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巨擘李耀廷
——《昭通史话》（节选）
这是荒丘瘠地上站起的巍峨蓝天的大厦，这是烽火离乱中长成的挺拔苍穹的大树——在咸同“昭郡之乱”的腥风血雨中，李耀庭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由贩夫走卒而成为工商金融巨子、号称西南首富的奇迹。在《四川近代史》一书中，昭通李耀庭的名字随处可见，李耀庭的人生殊遇令人瞠目结舌。朝廷的封疆大吏叩门求见，尊称其“世伯”；巴蜀的芸芸万众冷眼旁观，戏称其“在野相爷”；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更因李氏家庭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讨袁中毁家抒难的义举而感动，欣然命笔，手书“高瞻远瞩”横幅以资勖励。自朱提建置以还二千年间，昭通籍人或以科名、或以军功、或以诗文、或以宦绩而名垂青史者非只一人，但出生、成长于晚清末季的工商巨擘李耀廷，无疑更具“前无古人”、睥睨后生的独特风采。
李耀庭，原名李启荣，后改名正荣，字耀庭，以字行。公元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出于昭通府恩安县(今昭通市)。据《恩安李氏宗谱·表系》记载：世籍江苏江宁县柳树湾。先祖追随朱元璋起兵，因军功而升至百户、千户。李耀庭六世祖调任贵州乌撤卫指挥佥事，携家眷入黔。公元1730年(清雍正八年)，禄万福叛乱，李耀庭五世祖李应元随安龙镇总兵哈元生征剿禄万福，事平，遂定居恩安县龙泉冲。传三代，至李耀庭的祖父李嗣璋，人丁不旺，独子承宗。再传至李耀庭的父亲李洪泰，又是孑然一棵独苗。这当然不是一件可以达观、泰然处之的小事。忧心如焚的李嗣璋请来了一位勘舆先生，阴阳八卦、龙脉风翕铺排了一阵，结论是龙泉冲风水不利，必须另择居处。李嗣璋相信了勘舆先生的判断，举家搬迁到鲁甸厅龙家院子——后来又迁回昭通府城，当然是在发迹之后。
迁居鲁甸龙家院子后，人丁是大旺了，继李耀庭之后，母亲迟氏又生了启华、启富、启贵、启先、启纲、启芳六个儿子，但生活却是一天不如一天。衣食油米，常感困窘，寅吃卯粮，处境狼狈。身为长子，李耀庭不得不辍学，随父亲务农，以维持全家生活。当时的昭通，吏治腐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瘟疫肆虐。咸丰七年六月，李耀庭的祖父、祖母、姑父、姑母、妻子、二弟相继死于饥荒和瘟疫，奉养、抚养母亲和五个尚未成年的弟弟的担子无可推诿地压到了年仅二十岁的李耀庭肩上。当时，“回汉构衅”余波未尽，李蓝起义风暴骤起，地方官吏借镇压反清起义之机，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百姓逃亡，田地荒芜，走投无路的李耀庭开始了贩夫走卒的生涯。他遍向亲友借贷，好不容易筹得三吊钱，到迤车汛买叶子烟，挑运至永善县的黄坪等地出售，所得本利再买食盐挑运到鲁甸的江底卖。每次往返三百余里，历时近一月，虽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备极艰难，却也可以获得相对丰厚的利润。发迹后的李耀庭在回忆这一段贩夫走卒的生涯时仍心存余惧，不甚感慨。他说：“余方年少，又值兵乱，忘身冒险，出入戈铤生死之中，艰恐益无限也。”
在李耀庭居住的龙家院子村外有，一个大溶洞，当地人习称“仙人洞”。战乱中，村寨几经兵燹，房屋俱毁，村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躲到仙人洞中栖身、避祸。然洞中潮湿，数百人不分昼夜、经年累月的住在里面总不是办法。而且一有疾病，相互传染，威胁就更大。李耀庭与乡人商议，选择在仙人洞附近一座背风向阳、易于防守的山岗上重建村寨，构筑围墙、寨门、堑壕、房舍，将栖身于洞中的乡人搬迁到新的村寨里。同时购置兵器，组织同村寨青壮年练武自卫，号称“松柏营”，李耀庭众望所归地担任了松柏营的首领。同治二年，李耀庭又与毗邻的安家营、阴洞、平洞等各村寨结盟，无论回汉，相互亲善，一旦有事，互为接应。时势造英雄，在一般意义上很难与“文治武功”沾边的李耀庭和他统领的松柏营，在咸同动荡的社会生活中，竟然也闯出了一条路，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公元1865年(同治四年)，贵州毕节陶三春率苗族反清义军攻人镇雄等地，云南布政使岑毓英奉命征剿，李耀庭率松柏营随岑毓英效力。事平，以军功得了个四品武官都司的前程，赏戴花翎；继又被保为补用知县，加同知衔。这时的李耀庭对进身仕途已经很有兴趣，如果不是因为与昆明巨商王心斋邂逅，在昭通史话中便不会有这位不能不写的工商金融巨子。
