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莫泊桑向福楼拜抱怨生活枯燥没有乐趣时，福楼拜在给他的回信中说道：
总而言之，你似乎十分懈怠，而且对我也略有不满。因为是我天天督促着你，使你不能尽情玩乐。
我的好朋友，我怀疑你是个不图上进的混混，总是想着划船和运动。我的医生朋友告诉我说，有教化的男人不需要太多的运动。你该知道你必须及时努力。你是个天生的诗人，还不赶快努力地写东西！其他的一切都是空洞的，你一心想着玩，又要担心你的身体，你满脑子的心事。其实，只要你好好利用你的假期，健康就没有问题了。这是我从哲学方面，或个人的经验领悟出来的。
你总是抱怨你的生活和工作不如意，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但是每天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的10点，你不必工作的这段时间，你可以专心地思考，这不是很好的精神寄托吗？
人的一生中，最光辉的一天并非是功成名就那天，而是从悲叹与绝望中产生对人生的挑战，以勇敢迈向意志的那天。我的好孩子，打起精神来吧！你一定要勇敢地站起来，面对现实，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看在老天的分上，你就快点振作起来吧！你有什么理由这样垂头丧气呢？你的缺点是没有原则，做一个文学工作者，只有一个原则——为文学付出一切。你的一生是为文学而活的，成功或失败，完全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福楼拜虽然不断地言传身教，但是实际上，福楼拜也只能和布耶一样，鼓励他从文学上努力。莫泊桑真正得益于福楼拜的，不仅是福楼拜引导他与名作家接触，更重要的是，他能因此结识很多报纸编辑和发行人。
1884年，莫泊桑致乔治·桑的信中便提到，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福楼拜府上高朋满座。莫泊桑就是在这里结识了那些老作家和社会名流。其中如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法国小说兼戏剧作家都德、优秀的贵族艺术史家龚古尔，还有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丹纳。当时社会的写实主义之所以兴起，便是丹纳的推动。也有年轻的作家，如诗人卡居勒·孟代斯、发行人查潘特，以及小说家埃米尔·左拉等，继龚古尔和丹纳所主张的写实主义派之后，这批年轻的作家自命为“自然主义派”，在《福楼拜家的星期天》中莫泊桑有如下的描叙：
第一个来到的往往是伊万·屠格涅夫。他像亲兄弟一样地拥抱着这位比他略高的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对他有一种很强烈并且很深厚的爱。他们相同的思想、哲学观点和才能，共同的趣味、生活和梦想，相同的文学主张和狂热的理想，共同的鉴赏能力与博学多识，使他们两人常常是一拍即合，一见面，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一种与其说是相互理解的愉快，倒不如说是心灵内在的欢乐。
……
过了一会儿，都德也来了。他一来就谈起巴黎的事情，讲述着这个贪图享受、寻欢作乐并十分活跃和愉快的巴黎。他只用几句话，就勾画出某人滑稽的轮廓。他用他那独特的、具有南方风味和吸引人的讽刺口吻谈论着一切事物和一切人……
……
接着来的是左拉。他爬了六层楼的楼梯累得呼呼直喘。一进来就歪在一把沙发上，并开始用眼光从大家的脸上寻找谈话的气氛和观察每人的精神状态。他很少讲话，总是歪坐着，压着一条腿，用手抓着自己的脚踝，很细心地听大家讲……
