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在乡村，一非从没穿过鞋，“外婆”说，你人小脚也不大，就穿我的旧鞋好了。“外婆”是“小脚”，她的旧布鞋二非勉强可以对付着穿，可旧皮鞋给一非穿可就受罪了。小脚皮鞋又硬又尖，“外婆”一定要把一非的脚塞进鞋里，就使劲托着一非的脚后跟，另一只手使劲摇晃着压迫着小尖鞋，硬挤着把一非的脚塞了进去，一非痛得哎哟哎哟直叫。一非的脚是在乡下打赤足野惯了的，这会儿脚趾脚掌被挤得紧紧蜷缩在一起，火烧火燎的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实在痛极了，趁外婆不注意的时候，她就把脚抽出来，用脚后跟踩着鞋后帮。哪知道刚刚松了口气，“外婆”一个大巴掌扇到她的后脑勺上，一非连头也不敢回，赶快把脚重新塞回小尖鞋里。只有出了家门的时候，一非才敢把鞋子脱下来，光着小脚丫自由自在地飞奔。
在这个陌生的“家”，李一非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似乎一切都是没完没了的痛苦和灾难、挨打时流出的眼泪和鲜血。唯一给她留下一些温暖记忆的，是一位叫“老牛”的扬州女性。老牛是这家的女佣人，大家叫她老牛，其实一非进入这个家门刚见她时，老牛才20多岁。她长得方方宽宽，敦实憨厚，常年穿一件粗蓝布大襟上衣，黑布裤子，夏天最多换一件白洋布上衣，散腿裤下一双又宽又长的大脚，黑黑的方脸上有一对红眼边、并带有一丝哀怨神色的小眼睛。老牛的耳朵眼儿很大，粗粗的银耳环挂着小洞上荡来荡去，给她平添了几分秀色。老牛的手很粗糙，皮肤裂了许多小口，有时还凝结着干硬了的小血珠。老牛说话从来都是粗声粗气，没有一点女人的温存感，可是她那颗善良的心，就深深地包藏在生硬的外表内。在那个“家”，一非经常被凶狠的“外婆”打得皮开肉绽，躺在床上不能动，深夜，老牛会悄悄端一碗放了糖的热粥来喂她。一非发高烧有病了，“家人”们都怕染上什么瘟疫，躲得远远的。老牛直接找到主人，说小女孩子发寒热十几天了，不能这样挺着，你们拿钱，我背她去医院看看。主人无奈，掏了钱，老牛二话不说，背起一非就往医院跑。
老牛性格沉郁，很少多言。据说，她十二、三岁时给人家当童养媳，那个男人岁数很大了，而且患有神经分裂症，经常把老牛打得死去活来，有一次老牛为了躲疯男人，夜里悄悄睡在柴房里，被疯男人发现了，疯男人就放火烧了柴房。老牛无奈，只好逃了出来，到上海给人当佣人。不过，在沉默的外表下，老牛也有她丰富的内心。偶尔，主人都不在家，又遇老牛心境好，她就会笑眯眯地唱几曲山歌小调什么的：
正月里来是新春啊，
郎约池妹看花灯……
每逢这时候，李一非就坐在她身边入神地听，并央求老牛再唱一个，再唱一个。一只歌听唱几遍，一非居然就可跟着哼哼了，老牛就这样成了李一非的音乐启蒙老师，这种启蒙竟然使李一非参加革命后，很快成了文工团员。
1937年，“家人”决定不让李一非读书并拒绝会给学费。本来就毫无温暖和亲情的“家”既然冷酷到这种程度，17岁的李一非毅然离家出走，从上海流浪到武汉，在那里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在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新音乐运动中，那年10月冼星海来教李一非这批热血青年唱歌，是他，第一次手把手教她学习了音乐指挥的基本动作，就凭这一手，李一非在延安成了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并因扮演《国际玩具店》里的“洋娃娃”而得了个“洋娃娃”的绰号，延安的很多人虽然不认识李一非，但都知道“洋娃娃”，朱德总司令见了李一非都笑着叫她“洋娃娃”。
