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间的生产：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历史形成
（一）从四马路出发：大众文化消费空间的生成
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形成，是从四马路的消费文化开始的。
1845年（即上海开埠后的第二年），第一任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从殖民生利的原则出发，逼迫清政府在上海划出洋泾浜（今延安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路）以南，东至外滩的一块地皮，专供英国人居留租住。随着租界的设立，英殖民主义者在外滩一线构屋筑路的范围扩展至西面的界路（今河南中路）。自1851年起，大马路（南京路）、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东路）相继建成。由是，以近代交通干道为纬的城市大众文化消费空间，也被渐次构筑起来。
当年若由洋泾浜弃船登租界，首先踏进的是被称为夷场“华人街”的宝善街（五马路东段），沿街设有栈房、戏园、茶楼、酒肆、妓院、赌窟，但很快地，五马路上纯“老中国”式的休闲方式，被四马路上亦新亦旧的休闲方式所替代。至1864年四马路贯通至泥城浜（今西藏中路），这条全长1453米的通衢大路，成了当时上海城市文化消费景观的一个缩影。
这时期最能代表四马路大众文化消费特征的，依然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公共休闲场所——茶楼。沿四马路由西向东，著名的大茶楼有群芳花萼楼、四海心平楼、金波玉泉楼、碧露春、乾元品春楼、西园、三万昌、仪园、顺风楼、留园、四海升平楼、青莲阁、五层楼、万华楼、沪江第一楼、乐也逍遥楼等。但同传统茶馆相比，这些茶楼无论在规模和功能上已现出别样的姿态。如其中号称沪上第一的青莲阁（今外文书店旧址），上下共三层，除设茶座外，还兼营书场、戏院、烟间、弹子房，并兼售西点、花卉、虫鸟，光顾者可随意听唱、游艺、购物、唤妓或临街观景，这使得茶楼这一典型的“乡村中国”式的休闲场所呈现出向综合性、集约式消费模式的近代大型游艺场方向发展的新趋势。其次是传统餐饮业结构的变化，据徐珂的《清稗类钞·西餐》记载：“我国之设肆西餐，始于上海福州路之一品香”。事实上，当时四马路上的“番莱馆”，已有一品香、海天春、四海春、吉祥春、江南村、万年春、锦谷春、金谷春、一家春九家。馆外仍是中国传统的茶楼式建筑，馆内则已是壁炉、枝头灯、长条餐桌等一派西式餐馆陈设。由此可见在四马路的“吃文化”中，华洋并存的现象已非常普遍。再次是传统戏院的变化，据资料记载：当时的戏院多以“茶园”命名，辛亥前后原黄浦区境内的40余座以演戏为主业的“茶园”，其中有一半坐落于四马路及其两翼。
“戏园虽然还是一派中国情调，可以边喝茶边嗑瓜子边听戏，手巾把满场飞，两旁却有了两层的包厢”，舞台照明则以煤油汽灯，并且，受西风之影响，坤伶也开始在舞台上抛头露面，坐落于四马路上的专业坤班戏馆——群仙茶园，及女子清唱书场天乐窝，成为后来男女同台演出的先声。毋须回避的是，在四马路的消费结构中，妓院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861年，太平军占领江南一带，并实行禁娼，南京、扬州、苏州等地的妓女纷纷避居上海租界谋生，遂形成“女闾之盛，已甲于天下”的风化现象。四马路上的会乐里、久安里、清和里、尚仁里、日新里、同庆里、东西荟芳里等聚纳着各地各色妓女，它们和比肩而立的茶楼、酒肆、梨园、客栈、商号、书店以及大规模涌现的近代新闻出版机构一起，构成了处于近代化过程中的上海独特鲜活、又不免有些暧昧的大众文化消费空间。
（二）张园：一个“公共领域”性质的休闲娱乐场所
以四马路为起点，循着当时一条典型的游览路线——即由四马路经泥城桥（附近为第二跑马场）到静安寺，其间可到晚清上海最大的公共休闲娱乐场所——张园（今泰兴路南端）。张园本为私家花园，1885年正式开放。园区占地61.52亩，园中荟集苏州庭园、西式别墅、石库门等中西样式建筑。其中的安垲第大洋楼，是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登楼远望，可鸟瞰上海全景。园区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戏院、舞厅、照相馆、弹子房、抛球场、网球场、展览馆、会堂、游乐场等多种功能空间于一体，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的综合性文化消费场所。张园的出现，成了当时西方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登陆上海的桥头堡和展示窗口。据说新学大家严复对张园里的一些西式“奇技淫巧”也深感兴趣，他在沪时，是出入张园的常客，人在外地时，则常写信托人去张园买这买那。1886年10月6日，张园试燃电灯，游客争相围睹，视之为“天灯”。
