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为什么对言官明褒暗贬？
朝廷一再鼓励言官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言官们不敢如此，帝王们也不希望他们如此。
作为王朝体制的顶层，皇权也在监察制度的监督范围之内。谏官系统就专为制约皇权而设。运转得好时，帝王不敢为所欲为，坏事还没做完言官指桑骂槐的奏章就递过来了。帝王自然不希望制约皇权的力量（而且还是制度性的力量）存在，连唧唧歪歪的声音都不希望留在耳边。于是，监察制度中的谏官系统一直处于皇权的压制状态下。明朝的朱元璋、朱棣父子，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祖孙，都是精力超人、崇尚强权、力行****的皇帝。谏官系统遇到这样的独裁者，就更文弱、更无力了。
谏官系统起作用，根源于他们可以监督最高权力的决策和出令程序，可以驳回有违理法违反程序的皇命，即“封驳诏书”的权力。这项权力行驶得好，皇权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皇帝想用个奴才，就只好绕开正常的发令程序。这样得到的官在唐宋被称为“斜封官”或者“墨封官”，有些难上台面的意思。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废相权压制外朝，皇权急速膨胀。之前的发令程序被打破。对于实际事务，皇帝通过秘书班子内阁来决策和发令。清朝更是发展出“跪听圣谕”的军机处，通过军机处的奴才来发令。谏官系统能够接触到得只是例行公事和无关紧要的琐事，名存实亡。
即便如此，雍正还是觉得碍事，要裁撤尚且是独立机构的谏官系统——六科，把六科的谏官——给事中划归都察院。都察院属于监官系统，是监督政府和百官的。此举就取消了监察系统对皇权的制约，把谏官降级为监官的一部分，加大对百官和官府的监督。雍正撤并六科时，给事中们“连章争竞”反对，结果遭到“严加惩儆”。雍正既要保留谏官彰显自己“纳谏”之贤，又把谏官的监督目标转移为中央各部衙门，强化对臣僚的控制，可谓一举两得。
皇帝的屁股摸不得，各级衙门和文武百官也轻易动不得。言官们对衙门和他人的考核、弹劾，最终评判者是皇帝。皇帝对臣僚的评判标准，不是冷冰冰硬邦邦的白纸黑字，也不是言官们的理想与坚持，而是忠诚度，是臣僚的言行是否有助于巩固皇权、是否有利于维护皇帝的统治。
言官们说得最多的是衙门和百官们的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等问题。在皇帝看来，贪腐并非大问题。早在南北朝时期，一代名臣苏绰就提出了“贪腐工具论”。北周奠基者宇文泰向他讨教治国之道，苏绰提出要“用贪官，弃贪官”。
苏绰的理由是“为君者，以臣工之忠为大”，忠诚是首位的，因为“臣忠则君安，君安则国安”。为了保持官吏们的忠诚，君王要允许他们“以权谋利，官必喜”。但是，官员们贪腐所得本质上都是君王的财富，如果听任官员贪污挪用，那君王不就做了“冤大头”了吗？所以，在“用贪官”的同时，还要“弃贪官”。第一，“凡不忠者，异己者，以肃贪之名弃之，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君王惩治贪腐分子，“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既可以让百姓知道君主的英明伟大，又可以将许多责任推到贪官的头上，让天下人知道“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官吏之过也”。第二，“官有贪渎，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恐则愈忠，是以弃罢贪墨，乃驭官之术也。”官员们有贪腐的把柄在君王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反腐”的大刀就要砍到自己头上，因此对君王谨小慎微，不敢有异动。
苏绰的结论是：“天下无不贪之官，贪墨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贪腐工具论”虽然拿不上台面，但却是“权术之密奥”、“千古帝王之术”。一般人自然是不知道“帝王之术”的。所以，言官们和皇帝谈理想讲道理，皇帝和他们谈权力。言官告诉皇帝，如果不肃清吏治、不改革体制就会民不聊生，皇帝告诉他们，只要我大权在握，哪管什么民间疾苦？