仿佛命中注定，这个“洋娃娃”的绰号让李一非把大半辈子的精力都献给了幼儿保健和教育事业，前后相加竟然干了48年。1950年，解放之初，女干部的工作热情分外高涨，许多人向上级提意见，说因为孩子的拖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希望组织上能够多办些托儿所、幼儿园，把女同志解放出来。四十七军的老战友杜瀑给李一非写信说，你既然是有名的“洋娃娃”，就过来跟我一块管管娃娃的事情吧。李一非欣然同意。没想到，从此她带着一肚子的幼儿保健教育经验，从湖南到吉林，从吉林到北京，一直在这条默默无闻的战线上从事着默默无闻的工作。
张煜：当亲爱的老师被枪杀
“砰”的一声枪响，鲜血从鞭痕累累的胸口喷涌而出！
张煜（原辽宁省科委副主任）永远忘不了这一声罪恶的枪响。她没有看到血，但那颗流血的心一直在她的记忆中活跳着闪耀着燃烧着，像熊熊燃烧的火炬一样照耀着她前进的道路。
张煜，三个民族在她家汇集一堂。其父张小舟是苗族，在云南讲武堂学军事时，与朱德是同班同学。其母姓绳，满族人。丈夫苏民(生前为解放军某军副政委)是云南彝族部落头人的儿子。
上小学时，她与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是同班好友。卓琳原姓蒲，出身名门望族，其家族世代经营的宣威火腿闻名全国。那时，学校里有位深受学生爱戴的青年女教师赵琴先，大眼睛，爱唱歌，有一副清脆的嗓子和一颗火热的心。上课时，她小声给大家讲《国际歌》，唱着唱着眼圈就红了。她还给同学讲劳工神圣，平等自由，天下大同的理想。哪个学生遇有什么困难，她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或解囊相助，或为之奔走。那一天，本来是赵琴先的课，她却没来。代课的老师沉痛地告诉孩子们，赵琴先老师被国民党抓起来了，说她是“共匪”。
孩子们目瞪口呆。都是十几岁，好多同学哭了起来。小张煜哭着想，都说“共匪”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原来是赵老师这么好的人啊！后来她才知道，赵琴先是云南省共青团的书记。
不久，城里贴出布告，宣布将于某月某日枪决“女共匪”赵琴先。行刑那天，张煜、卓琳等不少同学早早来到警察局门口，为的是最后看一眼她们所敬爱的老师。赵琴先被押出来了，一见老师被打得浑身血迹斑斑，同学们放声大哭。赵琴先拖着沉重的镣铐，高昂着头颅，在敌人的刺刀丛中缓缓前行，边走边大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她激昂地说，现在豺狼当道，民众已经活不下去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起来造反的老百姓。为什么造反？为了让耕者有其田，贫苦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接着，她又放声高唱《国际歌》。听了她的宣讲和歌声，一路跟着的老百姓都痛哭失声，说这么好的人怎么给杀头了，国民党真是丧尽天良。
小张煜不顾一切地从人群中跑上去，紧紧抱住老师的腿，哭喊着：不要杀赵老师，她是好人呵！
赵琴先泪流满面，抚摸着小张煜的头大声说，你不要哭，大家都不要哭。我死了不要紧，会有千千万万个后来者站起来，继续跟反动派做斗争的。记住老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明白，老师讲的是真话。来，听老师再给你唱一遍《国际歌》！
歌声激荡在云天之间，满街泪飞如雨。
刑场上，赵琴先面对成排的枪口，毫无惧色。“共产党万岁！”随着一声赵琴先激昂的口号，枪响了。
大地倾斜了。小张煜昏倒在地上。
等她醒过来时，已经趴在哥哥的背上。
目睹最敬爱的老师被枪杀，张煜对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小小年纪，她悄悄跟已投身革命的姐姐一块听党课。一次，宣讲人讲到相对论，问大家谁懂得相对论，小张煜不知天高地厚地抢着站起来说，我知道！相对论就是左边一个耳朵，右边一个耳朵。满屋哄然大笑。那位宣讲人颇感兴趣地说，看来我们应当尽快成立少年先锋队了。
