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溥仪可谓用心良苦。日本人从1924年就将末代皇帝溥仪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然后给其优厚的待遇，尽量地满足他的要求，以博得溥仪对日本的好感。事实证明，溥仪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枚绝好的棋子，在日本统治和控制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本人的这个阴谋从1924到1932年实现，持续了8年之久。
溥仪复辟满清的心思也使其认识到，日本人对他来说，是第一个外援力量，他十分希望能够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实现其复辟满清的目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溥仪就立即派刘骧业、佟济煦前往东北各处进行联络，想要尽早实现“重登大宝”的梦想。
1931年9月底，关东军派住在大连的罗振玉和日本浪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在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向溥仪转达了坂垣征四郎的意见，并递交了汉奸熙洽的“劝驾信”。“劝驾信”劝说溥仪不要错失时机，应当赶快前往满清发祥之地东北去主持大局。
溥仪派到东北去联络的人对溥仪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认为，现在东北的局势还未完全控制住，因此等局势完全稳定之后，再由“满铁”的总裁内田康哉请溥仪前往沈阳。所以溥仪就只好在天津苦苦等待，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赶往东北，实现满清复辟的大业。
在此过程中，溥仪也并非一味地坐等，他用黄绢亲笔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各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帮助自己“重登大宝”。
而这个时候，日本关东军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刻控制住溥仪。奉天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根据关东军的指示发布命令：“不管怎样，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的地带。”土肥原贤二本人便从奉天秘密前往天津。
溥仪在一个傍晚与土肥原贤二见面了。溥仪听说有贵客将至时，高兴至极。溥仪称帝、延续帝制、享受荣华富贵之心一直未死，更想以满洲为基础，随后再建立统治全中国的霸业。
溥仪到门口去迎接这位土肥原贤二先生。他看到一个身着西装的日本人，这人就是土肥原贤二。他高鼻梁、高颧骨，通天鼻子拼命地呼吸着。他的鼻子下方有一撮小胡子。
土肥原贤二一见面，就说：
“皇帝陛下，现在您身体还好吧？”
溥仪说：“还好。和老家住着差不多，气候基本上是一样的。”土肥原贤二很快就转入正题：
“皇帝陛下，满洲现在很紧迫啊！3000万人民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这都是东北军张学良一手造成的。我们日本国当然不能看着这一切不管，所以我们出兵满洲。我们并无侵略之意，而只是想使满洲各族人民都能过上幸福安乐的日子啊。如果皇帝陛下能前往满洲，领导这个新国家，那么满洲人民一定对您感激涕零。”
溥仪说：“是的，我能理解。”
土肥原贤二接着说：
“皇帝陛下应当认清当前的形势，这种良机，真是稍纵即逝，错失必将成为千古的遗恨啊！我知道皇帝陛下绝不希望祖宗的发源地像今天这样动荡不安。皇帝陛下若能趁此良机，重返祖宗的发源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那么满洲的秩序一定能安定下来。到那时，我们日本国当然会平等对待，并且友好地对待您的国家。我们愿意与您结为同盟，当然您作为国家元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我们日本国不愿看到本国的侨民利益在满洲受到损害，也不愿看到皇帝陛下的国家处于动乱之中。所以请皇帝陛下果断决定。否则，悔之莫及呀！”
土肥原贤二的话使溥仪激动万分，祖宗的大业、辉煌的帝国都在他脑海中浮现。他已经热泪盈眶，充满渴望地问道：
“您的话代表日本关东军吗？能够代表日本政府的意见吗？”
土肥原贤二立刻点了点头，说：
“我们日本国天皇陛下完全信任关东军，而我今天来见皇帝陛下，正是代表整个关东军来的。皇帝陛下，您应该看出来了吧！”
溥仪听到这里，又多了一层放心，但他更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成为新国家的皇帝。他问道：
“那我们要建立的那个新国家是个共和国呢？还是一个有帝制的国家呢？”
土肥原贤二立刻明白了溥仪的用心，他说：
“这个新国家当然要是帝制国家。这样，您的声望才会有利于您以后的作为与发展。”
溥仪听到这句话，自然高兴。他迫不及待地问道：
“既然如此，那我愿意回到满洲。我们何时启程呢？”
土肥原贤二说：
“我们还是越快越好吧。谁知道留在这里会有什么危险呢？”
可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第二天的报纸上就登出了溥仪乘船离开天津，奔赴关外的消息。这时，溥仪很着急，土肥原贤二更是如此。为了让溥仪早日出关，土肥原贤二等人又导演了一出戏。
1931年11月8日，溥仪在住处收到了一份礼品。溥仪的侍从打开了礼品，大叫一声。溥仪本来就心神不宁，现在被这样一惊吓，立刻觉得心跳加快，差点晕过去。
原来礼品中有一筐水果，筐底竟然放着两颗炸弹。
溥仪吓得脸色苍白，眼睛发直，身子直哆嗦。他轻轻地问：
“这……这是怎么回事？”
侍从说：
“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溥仪由此立刻决定，马上离开天津赴满洲。土肥原贤二看到自己的阴谋又得逞，很高兴，立即组织护送溥仪去满洲之事。
11月8日晚，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天津的便衣队出动了千余人，从海光寺日租界冲出来，用手枪、手榴弹在华人区制造混乱。天津市的市政府、警察局都成了他们进攻的对象。日军趁机出动警戒，占领日本租界的外围地区，断绝了与华人地区的交通和联系。
这种混乱就是对着溥仪来的。日本的装甲车在11月11日晚还开到了溥仪居住的“静园”，控制了“静园”周围的地区。
日本人收买了溥仪的随从祁继忠，利用他对溥仪进行进一步的恐吓。祁继忠在一片混乱之中，急匆匆地跑进溥仪的卧室，大叫道：
“不好了！外面乱得很。恐怕就要打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怎么办？还是快点走吧！”
溥仪听着外面一阵阵的枪声，也没了主意，就跟着祁继忠跑了出来。跑到门口，就看到一辆汽车。他被带到车上，只听车子“轰隆隆”地发动了。祁继忠说：
“看来，这里的局势也很危险。我们就按着日本人的建议和安排走吧。这汽车就是日本人提供的。”
溥仪现在也没有任何主意了，只好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可是溥仪也很担心：如果自己现在成了日本的俘虏，那该怎么办？我的“幕僚”和妃子还都留在“静园”呢？我现在真的成为“孤家寡人”了……
可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出路，只好任由日本人安排。
他们在日本人的护送下，出了日租界，上了一艘小汽船。
1931年11月13日，溥仪一行到达中国营口的“满铁”码头。几个日本人在码头上静静地等待着。一起到来的只有几个中国人，包括溥仪、郑孝胥父子，其余便是负责护送和监视溥仪的吉田忠太郎翻译官、工藤忠侍卫官和上角利一等人了。
可是溥仪一被送到汤岗子温泉，就立刻被封闭起来，毫无自由。这时，溥仪才渐渐认识到，日本人其实并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他心中恐惧不安，难以入眠。
而此时的坂垣征四郎则向外界宣布：
“天津的暴乱，使溥仪难以忍受混乱和危险的处境，所以就来寻求日本军民的保护。”
溥仪被带到东北的时候，“国联”正在开会。日本在国际上的处境孤立，日本政府不敢贸然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