但张园之为“公共领域”的真正涵义，还在于它所承载的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功能。一是它的开放性。张园是当时上海惟一一家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的大型公共花园。与当时专为西人辟设的外滩公园、虹口公园、复兴公园、兆丰公园，以及当时只对少数文人开放的徐园等“公园”相比，张园的大众性特征和公共性程度无疑是最高的：政客商人在此集会交易、文人墨客在此雅集品题、普通市民在此喝茶游艺、外埠游客在此赏花观景、青楼女子在此高张艳帜、小报记者在此窥艳猎奇，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均可出入其间。在张园出现以前，上海还没有过这样一种不分区域、行业、阶级、性别的大型公共活动空间。二是它的参与性。这里所说的参与性，主要是指民众对国家政治或公共事务的参与性。张园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作为上海各界集会、演说的场所。“每遇大事，诸如边疆危机、学界风潮、地方自治、庆祝大典，不用说，张园准有集会。……从1897年12月到1913年4月，张园举行的较大的集会有39起。从发起人与参加人看，有学界，有商界，有政府官员，有民间人士，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有时还有些外国人，从思想、主张看，不分革命、改良，不问激进、保守”。由是，张园从一个大众性的公共休闲娱乐场所已演化为类似于哈贝马斯所定义的政治性“公共领域”（publicsphere）。但上海的近代化过程毕竟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这种“外力”给上海带来自由空间的同时，并没有造就一个西方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近代公民社会。像张园这种类似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公共领域”，缺乏其内在的驱动力和持久的支撑力。随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退潮，张园的政治性内涵，立即被城市社会一个更为强大、更为本质的主题——市场与消费——所消解。1909年后，随着在资本运作、经营手段、空间位置和内容形式上更胜一筹的新世界、大世界等新型游乐场的崛起，张园连同它的集会政治便衰落了下去。
（三）赛马与影戏：西方娱乐方式及其娱乐精神的输入
现代文学学者吴福辉在分析以四马路为主体的近代上海大众文化消费空间时认为：四马路时代似新实旧的消费文化特点，仅仅是上海（也是中国）传统消费方式转向现代消费方式之始，其新的品格还极其微弱：第一，它与现代金融、商业是分离的。第二，旧的娱乐仍占主位。吃饭、听戏、叫局、打茶围、听堂唱，基本还是老一套，而且按行业分工各自归堆，综合性的娱乐服务尚未形成。第三，还是纯享乐的文化。因此，四马路的文化尽管加进了些许舶来的成分，其实质不过是中国固有的封建娱乐方式的更加多样化。
但传统的文化消费空间正在悄悄地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首先是西方娱乐形式和娱乐精神的传入。上海开埠后，西方的一些休闲娱乐方式也被带入租界，如跑马场、弹子房、舞厅、咖啡馆、酒吧、健身房、西式戏院、西餐馆等休闲娱乐场所陆续地开设。虽然这些场所在初始专为西人所设，但由于地理空间的并存性和交往空间的交叉性，使得一些中国居民也能参与其中，有些娱乐形式还渐次渗入民间，成为中国市民休闲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最早吸引中国市民兴趣并参与的，是西人的赛马活动。1850年，麟瑞洋行大班，英国人霍格等五人发起组织上海跑马总会，以极低廉的价格购进花园弄（今南京东路）以北界路（今河南中路）间的八十亩土地，辟筑成第一个跑马场。1854年，跑马总会乘地价飞涨之际，将第一个跑马场以高价售出，又以低价购进今湖北路、北海路、西藏中路（旧名泥城浜）、芝罘路范围内的一百七十亩土地建成新的跑马场，旧称第二跑马场（跑马总会后来在今人民广场西端重建第三跑马场，那是后话了）。1851年，跑马总会举行了上海开埠以来第一次正规的赛马活动。自此，每年春秋两季的赛马活动，成为上海租界的一种例行活动。
赛马一般连续举行三天，届时洋行歇业，西人倾家出动。由于这一赛事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刺激性，又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进行，所以也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极大兴趣。每逢西人赛马，“中国居民也无分男女老少，纷纷前往观看，人数大大超过了西人”。19世纪80年代出版的《点石斋画报》绘画了这种盛况：在设有护栏的跑道上，西人骑手驾马飞驰，栏外观者如云，其中有西人有华人，又以华人观者为众。观者背后是来往的人流、马车，以及小商贩们摆列的各种小摊，一副沪上“清明上河图”的热闹景象。1872年春季赛马会期间，《申报》有文记述其盛：“游人来往，士女如云”，以至于“华人观者过众，几于无处容身”。也有文描述往观者社会身份的：“是日观者上自士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置足处。”由此可见，西人每年的赛马会，“已成为广受上海市民欢迎的一项公共性娱乐活动。”