张煜是云南省第一批少年先锋队员之一。
中学时代的卓琳是云南省的体育尖子，有一双飞毛腿。她代表云南省赴北平参加运动会，此后就留在北平读书，并考入北平大学物理系。张煜中学毕业后，去北平投奔姐姐，和姐姐以及好友卓琳一起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在卓琳那里，张煜第一次读到斯诺的《西行漫记》。她不能不为“朱毛”领导的神奇军队怦然心动了。
1938年春，在山东齐鲁大学读书的张煜接到卓琳一封信，说她不久将去延安。张煜心急似火，什么大学文凭、出国留学呀，全抛到脑后，赶紧叫上在同校读书的男友苏民，一同赶到北平。
其时在北平搞地下工作的柯庆施对张煜和苏民说，你们这样结伴而行不安全也不方便，路上到哪里给你们找两房间去？你俩干脆先结婚吧。
好吧，听组织的吧。结果行期因故越拖越久，没等两人出发呢，张煜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第一次做母亲的张煜也是第一次感觉到，十月怀胎的时间是如此的漫长。孩子生下来的第3天，张煜小两口就把孩子委托给大哥代养(这孩子后来一直没找到)，与卓琳共同踏上了延安之路。两人进入陕北公学，后张煜被分配到女大学习，卓琳与邓小平结婚后，去了前线。
万曼琳：考女大时找不到北
1936年6月，红军长征经过四川，苦娃娃万曼琳（原为西安市地方工业局负责人）刚刚9岁多，就被哥哥带着参加了红军。年龄也太小了，还尿床呢，而且个头儿没枪高，像根细瘦的豆芽菜，能干啥呢？收兵的红军大哥摸着脑袋犯了难，干脆，到康克清和蹇先佛大姐那里当勤务兵吧。说是勤务兵，实际上是让两位大姐照看这个孩子。
长征在继续，一路上，万曼琳实在走不动了，就会被两位大姐背在背上，或者与大姐骑在一匹马上，像是她们的女儿。这年10月，长征的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有了一个相对安稳平和的生活环境。那一阵子，只要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万曼琳就很少在房间里待着，这让两位大姐有些奇怪。那天，万曼琳又消失了好长时间，两位大姐就出门去找，漫步走到一处高高的崖畔，大姐发现，小曼琳呆呆坐在崖畔那儿入神地朝下面看着，远处不时传来热闹的锣鼓声和歌舞声。两位大姐走过去，发现石崖下边的空场上，一群红军小战士正在唱歌跳舞。大姐好像发觉了小曼琳的心事，在她身边坐下来，搂着她的肩头说，小鬼，这帮小战士是红军剧团的，他们那里好不好？你想去吗？
万曼琳说，他们那里多好啊，有那么多小伙伴，我想去。
康大姐说，小鬼，你已经是一名红军战士了，因为你年龄太小，才把你放到我们身边让我们照顾你。要是离开我们去红军剧团，就意味着你要独立生活和战斗了，你能照顾好自己吗？
万曼琳高兴得一下蹦起来说，报告首长，我一定能！
第二天，管总务的同志过来给小曼琳量体裁衣，做了一套合身的新军装，帽上的红五星、领尖的红领章在阳光下显得那样鲜艳夺目。两位大姐摸着她的头顶，亲切地嘱咐了许多话，才目送小曼琳蹦蹦跳跳去报到了。
这个红军剧团就是少共中央歌舞队，由20多名男女红军战士组成。从此万曼琳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文艺战士，每天排演节目，然后到部队、到农村，给战士和老百姓们演出，宣传革命和抗日。有一天，一个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跑来，呜哩哇啦说着什么，让我们跳最好看的“海军舞”，还给我们拍了照片。后来万曼琳才知道，那个外国人就是美国作家斯诺，他们跳的“海军舞”照片就登在《西行漫记》那本书里。