王心斋，名炽，字昌国，号心斋。云南省广西州十八寨(今弥勒县虹溪镇)人，公元1836年生，长李耀廷一岁。在昆明和迤南经商，开设“天顺祥”，信誉卓著，名重一时，是昆明工商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同治四年起，王心斋把经营的重点由滇南向滇东北、川东南转移，将云南的茶叶、火腿、药材及鸦片等运销四川宜宾、重庆，再采办湖广的布料及日用百货运回滇东北及昆明销售，并在宜宾、重庆开设天顺祥的分号。同治五年春，王心斋办了一批货物入川，有二十多人武装押送。一日，夜宿鲁甸桃源，货物被盗，武装人员的兵器也被行窃者顺手牵羊拿走了几件。王心斋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慕名登门向李耀庭求助。李耀庭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便追回了王心斋被窃的物品。王赏识李的精明干练、老成守信，李钦佩王的器识超卓、胸有丘壑，二人义气相投，竟一见而成终生契友。对于李耀庭欲进身仕途的想法，王颇不以为然，推心置腹地规劝。王认为：做官做到卿相是一种前程，经商至于家存万金也是一种前程，二者都是人生事业成功的极至，无所谓贵贱厚薄。但选择入仕还是经商，则与时势及每个人的秉赋、性格有极大关系。要人仕，必然要学会阿谀圆滑，但李耀庭决非阿谀圆滑之徒；而且清朝已到了一叶悲秋的时候，仕进宦游已为时势所不容。李耀庭无法拒绝王心斋知人知事、合情合理的规劝，放弃了入仕的打算，重新开始了经商营利的生涯。当然，此番“下海”与过去景况又不一般，不再是倒卖叶子烟的贩夫走卒，而是往来昭通、宜宾间颇有几分实力的行商。几年后，李耀庭与人合伙开设的“荣茂公”商号在宜宾挂牌营业。
光绪年间，天顺祥步入辉煌。昆明设总号，外埠业务中心在重庆，又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南京、九江、广州、西安、太原、开封、济南、长沙、南宁、福州、贵阳、CD、泸州、宜宾、香港等处设分号，在越南海防设代理处。光绪六年，王心斋诚邀李耀庭以股东身份加入天顺祥，担任天顺样渝号管事(即经理)，坐镇重庆，分理外埠业务。按当时天顺样的管理程序，凡昆明总号派往外埠各分号的管事、司事，均应先赴重庆面见李耀庭，听取指示，再赴任履职。若外埠主管人员任期届满或因故出缺，李耀庭可代总号派遣接任。总号与各分号收交汇兑，均报渝号过帐；信息通报、重大决策会商，也要经由渝号发出。渝号实际上成了天顺祥的业务中心，李耀庭作为王心斋的全权代表，是天顺祥的经营主管，他与王的关系，相类于今天企业集团的总经理与董事长。就在这期间，一个极有可能擦肩而过的历史性机遇，被精明干练的李耀庭紧紧地抓住，并由此而把天顺样的业务拓展到金融等领域，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清代通用货币主要为银锭和铜钱，携带不便，大量银两转运更难。旅途伏莽不靖，调拨大批银钱，若无官兵或镖局武装押运，难逃被抢被劫的厄运。云南财政不敷，历年需由川、鄂、江、浙等省调银补助，称“协饷”。光绪十一年后，驻滇绿营官兵薪饷及军费开支一年需数百万两，均由协饷省调拨，解运极为困难，这就促成了既方便，又安全，且省时的汇兑业务的兴起。但当时尚无国家中央银行和官办官营的商业银行，汇兑业务交由谁来经营呢?被社会认可的实力、信誉，是开办汇兑的前提和保证。当时，督办四川外务的川东道道尹唐炯(后升任云南巡抚)急需银十万两，朝廷调拨一时无法运到。唐炯把重庆几家商号、票号的老板请去商量，希望各商号、票号先借支，朝廷拨款到了后再归还。一则因为所需款项数额巨大，难以筹集；再则也担心还款滞碍，影响经营，故均托词拒绝。李耀庭得知这一消息，权衡利弊，认为这是显示天顺祥雄厚实力，插手并控制官营汇兑的良机。在征得王心斋同意后，概然承诺垫支十万两白银。为将这一解官府燃眉之急的“义举”广而告之，同时也为日后的还款预设伏笔，李耀庭雇用一百名挑夫，身着有“天顺祥”字样的号挂，每人挑银一千两，挑担上各插“天顺祥”白纸灯笼，浩浩荡荡，由李耀庭亲自护送到道台衙门。唐炯当面清点入库，付汇费三千两，李耀庭即派管事及司事数人持川东道文凭到北京领兑银两充作北京分号的资金。挑夫百名，送银十万，招摇过市，观者如堵，不但轰动了整个重庆，西南数省商贾均为之瞠目。未久，云南巡抚上奏清廷批准，将朝廷每年所拨军饷及各省协饷，概交天顺样领兑，年计百万两。天顺祥声誉鹊起，社会知名度、信用度无人可与之比肩。云南藩库、盐粮分署、书院的公款，军饷、协饷、丁赋，官员出省进京公干、举人人京会试，乃至富豪掏钱捐官、卸任官员解银还乡、商家营运资本，都放放心心地交天顺祥领兑调度运作。乘势而上，李耀庭又在重庆开办“乾元”钱庄、信记钱庄，设“利生”金厂，经营“祥发”公盐号，积聚了大量资本，成为西南工商金融界无人可与之争衡的巨擘。当时川滇(特别是重庆)工商界名流，多以和李耀庭相契而自诩：岑春煊任四川总督至重庆，尚未接见地方官员，先叩门拜望李耀庭，尊称“世伯”；重庆茶楼酒肆，提及李耀庭，则以“在野相爷”相称。
