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衰老是一种极大的罪过；
不可宽恕，总要受到死亡的惩处。
康德通过对信仰的真理进行道德哲学批判，向所有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提出了挑战。他的宗教学著作刚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论。对于信念坚定的无神论者来说，它对基督教信仰作出了太多的让步。相反，来自东正教会，特别是新教方面的反对者，则将康德视为以魔鬼般的邪恶葬送了基督教信仰的异教徒。普鲁士的国家政权禁止他继续公开发表有关宗教问题的著述。虔诚主义者也表明了立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德1795年初陆续从伍珀塔尔、埃尔伯费尔德、格马克和巴门收到的书信，这些书信是下莱茵地区虔诚派的著名领袖、医生赛米尔·科伦布施博士（1724—1803）写的。
科伦布施和康德一样，快71岁了。1794年夏天，他多次让人给他朗读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著作；他的眼睛由于白内障不能阅读，而作为医生他知道很快就会完全失明。1795年1月23日，科伦布施口授了那些给亲爱的康德教授先生的信。瓦尔特·本雅明于1936年将这封信收入了他编的文集《德国人。书信卷》，以便在反对纳粹党统治的瑞士流亡地回忆那另一个德国。那个德国是在启蒙运动时期与各种矛盾斗争一起形成的。笃信上帝的科伦布施不能设想，康德“是一个严肃的人，您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完全脱离了一切希望的信仰，是一种完全脱离一切爱的伦理学，这在学术界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这位虔诚派医生反对这种纯粹性，提出了自己的信仰，他带着这种信仰在即将到达上帝的彼岸时想象说：“我认为死者的复活是上帝给予他的造物更深切的爱。我对此感到很高兴。”
我们不知道康德是否写了回信，但可以肯定，他不知道这位笃信的虔诚主义者如此坦率地向他表达的欢乐。这一点尤其说明，老年康德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于科伦布施。科伦布施在为死者能够复活而高兴的时候，康德正在精神饱满地制定他的新计划。他想在此岸，在现世工作，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不是梦想回避任何知识的天国的未来。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草拟了结束连续不断的战争的法律规章。他为长寿学著作《延长生命的艺术》的出版而欣喜若狂。他忙于撰写最后一部著作《自然的形而上学向物理学的转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撰写这部著作时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起点，专题研究物质世界的活的力，直到像他父亲一样衰竭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