1940年10月，剧团里的战友们纷纷调去上抗大、上鲁艺，小曼琳心里很着急，入伍这么多年，因为自己没文化，受了很多憋，好些工作不会干，因此她特别渴望去学校上学学习文化知识。可是，这年她才14岁，年龄还小，只好留在剧团继续唱歌跳舞。
一天傍晚，小曼琳正和一帮小红军战士在延河边玩耍，忽然看到康克清大姐骑着马从远处跑来，曼琳高兴地急忙迎上前招手向大姐致意。康大姐也高兴地喊了声“小鬼”，跳下马，走过来，上下打量半天说，哦，个头长高了，快成大姑娘了！然后大姐又亲切地问，想不想大姐啊？
万曼琳说，想，怎么不想！
大姐又问，在剧院怎么样？有没有进步啊？
万曼琳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上学的事情，她灵机一动，跟大姐说，康大姐，我要去上学！
康大姐笑着说，好啊，有进步，知道学习了，我可以跟剧团的同志说说，让他们送你到保安小学去学习。
我不去保小，我要去女大学习！
康大姐说，天啊，你年龄不大，口气倒不小，你才14岁，又没什么文化底子，还是去保小读书好。
不！我就去女大，别的什么学校都不去！刚才你还说我已经是大姑娘了……
康大姐笑了，说你个小鬼真会抓我的话把子，好吧我试试看，不过学习跟不上可别哭鼻子找我啊。
几天，剧团领导就通知万曼琳到女大报到。她兴奋地打起背包，与共同生活战斗了整整3年的剧团战友们告别，来到延河边的中国女子革命大学，进入教务处长办公的窑洞，一位身材挺拔、英武的女军人站起来迎接她，说一瞧你这小模样，就知道你是红军剧团来的万曼琳了，我是张琴秋。
万曼琳心里一震，啊，她就是久闻大名、未见其面的张琴秋大姐！
张琴秋说，看你这小小年纪，应当去读保小啊。
曼琳倔强地说，我就要读女大！
张琴秋说，志气倒是蛮大，不过上女大是要先考试的，来吧，我先考考你。
万曼琳心里一下紧张起来了，坏了，别说考试，就是随便问我几个为什么，我恐怕都说不明白，只能硬着头皮试试了。
张琴秋把小曼琳领到墙上的地图前问，地图会不会看？
曼琳不管三七二十一，冲口就说，会！
张琴秋说，那你告诉我，地图上哪是北？哪是南？
万曼琳慌了，其实，她哪认识地图啊，面对好大一张地图，她根本找不着北！
突然，她小脑瓜一闪，在剧团里整天唱“北上抗日”，往延安方面来就是北呗。于是她踮起脚尖在地图上一顿乱找，说琴秋大姐，我的家乡在四川南江县，我看不到，大姐你指给我看看。
琴秋大姐给她指了出来。
那咱们延安在哪里？
大姐又给她指出来。
这下万曼琳心里有底儿了，她指指地图上的延安上方，大声说，那就北！
琴秋大姐哈哈大笑说，你这个小鬼真是鬼！好吧，你再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这可难不倒万曼琳，因为在红军剧团的这几年她已经学会了几百个字。她拿起桌上的铅笔头，认认真真写了几个字：“抗日救国，革命到底！”
张琴秋满意地点点头说，好了，考试结束，你被录取了，小鬼，今后要好好学习，革命需要文化知识，你的哥哥在战斗中非常勇敢，你也应该向哥哥学习，成为一名英勇顽强的革命战士！
听了琴秋大姐的话，小曼琳心里突然难过起来，眼泪成串地滚过面颊。
她随哥哥一起从家乡出来参加红军，哥哥一直在前线带兵打仗，无暇照顾她，兄妹俩从1934年分手，再未见过面，也未通过任何音讯。记得1938年秋，红军剧团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演出后，一个小战士把她从后台叫出来，见到哥哥所在部队的老团政委和几位领导，现在老政委好像是师级领导了。老政委说，小鬼，好几年没见到你，这几年还好吗？万曼琳急切地问，我哥哥呢？他好吗？为什么不来看我？
老政委说，组织上派他到苏联学习去了，要很久才会回国，我们都是你的哥哥，我现在在抗大工作，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和困难就来找我。万曼琳将信将疑，不知哥哥是死是活。第二年，她才从有关方面知道，哥哥在长征途中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