因此，言官们上奏说的事，帝王们或许觉得很“对”，无法驳倒，却大不以为意，或置之不理，或嫌其多事，或大发雷霆，施以重拳。帝王们理想的言官，就是耳目喉舌、就是鹰犬爪牙，替皇权监督压制臣民。遗憾的是，读书人出身的言官们总是不能很好地领会圣意，帝王们只好对其明褒暗贬了。
如此一来，言官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工作风险很大，甚至可能张口得咎，一开口就有生命危险；另一方面是王法和职责都要求言官多开口、多说话，而且言而无私、言之有物。雍正元年还规定科道官一人一日一奏制度。说还是不说，这就成了大问题！
于是，绝大多数言官只能明哲保身，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反复说官话、套话，不断重复帝王的意思，宣扬“皇上圣明”；或上奏说一些无关紧要、鸡毛蒜皮的事情；或者高谈阔论，离题千里，对行政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除了这三种奏章，言官们还能怎么说呢？
政府设立监察机关，本意是为自己树立批评者。如今，言官们成了整齐划一的“歌颂者”，背离了制度的本意。言官们的文章都是“循例奏报”，像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抓不住摸不着，想批评、想驳斥都找不到目标（“无所用其参驳”）。皇帝为此很头疼，他等于是花钱供养了一堆马屁精和懒人。（而臃肿的官僚机构并不缺马屁精和懒人。）皇帝们能做的，就是一再痛斥整个言官集团。
顺治皇帝谕都察院、六科、十三道曰：“近观尔等未尝明举一清廉持正之贤，未尝明劾一受贿贪赃之辈。然则朝廷设立风宪衙门，亦复何益！”“尔等自受职以来，凡有应陈奏之事，竟未一言，前已有旨申饬，今又数月矣，仍无一人言事。”康熙皇帝骂道：“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每览奏疏，实能为国有裨政事者甚少，草率塞责者甚多。”乾隆皇帝骂道：“至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朕广开言路，奖励多方，并令翰林郎中参领等官，皆得建言。原冀有裨国是，乃数年中条奏虽多，非猥琐陋见，即剿袭陈言，求其见诸施行，能收实效者为何事乎？近日即科道官敷奏亦属寥寥，即间有条陈，多无可采。”嘉庆皇帝则骂：“朕近阅臣工条奏，累牍连篇，率多摭拾浮词、毛举细故，其中荒唐可笑留中不肯宣示者，尚不知凡几。”
他们祖孙几代人，都没弄明白：制度塑造人，言官们的平庸无用是皇权****体制造成的。
说还是不说，这是个大问题
明哲保身虽然安全，但对于那些追求高官厚禄的言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引起帝王的注意、要想捞取政绩和声誉，他们就必须开口谈些实质性的内容。那么，怎么开口呢？开口批谁、批什么事情呢？
言官们最保险的，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痛打落水狗”。对那些罪恶昭彰、人皆可杀的罪臣叛逆，言官们群起而攻之，惟恐落后。比如魏忠贤当权时，言官们不是曲意奉承，就是缄口不言。等崇祯惩办魏忠贤后，言官们突然“勇敢”起来，前赴后继弹劾、揭发和痛骂“阉逆”，给魏忠贤罗列了数以十计的罪名。康熙前期，大学士明珠结党营私、贪赃受贿，却无人弹劾。等明珠开始失宠，才有御史郭琇弹劾。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和珅身上。翻看古代史，哪个权臣大奸不是在“圣眷日减”的下坡路上才遭人弹劾的？
痛打落水狗虽然安全，但干的人也多，竞争太激烈，而且显不出个人的眼光和胆魄来。所以，有追求的言官还是要找些其他实事来开口。这就要看言官个人的智慧了。
嘉庆初年，满族御史和靖额上奏，揭举一项人事制度不合理。朝廷旧例，满族举人如果连考三科都没有考中进士，可以直接授予低级别的京官。这本是对八旗读书人的照顾。而汉族举人多次考不中进士，则要经过吏部的“大挑”后才能出任州县小官。初看起来，八旗读书人多了一条入仕的捷径。但在实践中，满族举人越来越多，而北京各部委衙门的编制是一定的，不可能让所有落第举人都当上，所以大家得排队轮候，造成一些满族举人等了30多年，胡须都等白了还当不上官。和靖额就奏请嘉庆皇帝准许满族举人像汉族举人一样参加“大挑”，经过竞争选授县令等职。嘉庆皇帝觉得有理，准许了。《啸亭杂录》记载“百年弊政，一旦改之，人争颂其德”，以皆大欢喜结局。