除赛马外，西人带来的洋戏、幻灯、影戏、杂技、马戏以及弹子（弹子分大小，大弹子即保龄球，小弹子即台球）等，也渐次进入传统的文化消费空间。当时一些著名的大茶楼或餐馆，如一品香、华众会（青莲阁之前身）、阆苑第一楼、洪园、申园等都开设了弹子房。1874年，英国魔术师瓦纳来沪演出，由于运用了不少新奇的光电技术，令观看者兴奋不已：“座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抚掌笑声，振聋人耳。……每演一术，座客皆兴高采烈，拍掌不已。”作为电影的前身——幻灯，也引起了广泛兴趣。租界内的四美园、丹桂园，及地处华界的同文馆等处，都曾放映过这种被称为“玻璃洋画”、“灯下画”或“影戏”的幻灯艺术。早期的无声电影也接踵而至。1897年7月，美国人雍松带着《俄国皇帝游历法京巴里（即巴黎）府》、《罗依弗拉地方长蛇舞》、《马锋泥泽（即马德里）名都街市》、《西班牙跳舞》等纪录片先后在福州路的天华茶园、西藏路跑马厅附近的奇园、广东路的同庆茶园等巡回放映。1899年又有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在福州路升平茶楼和湖北路金谷香西菜馆客堂内放映电影。1903年，西班牙商人雷马斯先在南京路同安居茶楼内放映电影，后又在福州路青莲阁茶楼专门租赁一间小屋放映电影，由此上海出现了第一个固定的电影放映室。
赛马在上海的出现以及戏法、弹子、幻灯、电影等西式娱乐形式在茶楼、餐馆、戏院等传统文化消费空间的渗透，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休闲方式的变异，也引起了传统休闲理念的更新。如赛马一项，刚在上海出现时，一些围观的富人还会笑话洋人不懂享受，不知“闲才是福”的道理。但赛马场上激烈的气氛，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一种竞争意识、竞技意识、冒险意识仍然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至于其他一些西方娱乐方式，则由于捎带着先进的声光化电技术、新异的游戏规则，在给人们带来新奇感的同时，也开阔着人们的眼界、增长着人们的知识、刺激着人们的想象力。由此，传统的仅以满足口腹等生理之欲和单纯休憩的传统休闲理念，开始向健体、益智、增知、怡情、养性等综合性方向发展。
（四）现代物性体验：大众文化消费的空间策略
渐渐地，也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随着上海现代贸易、航运、金融中心地位的日益显现和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是一种建立在现代资本运作及其市场经营手段之上的，综合性、大型化、集约式的休闲娱乐场所的出现。1915年和1917年，被号称“上海第一游艺场”的新世界（今南京路，西藏路口）和号称“中国第一俱乐部”的大世界（今延安东路，西藏路口）相继落成开张。其中大世界的总面积为14000多平方米，是以组建公司的形式，并完全通过市场化的筹融资手段建成。游艺场中设有溜冰场、弹子房、电影院、戏院、展馆、露天花园、茶室、中西餐厅等多种游艺、休闲空间。多个戏院中可同时或轮番上演京戏、昆曲、苏滩、甬滩（甬剧的前身）、说书、杂耍、文明戏、南方歌剧、北方大鼓、三弦拉戏及由西人表演的魔术、杂技等。大世界里放映的电影，则是专门从美国进口的惊险格斗片。我们在当时新世界和大世界的演出广告上，经常可以看到“礼请著名国乐演奏团体钧天乐处诸君子合奏丝竹”、“美国自行车大王走钢丝”、“意大利戏和空中飞人表演”等广告词。这种百艺杂陈的综合性娱乐空间，把民间性和大众性有效地融为一体；把中西、古今、雅俗不同的文化形态紧密地浓缩在一地，在人与空间的不断转换中，多种文化形式被匆匆而又广泛地吸纳，遂为上海的一般民众打开了一个博览式、开放性的文化橱窗。再从进场人物看，由于两个游艺场的市场定位均是大众，门票都仅为小洋两角。这个价目，即使是引车卖浆者流也承受得起。因而，出入其间的既有聚会谈生意的大小商人、报馆书局的文人墨客（大世界甚至聚合了一批文人，办起了自己的报纸，由鸳蝴派作家毕倚虹等主笔）、南来北至的外地游客，但更多的则是收入处于中下水平的本地平民。据资料统计，当时大世界的日均门票销售多在2万余张左右。从四马路上的青莲阁、一品香到大马路上的新世界及其附近的大世界，表明一种源自西方，建筑在现代资本运作基础之上的，规模化、综合性的大众休闲娱乐形式，已被成功地进行了本土化的移植。在此过程中，西方所谓“娱乐民主化”的理念，也经由文化消费市场的运作得到了一种实质性的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