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一篇论战性文章的第二部分公开表示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感情上的同情。这篇文章于1798年收入《学科之争》，文中证明了“低级的”哲学系值得让三个“高级”系学习的东西。原来的设想不是这样的。《历史征兆》是1796年原计划为约翰·埃里希·比斯特创办的接替同年停刊的《柏林月刊》的报纸《柏林报》撰写的。但是，柏林市长不同意出版。他认为，康德的历史政治热情只以道德为取向，因此已对国家秩序构成威胁。康德何时能作出保证，不将对革命行动的远距离观察和道德热情提升为政治变革呢？他只是建议，普鲁士政府不要在军事上干涉法国人“实现共和”，何况革命的现场又是那么遥远。可是，他这些善意的建议却不是很有说服力。国家政权早已觉察到康德对法国大革命的“善行”寄予的同情所包含的挑衅性质。
康德在《学科之争》的第一部分，从哲学的角度向神学家们提出了挑战。这一部分是他几年前就已经写成的，与1793年的《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份只为主张道德的真实性“即上帝在我们心中”，反对异化的宗教信仰的檄文，同样遭到了书报检查机关的拒绝，因此，康德不得不在争论中等待有利的时机发表这篇檄文，直到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去世后，这个机会才终于来临。
第三个争讼看起来有些不一样，也就是说，是另一种争论，是哲学家与医学家之间的争论。在争论中，康德再次强调了他的思想的道德实践方面。人作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存在物处于核心位置。人有自然的躯体，通过医生的技术手段可以进行治疗；同时，他也是有灵魂和道德的人，他的感情、心灵、性格和意志在健康、患病和治疗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同医学的斗争不同于他为了自卫而与教会势力和国家政权的斗争，它是由康德欣然接受的一份礼物引起的。他在感谢信中把自己当做对象，这在任何一部著作中都是没有过的。他没有自查就“张扬他的‘我’”，并谈到了他“自为的经验”。《学科之争》的第三部分读起来仿佛是患者对医生的忏悔。这不仅仅是私密的情感和行为方式的公开表达，而且是一份有关道德意志和精神意志的纪录，而道德意志和精神意志曾尝试摆脱躯体和生理学机制的束缚：《论情感的力量：借助单纯的意图成为自己的病态情感的主人》。
这部分是以给宫廷顾问胡弗兰德教授的复信为开始的，康德在复信中为1796年12月12日收到的《延长生命的艺术。长寿术》这本“富有教益而令人愉悦的著作”表示感谢。康德不认识克里斯托夫·威廉·胡弗兰德（1762—1836）这个人。胡弗兰德在耶拿大学毕业后，1783—1793年，在魏玛行医，在那里他不仅与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及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关切密切，而且魏玛宫廷也表示对他的医学研究和医生职业有兴趣，并任命他为宫廷医官。因为这位不仅开业行医很有天赋，而且科学上也很开明的医生对如何治愈疾病非常感兴趣，而且他还想知道，疾病是如何在作用原因与生命力和生命器官的反作用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这种对“发病机理”的认识兴趣的实践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们知道病因是如何造成疾病的，那么，预防性措施就会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人们如果知道，如何保持有机生命的健康，那么，由此就能提高延长生命的能力。在耶拿，自1793年起，他与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奥古斯特·威廉和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以及诺瓦利斯过从甚密，正是在这里，他撰写了他的通俗巨著，这部著作很快成了市民的普通教育读本，也使胡弗兰德成了未来几十年内最畅销的德语著作家之一。
胡弗兰德的《长寿术》不是为医生，而是为那些想了解如何理性地实现长寿的希望的读者撰写的，其中没有江湖医术、乱七八糟的唯灵论和毫无根据的许诺。胡弗兰德1796年7月在《长寿术》第一版序言中写道，他觉得“非常有益、非常必要的是，纠正这个重要研究对象的概念，追溯某些固定而简单的原理，有了这些原理，这门学问才能获得以前从未有过的连贯性和系统的秩序”。