在那个年代，没有任何一位新崛起的诗人或作家，有莫泊桑这么好的起步环境。《文学共和国》杂志编辑卡居勒·孟代斯受福楼拜之托，在1876年3月、9月和10月的月刊中，刊出莫泊桑的几首诗。福楼拜运用查潘特夫人的影响力，使查潘特出版莫泊桑的作品。左拉等一群朋友也都尽力帮他的忙，替他找稿子的销量，使他能自食其力。
1876年，福楼拜还写信给《国家报》的编辑——他的老朋友拉培利和劳道威尔，推荐莫泊桑担任文学评论员：
你们报社中有空缺吗？你们需要跑剧院的记者吗？如果需要，我愿意诚心地为您推荐我的一位学生，他叫莫泊桑，是一位青年诗人，才华过人……
福楼拜写了一封介绍信，让莫泊桑去拜访劳道威尔：
关于阁下所提之事，我正要介绍我的一位朋友——莫泊桑。他的情况，拉培利应该已经跟你说过了。务望阁下鼎力相助，使他能为您效命，如能安插为文学评论员（审阅书刊和戏剧评论）之职，当更感激。
目前报纸方面，这种人才不可多得，我所推荐的这位青年，的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前途无可限量，希望你能念在我们的交情上，代为推荐。
虽然这次推荐没有成功，劳道威尔还是把莫泊桑的两篇稿子刊登了。1862年，福楼拜的小说《萨朗波》出版后广受好评，他也在结交的高阶层朋友和有名气的沙龙中不遗余力地推荐莫泊桑。由于福楼拜的关系，莫泊桑得以进入布兰妮夫人的沙龙，甚至进入了拿破仑一世的侄女玛希尔黛公主开设在巴黎郊外的沙龙。这家沙龙被当时的文学界称为“文艺之家”，因为玛希尔黛公主对那些作家都给予热诚的款待。由于福楼拜与戏剧界人士的接触，使得莫泊桑得以结识著名的艺人苏姗妮·纳姬、阿勃朗尼·沙伯特，以及帕丝卡夫人。
1879年八九月间，莫泊桑写信向福楼拜抱怨他的工作，说他的上司待他很苛刻，使他在办公时间内不能写作：
我的上司显然是找我的麻烦，分配给我的全是些零零碎碎的工作，这些事谁都可以干：什么编列年度预算啦、港口结算啦，整天都是枯燥的数字。我的桌子就在他旁边，就算是我有点空闲时间，我也不好意思做我的私事。
莫泊桑在海军部的工作是否有这么无聊，这倒难说。当时很多青年作家，如赛阿尔、于斯曼、麦毕奥等都在政府机关服务。或许莫泊桑是在故意夸大，好使福楼拜能帮他调动工作。事实上，莫泊桑也曾向其他人表示过他对工作的不满。不过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要停止对他的资助了，而海军部微薄的工资使他不得不考虑另谋出路，所以他才这样说。
1878年2月，福楼拜曾帮莫泊桑谋取一份图书馆的工作，但因行动迟了一步而失败了。这时候，莫泊桑向他母亲诉苦说：“就算有了真正的缺额，我的老师恐怕也不知从何着手呢！”有了这次教训，莫泊桑知道，如果再有机会，必须把福楼拜逼紧一点才行。
除了不断地向福楼拜诉苦外，莫泊桑也催着母亲给福楼拜写信，好让他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替自己多操点心。因此，他的母亲只好于1878年初，写了这封信：
亲爱的居斯塔夫！您称莫泊桑为义子，您对他这份爱护令我非常感动，也因这种关系，您也分担了一种做父辈的责任。相信您对莫泊桑的处境很清楚，事实上，他也向您倾诉过他在海军部的苦衷。您一向对他爱护有加，他很感激您。现在他希望早日脱离那个牢笼，希望您能帮帮他。
亲爱的老友！如果您能为莫泊桑的前途考虑，替他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我会对您感激不尽。当然，这种事用不着我操心，因为我知道，您对我们母子都很关心。要不是巴黎与我这里相距遥远……我真想与您坐在炉边，像小时候那样，好好地促膝长谈……
洛尔的信如往常一样，一半祈求，一半怀旧。福楼拜在洛尔的恳求、莫泊桑的抱怨之下，终于答应向他以前法律系的老同学，正担任教育部长的阿金诺·巴尔杜商量，巴尔杜说教育文化部有个秘书职位即将空缺，为了解决莫泊桑的问题，福楼拜甚至顾不得失礼不失礼，便迫不及待地问起职位的薪俸来。
