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开明的时代吗？
回答是：否，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1784年12月18日，约翰·格奥尔格·哈曼给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1753—1807）写了一封长达4页的信。克劳斯自1780年起在柯尼斯堡大学任实践哲学和政治学教授，他不仅是他昔日的老师康德的同事，而且还是康德亲密的朋友，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将近30岁。这是一封有具体原因的私人信件。但这封信与哈曼25年前写给康德的那些“情书”相比，也不完全是即兴之作。康德在1784年《柏林月刊》12月号上发表的题为《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一文触动了哈曼的心灵。他想起了他们初次相识时的热烈感情，于是信手拿起鹅毛笔，再一次就他们之间的共性和分歧进行反思，“而此时他那僵硬的四肢几乎不再适宜于逍遥学派的哲学”。他不愿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哲学体系内运动，而是再次写下那些击中开明的自我意识的要害的思想。
那时，即1759年7月27日，当他的朋友贝伦斯和康德鼓励他接受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时，他拒绝了理性主义者康德。他宁可做一个打断其对话者的仅凭幻想的理性的苏格拉底，因为这些对话者虽然能干预宇宙的秩序，却不能认识自己。因此他更赞赏心灵的抒情语言，而不赞赏任何被主观的自我认识清洗过的理智的概念性论证。而那时，他们同时还有一个共同的《儿童物理学》的计划，他有时问康德，他这个如此聪明而且开明的哲学家是否也“特别喜欢孩子”，甚至参与孩子们那些简单的、貌似愚蠢的活动。给有学问的人们讲一点东西，这对哈曼来说容易得就像去欺骗老实人。但是，要为儿童写一部物理学，这就要求放弃任何优越感、虚荣心或掌握的知识形式，只需要一颗敏感的心灵和独立思考的勇气，杜绝对他人思想的模仿。“鼓起勇气！”这是哈曼写在书信末尾的祝福语。他同时还附加了一句：“如果您感觉到在自己的爱心中对儿童有一份特别的爱，那么您的胆识就会陡然倍增，而才气也会汹涌澎湃。”
毫不奇怪，哈曼已经进入“灵魂深处”，康德1784年如是说。他说这话的时候仿佛想起了自己这位最尖刻的批评者，在这位批评者的眼中，大多数开明的哲学家都是谎言预言家、作秀预言家和口头预言家，唯独没有勇气进行自我思考。“鼓起勇气！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25年前，哈曼将这句话送给康德，以便使他放弃对没有心灵和自我认识的开明理性的模仿；那么，康德究竟为什么恰恰选择这句话作为他进行研究的座右铭呢？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他给共同的朋友克劳斯写了这封信。克劳斯不仅对哈曼佩服得五体投地，热爱他的“心灵”；而且对老教授康德也钦佩有加，赞赏他的“头脑”。
哈曼给克劳斯教授的私人信件是一份哲学史文献，可以同康德为开明读者公开发表的纲领性文章相提并论。在对启蒙运动的批评中，哈曼的机敏和实力至今仍无人超越。这封信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哈曼动笔撰写的具体原因。所争论的不仅仅是一个200多年以来支配着哲学史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我们同时代人的自我理解的问题。“正如文字记载的那样，几乎从未有过与之可比的争论，因为它具有如此高度的示范性，人们不得不问，而且从各个方面问，什么是真正的、彻底的启蒙运动。”可是，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从哈曼和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迥异的性格，而他们两人进行如此激烈的争论，还能继续保持友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