仅初识文字的李耀庭，在商海浮沉中增长了才干，锻炼了器识。洋务运动兴起，李耀庭便把注意力和资本金逐渐向兴办实业转移。他先后投资在四川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在重庆创办由其次子李湛阳出面控股的“烛川”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由其三子李龢阳出面合股收购“永清祥”丝厂，改设“潼川锦和”丝厂，投资开办川江轮船公司。光绪二十九年王心斋病故后，李耀庭继续主持天顺祥至宣统三年，凡与王心斋有关财产、债务皆分割得清清楚楚，“无昧天之思，无昧心之举，世谓古今难得一人。”
李耀庭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成功的金融资本家，但并不仅只于此。他致力公益事业，慷慨解囊支持辛亥革命，支持护国讨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他的影响。1892年在重庆倡组云贵公所，联络团结在渝云贵籍商人，维护其经营和正当权益。1904年筹组重庆商务总会，任总理，创办《重庆商会公报》，鼓吹发展实业，抵制洋货，振兴民族经济，维护国家权益。捐资赈济徐淮、三台灾民、修建鲁甸文庙、购书捐赠昭通风池书院并捐膏火银、捐资修建弥勒与丘北间南盘江大桥，动辄千万金，毫无吝色。光绪二十九年，云南巡抚林绍年奏请旌表，五属绅士公举孝廉，在奏折和呈秉中记其“……赈济灾荒，以及施棺木、送药材、散粟米，凡属善举，皆乐行不倦。”戊戌维新之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在国内外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发起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李耀庭深知国弱民贫，外强欺凌的根源在于清政府的腐败，因此他同情革命，支持革命。1897年10月，宋育仁在重庆创办四川第一家民营的爱国报刊《渝报》，宣传变法维新，鼓吹新思想。李耀庭支持。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端方率鄂军人川，李耀庭支持次子李湛阳利用其与端方的关系，联络革命党人杨沧白控制了新组建的巡防军。1911年11月，革命军总指挥夏之时到渝，得李湛阳巡防军内应，不费一枪一弹，重庆光复。《四川近代史》记：“同盟会重庆支部，均注意在工商界发展会员，因而重庆地区不少工商界人士倾向革命，如号称西南首富的重庆工商界头面人物李耀庭等都和革命党人有来往，同情和支持革命。……李耀庭捐输巨款，赞助革命。”晚年，李耀庭把产业交由几个儿子经营，但致力公益和支持革命却是李氏家族一以贯之的传统。有两件事应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件事发生在191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跌入低谷，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动肇和舰起义，急需运作经费。陈其美、杨沧白向李龢阳借款，李慨然首捐三万银元，随又不时接济。孙中山先生感慨之余，欣然命笔，手书“高瞻远瞩”横幅为赠。翌年3月，护国军与北洋军激战于泸州、纳溪一线。北洋军扣押李氏川江轮船公司的“蜀通”、“蜀亨”两轮，欲增兵前线抗击护国军。李龢阳知悉内情后，不顾巨大的经济损失，连夜指挥工人将两艘轮船的主机、舵轮折毁，毁家抒难，充蔡锷护国前驱。
李耀庭出身卑微，于咸同变乱中趋利避害，因与王心斋邂逅而对一生事业作出了正确选择。审时度势，多谋善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于出入头地，身家百万。难得的是，李耀庭致力公益、赞助革命，倾数十万而不吝，自奉却并不奢靡。他在存世的家训中，以自己幼年贫苦为例证，教育子孙不可“怠傲”。他说：“忆余为童子时，家贫，读书不能具纸笔。笔八钱，岁一易；墨曰‘十二神’，不可得砚，以碗当(即碗底)为之。……今粗备嬗粥，欢乐时不复好闻危苦之言，恐后昆习为怠傲，故书以诒云扔”。
中国封建传统，重士农而轻商贾，或因之故，开发较早，进化迟迟的朱提古郡、乌蒙旧府、昭通新治，近二千年间，只成就了李耀庭这样一位显赫于晚清，垂宪于民国的工商金融巨擘。
邹长铭
2000年2月15日
注：邹长铭生于昭通市昭阳区，客居巧家县50年，已出版文学、社科著作7种，其创作研究成果先后获昆明新时期十年（1981-1990年）文学奖、云南省文学奖、《滇池》文学奖、昭通市文学奖，云南省科技成果奖、社科著作奖。2006年，首批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专家”荣誉称号。（文字摘自云南昭通巧家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