一番波折后，莫泊桑终于在1878年12月，以年薪3000法郎的薪俸进入教育文化部秘书处工作。高兴之余，莫泊桑写信给福楼拜说：
我还没去拜望部长，但常和参谋主任杰姆斯先生碰面，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今后需仰仗于他的地方更多。
他们对我都很礼遇。主管器重我，秘书科长也就对我相当尊重。我已得到了我想要的职位，从现在起我要振作起来，力图上进……
同事们对我并不热情，我想他们一定觉得我很平凡。我发现这里的某些事情很荒谬，有些事情又令人感到悲哀。总之天下乌鸦一般黑，这里所有的人和事，都和别的地方一样……
在教育部服务的这段时期，莫泊桑不仅计划帮助福楼拜购买大理石，以完成他为布耶兴建纪念碑的愿望，还想替他争取一份政府赡养费作为报答。
1879年初，福楼拜的其他一些朋友，如丹纳、屠格涅夫、亚当夫人、龚古尔和左拉等，还有玛希尔黛公主，他们都希望替福楼拜争取到巴黎麦哲伦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因为福楼拜为了帮助自己的侄女婿摆脱经济困境，自己也差点破产。麦哲伦图书馆馆长沙西病危，而管理这一职位的单位是教育部。福楼拜的朋友们认为，以他们的影响力，为福楼拜争取这个职位不会有困难。为了不让福楼拜感到尴尬和焦虑，他们决定暂时不告诉他关于活动进行的详情。福楼拜一个人焦急不安地待在克鲁瓦塞乡下，并写了一封信给莫泊桑，询问巴黎的情形：
图书馆馆长的职位一直悬而未决，这使我焦急不安。以你的职位之便，你能不能从杰姆斯那里打听一下？我仅想知道一点真相。这都怪我的好友屠格涅夫多事，照我的本意，我是绝对不会为五斗米折腰的……我只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以免我老是想着这件事……
莫泊桑将实情禀告了福楼拜。福楼拜没有被选上，因为在福楼拜之前，包屈利已经获得推荐。福楼拜的那些朋友没有向新任部长施加压力，只是与已卸任的部长巴尔杜接触了一下，所以事情没有成功。莫泊桑还建议他与新选定的馆长继任人包屈利会面。
福楼拜的朋友因为没有帮上忙，都深感懊悔，于是又设法另谋补救之道。他们请求政府在麦哲伦图书馆增设一个名誉馆长的名额，好让福楼拜领取一份津贴。起初，福楼拜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这是一种施舍。莫泊桑劝他从实际出发，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考虑一下。莫泊桑告诉他，接受政府的津贴不仅不是耻辱，而是一种荣誉。他给福楼拜写了封信，信中写道：
杰姆斯先生和我都认为，政府颁发津贴给个人是为了表示崇敬。过去的国王对国家的伟人都有所颁赠，而我们的政府为何不能？为何明明是一件至高无上的荣誉，而您偏偏认为是一种羞辱，还要为此痛苦不已，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福楼拜接受了莫泊桑的劝告，领受了教育部颁发他的每年3000法郎的津贴。由于金额太少，他从10月份起就开始预支了。在他的余生中，想要以这点津贴来缓解他的经济困境，无疑是杯水车薪。
莫泊桑在巴黎的书刊、杂志、报纸等方面替他的老师奔走，不过他做的这些甚至不能报答他的恩师于万一。1879年5月，年纪轻轻、也没有作品问世的莫泊桑竟然受邀参加了玛希尔黛公主的圣格莱町沙龙，这完全是得益于福楼拜的大力推荐，而且没有他的鼎力相助，莫泊桑就不可能调动工作。更重要的是，没有他的帮助，莫泊桑也就没有机会成为广大读者崇拜的大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