这个问题首先涉及“生命力”这个概念。胡弗兰德发现，清晰而明确地把握生命力这个概念非常困难，他将生命力理解为一切生命的基本原因。“在哲学家使用力这个单词的地方，人们尽可以放心，他肯定很尴尬，因为他们是在用一个本身还是谜的单词去解释事物；—谁能将力这个单词与一个清晰的概念联系起来呢？”重力、吸引力、电力和磁力、再生产力、判断力、意志力、智力、想象力等等：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些力无非意味着“代数学中的X，即我们正在寻求的未知的量”。
可是，胡弗兰德不仅将自己的学说系统化，从而为解释生命的神力X作出了贡献，而且他还将自己整个体系的固定而简单的原理放到一种远远超出医学范围的联系之中。他首先感兴趣的是延长生命的艺术的道德方面。“谁能不联系独特的道德世界而描述人的生命呢？”这是一个反问，因为胡弗兰德完全本着启蒙运动的精神，将人类对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的向往与人类对更善良更道德的追求结合在一起。“至少我可以保证，人类如果只追求其中的一种生活而不追求另一种生活，这将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肉体和道德的健康就像躯体和灵魂一样是近亲关系。”
胡弗兰德认为，自己在固定的原理、“生命力”的概念解释和道德意图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上的看法，与柯尼斯保堡这位已经72岁高龄的哲学家是一致的。于是，他于1796年12月12日将自己的《长寿术》寄给这位哲学家，以表敬意，同时请求他“对其中一些属于哲学法庭的思想加以思考，我希望以此为我们的艺术增加一个亮点”。由于邮船没有准时到达吕贝克，所以康德在三个月之后才收到这份礼物。1797年3月底，康德告诉胡弗兰德，他非常愿意阅读这位备受尊敬的作者的著作，并且在阅读时要慢慢品味。因为他想使自己的求知欲一直保持旺盛，并且彻底弄清“关于人身上的道德禀赋的、甚至使他的肉身存活的力这个大胆而高尚的思想”。康德发现，实际利益和哲学意图之间存在共性。胡弗兰德从他那里获益颇多，现在想向他表示感谢。康德说他也考虑过这个思想，他也许很快就能将他“为此目的对自己的饮食有意识所作的观察告诉胡弗兰德”。
康德所暗示的事情不仅是一种可能性，他确实就自己的营养学原理撰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不仅公开回答了关于他的生活、情绪、习惯和疾病的问题，而且将心情的实践道德力量褒奖为一种纯粹“心理学的药物”，这种药物可以防止躯体和灵魂的疾病。1798年2月6日，他把自己坦率的自问自答式的报告寄给了胡弗兰德，后者马上就将这个报告发表在他的《实用药物学和实践创伤药物学月刊》上，并在按语中表示自己特别高兴，因为他能够将这位柯尼斯堡哲人的思想和发展过程奉献给读者，“它们肯定能引起每一个善于思考的医生的浓厚兴趣，同时，它们也是为这个伟大人物个人的精神和肉体的营养所作的富有教益的注解”。几个月以后，康德将他的报告和给胡弗兰德的信一起作为第三部分收入《学科之争》。
胡弗兰德的著作使康德发出由衷的赞叹，因为这位长寿术专家没有以善于投机取巧的身体的主宰自居。他不是只通晓自己的医学领域的单纯的“理性艺术家”。康德称赞胡弗兰德是将自己的知识用于人类生存这个主要目的的哲学家。他作为“医生队伍中的立法团成员”，发展并践行了“广博的医学”，医学虽然没有宣称能医治所有人的所有疾病，但具有一个任何医学措施都不可或缺的总体观点。这种广博的医学手段不是技术，而是在哲学上可以论证、在道德实践上有明确方向的生命“艺术”。
康德不仅在给胡弗兰德的复信中提到这种防止疾病的艺术，而且所有与他有过私人交往的传记作家都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康德年龄越大，他们就越是经常与他谈论健康与疾病、衰老与死亡的话题。鲍罗夫斯基说，康德认为，“活到一个以前自己也没有想过的高龄”，这是他践行艺术的杰作。雅赫曼描述说，康德对自己身体的活动和反应观察非常仔细，就是为了长寿。“康德的身体就本质而言肯定活不到80岁，但他不以为然，照样活着。他身体的整个状况是那么虚弱，以致只有这个康德能支撑和维持这么多年。”康德最后岁月的挚友瓦西安斯基指出，康德感到自豪的是，一个体操艺术家在摇摆而松垮的身体绳索上没有失去平衡。“因此，他将自己的健康和高龄几乎视为自己的杰作，甚至视为他自己所说的艺术品。”
