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答尖锐问题。记者的尖锐提问往往易使领导干部难堪，甚至下不了台。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应尽量保持“大将风度”，而不是“小肚鸡肠”。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将最有价值、公众最需要的信息传递出来，对记者一些捕风捉影甚至含沙射影的提问，与其遮遮掩掩、吞吞吐吐，致使欲盖弥彰、越描越黑，倒不如勇敢面对，坦诚相见。如果有个别记者侮辱人格、国格和损害民族尊严，无理纠缠和刁难，也不妨给予义正词严的迎头痛击。
1965年9月29日，国庆十六周年前夕，陈毅外长于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同志主持。这一举动打破新中国官方不举行此类活动的先例，引起中外媒体的极大兴趣。有香港记者提出有关美国在侵越战争中利用香港作为据点的问题。陈毅针对当时赫鲁晓夫所谓中国自己不解放香港和澳门，而让亚洲人非洲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让他们为中国火中取栗的反动宣传义正词严地宣告，“这是恶意的挑拨。赫鲁晓夫想指挥中国的政策。我们回答说，中国的政策要由中国决定，不能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决定。”接着，陈毅同志顺水推舟、慷慨激昂地发布出一则震惊世界的宣言：“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入、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话音刚落，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一些外国记者急忙走出会场，抢先向全世界播发陈毅外长气势磅礴的宣告。对于陈毅的宣告，香港《成报》评论道：“陈毅在强调，甚至美国联同苏联、英国、印度向中国大陆夹攻，中共亦不畏惧。这种谈话，可谓前所未有。陈毅的谈话，不会挑起战争，他只不过说明中共有胆量面对多面的敌人而已。”
第二，回答生疏问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领导干部如果遇到了自己不太清楚或者事先缺乏准备的生疏问题时，要分清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转移”办法。比如，问题超过自己的权限和职责，就想办法转给他人;问题超出自己能提供的信息，就想办法转到下次;实在不好回答，可以找出有机联系，将记者的视线转向己方议程，或者将回答的重点转向重要议题，等等。
基辛格博士这样的外交大家，曾在享有世界第一女记者之称、以尖锐提问著称的奥丽娅娜?法拉奇面前失手。法拉奇素有“男人的心胸，女人的感觉，记者的敏锐，作家的才华”的美誉，她成功地采访基辛格、甘地、阿拉法特、邓小平等。法拉奇采访基辛格时，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您是如何成功的?”基辛格一不小心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说：“我事业成功的诀窍在于我从来都是单独行动。”尼克松为他突出个人非常恼火。后来，基辛格声称接见法拉奇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
第三，回答机密问题。领导干部对于机密问题的回答，基本的办法是不回答或者不正面回答。一是可以强调某类问题的一贯原则，以代替对具体细节的透漏。当然，也不能机械刻板地“背诵”，令记者失望。二是可以采用模糊的语言回答，使这个场面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氛围。三是可以在回答提问时点到为止、引而不发、暗示结论。四是可以提供幽默素材，委婉拒绝记者，同时打破尴尬气氛。
曾经一位西方记者曾问李肇星邓小平同志的健康状况问题，李肇星回答说：“他健康状况良好。”另一位记者紧追不舍：“邓小平先生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家里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李回答：“我不知道是你有这种嗜好还是贵国有这个习惯，在身体好的时候住在医院里，身体不好的时候反而待在家里。”
第四，回答“刁钻”问题。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遇到记者提出的“刁钻”问题时，要始终保持有礼有节、有理有据的谦谦君子风度。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模拟对方话语讽刺对方谬论;可以有根据地反问对方，促使对方反省;可以通过自信的展示压倒对方的气势;可以运用“语言太极”把对方的结论化为自己的前提。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任大连市市长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香港记者毫不客气地问他：“薄先生，你的父亲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长是不是并非主要因为政绩，而是沾老子的光?”老实说，这是一个相当尖锐而且有点不太礼貌的问题，一般人听了肯定会怒形于色。但面对责难，薄熙来微笑作答：“我欣赏这位记者先生的直率，也许他提出的问题不只是他一个人想问的。我不否认沾老子的光，而且还乐意告诉诸位，我曾沾的光使我终身受益!当我还是个正在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中学生时，因为家庭的牵连，我被关进监狱。五年的监狱生活，使我经受了磨难，锻炼了意志，学会了思考，懂得了公正、民主、法制对一个社会是多么重要，温饱、自由和尊严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命运在这五年里给予我的馈赠，并非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倒过霉的老子，我也得不到这份礼物，这不是沾了光?至于个人政绩，我不便评价，这是我的市民的事，但有个事实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我是由大连人民推举的代表选出的市长，而大连人民是不会视他们的权利为儿戏的。”薄熙来的这样妙解“沾老子的光”，不仅彬彬有礼，而且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学会如何说“不
在采访过程中，不论情况多么复杂，从被采访的领导干部角度来看，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可以(或必须)正面坦率回答的;二是需要暗示或隐晦地回答的;三是要不置可否或需要委婉回避的，这就涉及说“不”的艺术。
有些人认为现在讲政务公开，政务透明，领导干部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实话实说就行。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谈什么说“不”的技巧了。其实这是误解。政务公开，并不是国家任何机密都没有了，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问必答，言无不尽;提倡回答问题时要加大信息量，也不是对什么问题都要知无不言。
当然，说“不”不是让领导干部动辄对媒体来一句“无可奉告”，然后沉默是金。实际上，巧妙地回避问题，不但不会引起记者反感，有时还会赢得记者的欣赏和尊重。作为领导干部，回答采访时，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说到什么程度，都需要有一定尺度和分寸，该说“不”的时候不仅要说“不”，而且还要说好这个“不”。这是领导干部与媒体打好交道的基本功。
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新闻发言人麦克莱伦可以绝对称得上说“不”的高手。在他就任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是记者关注的焦点，记者问了许多有关问题，但麦克莱伦的回答只有一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据报道，有人数了一下，他竟然把这句话说了9次。
当然，做到熟练地说“不”，需要一个积累经验和“修炼”的过程。说“不”时要根据问题的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而相应改变，不能千篇一律。
常用的说”不”的“外交辞令”
(1)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为了给你一个负责任的答复我愿在了解清楚情况后再回答你。
(2)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这些。
(3)我没有新的东西要说的。
(4)这不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请你向有关方面询问。
(5)请问你能告诉我消息的来源吗?