和靖额的同事、汉族御史李仲昭也上奏，揭发长芦盐商造假谋取私利、勾结朝贵。之前，给事中花杰弹劾过长芦盐政的弊端，还点名道姓说大学士戴衢亨牵涉其中。结果查无实据，花杰遭到谴责。如今李仲昭旧事重提，引起了嘉庆皇帝的重视，让主管盐政的户部处理。户部官员经过调查研究和磋商讨论后，认为李仲昭所言子虚乌有，完全是诬告。而且有盐商反映李仲昭“索贿”。李仲昭断然否认，坚持盐政存在弊端。户部和御史掐了起来，嘉庆皇帝决定不了，就让王公大臣们组成专案组，彻底调查长芦盐政。调查的结果是：“个别”长芦盐商的确舞弊。结果，一个叫曾有圻的盐商被处理了，和他有关联的几个低级官员被降级或者革职。应该说李仲昭获胜了，不过他在北京官场彻底孤立了，“人咸侧目”，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李仲昭。
之后，李仲昭又批评吏部京察不公，他赴户部点卯（就是对在编的官吏点到），杖责了书吏——清朝的胥吏衙役蛮横得很。结果，户部官员们集体弹劾李仲昭。嘉庆皇帝下令将他交给吏部议处。吏部之前受到李仲昭揭发正怀恨在心，上上下下都想乘机把他往死里整。尽管有刚正的侍郎初彭龄力挺李仲昭：“李御史有言胆，台中何可无此人？”吏部还是议定将李仲昭连降四级。
第三个御史，叫做继善，是满族人，揭发科举考试中的“翻译”科黑幕。清朝公文档案多以满汉两种语言书写，需要翻译。朝廷举办翻译考试，挑选熟悉满汉双语的青年。在实践中，报名参加翻译考试的都是王公大臣和满族亲贵的子弟，考试过程中冒名顶替、传递纸条等弊端繁不胜言。翻译考试沦为了近臣子弟垄断的“进身之阶”。继善揭发了种种黑幕，嘉庆皇帝下令整肃，翻译考试这才稍微像点考试的样子。继善后来升任管理马匹的太仆卿。朝廷对养马的八旗士卒发放补贴，到嘉庆时期，真正养马的人家不到八旗人家的十分之三，却都冒领养马补贴。继善又揭发了这件事情，在嘉庆皇帝的支持下整肃了太仆寺的马政。经过这两件事情后满族人对继善恨之入骨。等到继善验马那天，满族人密谋把继善堵到哪个小角落里打死他。好在密谋者们认错了人，群殴了另外一个官员，差点把那个无辜者给打死了。
三个御史，和靖额、李仲昭和继善，都是开口言事，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结果会有天壤之别呢？
开口说话，是有技巧的，并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三人说的问题，只有和靖额揭发的是满族举人仕途无望的问题，处理起来不会侵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相反惠及数量众多的满族人，因此非但没有阻力，官员们还会附和。而李仲昭和继善揭发的问题，京察不严、冒领补贴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较量，是你胜我负的较量，必然得罪大批人。其中的学问之大，非浸淫官场几十年不能明了。
雍正皇帝曾一针见血地揭露言官们的行径：
朕观数年以来科道陈奏者，并无中谠可信之词，又有庸陋之科道，既不敢直陈政务之大端，又恐蹈缄默之愆。往往摭拾琐细迂谬、毫无关系之事，滥行条奏。甚至颠倒是非，紊乱黑白，或借以行私植党者有之。
雍正皇帝指出了言官们“既不敢直陈政务之大端，又恐蹈缄默之愆”的心态，但归因于言官们个人品质问题（为私不为公），没有触及到真正的原因。要想让监察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完全解决御史言官们“开口死”的危险，真心尊重、保障他们的权利。只有如此，言官们才能高效运转，政治体制本身才能去病强身，健康发展。
冷衙门的突围
古代朝廷有六部，州县衙门就有六房，对接朝廷六部的业务。老百姓和朝廷六部很疏远，谈不出什么，对本地衙门的六房则很熟悉，能谈出很多东西来。老百姓常用六个字来形容六房：威武富贵贫贱。
威，形容的是刑房，管一个州县的司法刑讯；武，说的是兵房，负责当地的军事、安保等；富，指的是户房，不仅管民政，还收税；贵，说的是吏房，掌握当地的人事；贫，形容的是礼房，管旌表、礼仪等。最不好的“贱”字，落在了工房的头上。工房掌管城墙、官廨、桥梁、道路等的修建整治，跑工地、卖傻力气。古代人歧视工匠，老觉得匠人们低人一等。工房的书吏们，虽然不是匠人，但在一般人眼中，也是“贱”人。在官场中人看来，工房的书吏，比杂役好不到哪里去。
除了社会心理外，工房受歧视的深层原因是实权小、收益少，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出息”。你看，刑房审案，吃了被告吃原告，有出息；兵房雄赳赳气昂昂就不用说了，事不多还能落实惠；户房事情虽然多，但哪一项都能挤出油水来，出息大了去了；礼房差点，但好歹名声不错，说得出口，县里办场考试什么的还能落点小油水。就你工房，和其他五房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