康德知道，他的胸部经常疼痛。那是胸口有压迫感，这种感受从来没消失过。这是康德不时抱怨的唯一病痛，他为此还让他的老同学特鲁默大夫给他开药。他将这种病痛归因于自己扁平而狭小的胸部，说它给心肺运动的空间太小；他认为“这种压抑会使自己自然而然患上忧郁症，所以他早年活得很不耐烦”。但是，他认识到这种心情压抑是“纯粹心理的原因，而且不能消除”以后，就不再担心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风湿病引起的疼痛也抱同样的态度。他希望，用斯多亚派的方法能够逐渐消除这种特别是早晨出现的“左脚趾的红肿”，“以便转移对这种疾病的注意力”。他不是改变饮食习惯，不再吃这么多的烤肉和香肠，喝这么多酒，而是相信情感的力量。
康德在其一生中没有得过特别严重的疾病，他一天也没有因病而卧床不起。他为此非常自豪，认为这是意志的作用，他的意志为他规定了饮食的原则。这个原则不是治病的方法，而是让生命力从道德方面和健康方面尽可能又好又持久地发挥作用的实践哲学的艺术。200年以后，这个原则被受过心理分析学教育的评论者们解释为“对道德冲击的高度封闭的自我防卫”的强迫性的欲望控制，而被那些充满激情的后继者们扩展为《自然魔力的理论》，认为，“情感的力量”能够发挥生命的全部能量。康德本人也将这个原则表述为一系列准则，我们不仅可以在各种传记中看到这一点，而且胡弗兰德的报告也提到了这一点：尽可能保持头足的冷态；用冷水洗脚（减缓风湿病的疼痛）；相反，特别是在寒冷的天气，腹部一定要保暖；睡眠不要超过7个小时，因为“床是许多疾病的老巢”；不要午睡；在没有暖气的房间中睡觉；用鼻子呼吸，以防止感冒和咳嗽；抽一小斗烟，以助消化；饮酒喝水，以便更好地消化硬的食物；经常散步，不管天气如何，但要避免突然冒汗；在吃饭和散步时不要紧张思考，而是要让自己的想象力轻松而自由地翱翔。
康德打算尽可能长期地与死亡作斗争，死亡“是每一个理性的人都感到最为屈辱的说法（‘你来自大地，应该回归大地’）”。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这对精神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衅。因此，胡弗兰德在《长寿术》中当做警句的歌德的名言也是康德最喜欢引用的：“甜美的生活！美丽而友好的生活和工作习惯！—我应该同你分离？”不能忽视这个多愁善感的弦外之音，它在这个涉及生死的终极问题上起着共同的作用。康德喜欢多愁善感，不喜欢轻松愉快，因为轻松愉快表面上看一切都是那么顺利，那么祥和；他也不喜欢卤莽行事，当他面临必须克服的巨大危险时，往往也会伤感流涕。他并不觉得生活真的很美好，但他对崇高的忧郁情感反而使他崇尚生活，认为生活是令人渴望的力量，任何理论认识都无法揭开这种力量的谜底。
康德不害怕死亡。他蔑视死亡，因为他注定要死的，是无法避免死亡的。他作为一名很早就宣布在生活准则方面已经成年的、热爱自由的哲学家，无论如何也不想像他在胡弗兰德那里读到的“垂死之人”那样结束生命。因此，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他都绝对不会赞同那个比自己小将近40岁的医生的观点。这是一个关于年龄及适当对待年龄的观念问题。也就是说，胡弗兰德建议他，上了年纪要让别人照顾，要避免麻烦（比如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散步），爱护自己的生命力，因为上了年纪节约自己尚可支配的生命力，要尽量延长生命，康德觉得这种违背常理的事情很可笑。说句荒唐的话，我已经一把年纪了，要不然到这个年龄早就死了。正是快到死亡的时候才知道想办法延长生命。相反，康德认为，这种对衰老的消极态度会起相反的作用。他的饮食和悠闲无关，悠闲只是“缺少锻炼而逐渐消耗生命的结果”。
只要可能，康德就想保持积极的状态。他不想浪费生命，最终像“苦行僧”那样生活在一个较低的阶段，也就是说，只要能吃饭、走路和睡觉，这对“资产者的生存”是不适用的。如果延长生命的艺术最终导致活着的人去忍受动物一样的生活，那么，他就不会把这种看法收入他的营养学纲领。康德为了长寿，不想降低自己习惯的生活享受；他不想“通过忌口让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活得太长”。营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道德实践的艺术，就是要能尽可能避免痛苦和疾病，从而也能让人毫无痛苦地结束生命。最好是“在晚上患中风”猝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