(6)这个问题不属于我回答的范围，但我了解后会正式向你作出回答。
(7)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我已答过了。
(8)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
(9)我也是刚从报纸上得知此事，还需核实。
(10)我还没有被授权公布有关方面的消息。
有些记者问一些敏感问题或不便回答，有的记者甚至在问题中设圈套，领导干部要用合适的方式巧妙地说“不”，恰当地予以回避。说“不”的方式可有以下几种：
第一，用套话说“不”。用这种方式回答记者提问，表面上看似乎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但实际上，说的都是空话，没有任何实质信息。
一位市委书记在回答记者有关一位县委书记当选时他“投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的问题时就很艺术：“对不起，这是组织保密的要求，我不能违反组织纪律。”这样的回答，既断然拒绝、滴水不漏，同时又和盘托出理由，让人信服。
第二，幽默地说“不”。用开玩笑的方式回避记者的敏感问题。既没有提供信息，又不让记者难堪。
第三，进攻性地说“不”。这种回避方式，不是一味消极应付，而是在回避对方问题的同时主动出击。具体做法是对对方提出的问题不予理彩，或语焉不详，而重点在表达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立场上。
1999年美国对南斯拉夫军事行动前后，西方媒体和政府都指责南斯拉夫联邦部队卷入了对科索沃平民的屠杀，记者经常问中方对此问题的看法，中方的回答一直是：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的内政，应由南人民自己解决。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一记者突然向发言人孙玉玺发难：那么中方是否认为，南斯拉夫政府对平民的屠杀是其主权范围内的事?孙玉玺答：你说的这一情况现在还有待核实。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南斯拉夫大批平民在北约的空袭中伤亡，大批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第四，归谬法说“不”。所谓归谬法就是顺着记者问题中的逻辑把其观点无限放大，以显示出其荒谬性，从而对其观点予以根本否定。记者问题中本来不明显的逻辑错误，通过归谬法就会使其错误被放大到让人人都感到荒谬的地步。
朱镕基总理于2000年10月14日与日本市民举行电视讨论会，与日本市民进行直接的公开对话。有人问：“为什么中国只允许每个家庭要一个孩子?”朱总理回答：“如果十二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无限制地生下去的话，那全球就都是中国人了!”朱总理在这里运用的就是归谬法。让对方明白十二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如果无限制地生下去的后果，使对方自己都能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荒谬的。
第五，对假设性问题说“不”。对记者提出的假设性问题，领导干部一般需要回避。碰到这种问题，可直接回答：“我不回答假设性问题”、“现在还不存在这一如果的问题”、“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等等，否则，很容易绕进去，掉入陷阱。
2000年3月15目下午，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朱镕基出席记者会，台湾《联合报》记者问：“中国大陆最近强调，台湾的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台湾，新的总统在三天之后选出，如果这个新任的总统在他未来的一任或者二任的任期，也就是四年到八年的任期里面拒绝就中国统一的问题进行两岸的谈判，他选择维持现状，这样是否会导致两岸出现战争的结果?在统一的问题上，是否会制定一个时间表?还有三天就是选举，在这三天之内，中国大陆是否会采取一些军事演习，例如导弹试射的行动，例如1996年的那次行动，以发挥它的影响力?”朱镕基答：“关于台湾问题，我认为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回答假设的问题。至于是不是会举行军事演习，请你等着瞧，不要着急，只有两天了。”朱总理的这个回答颇似太极推手，只轻轻一拨，就把这个带有故意挑衅性的问题给化解掉了。
※知识延伸
睿智邓小平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呼之欲出。
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和邓小平身上。
法拉奇和邓小平进行了两次深入广泛的交流。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急锋应对的率真和畅快。
邓小平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党和国家，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属于他自己，因而极富情感和人性化。法拉奇生动的采访内容，把邓小平推向世界潮头，犹如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的新时代宣言。
(一)满川风雨看潮头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蓄势待发。虽然当时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还是华国锋，但法拉奇拔云识雾，已敏锐地辨识到中国政坛的核心所在。她两次申请来中国采访邓小平，遗憾的是均遭到拒绝，成为她心中未竟的夙愿。
是时，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要来中国访问。法拉奇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为之一振：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老朋友，法拉奇与其私交也甚好，于是她登门求助佩尔蒂尼，请他向邓小平引荐自己，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佩尔蒂尼盛情难却，也因为法拉奇久负盛名，他径直把电话打到中国大使馆，并为法拉奇“担保”：她是个很严肃的时政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感兴趣。他着重指出，中方如果能同意法拉奇“独家”采访邓小平，那必将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外交部的报告送到邓小平手里，很快得到批复。
邓小平并不很清楚法拉奇的情况，也不知道她要提出的具体问题。他只收到一个粗线条的采访提纲，主题是：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