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上座部佛教
●一上座部佛教的形成
在中国云南省的傣（dai）族、布朗族、阿昌族、佤( wu)族等少数民族中，以及与上述民族杂居的其他民族的部分居民中，信奉着一种与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不尽相同的上座部佛教，属于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体系。①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今天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保山地区。由于信奉者以傣族为主，所以有些书上也统称“傣族佛教”。
据传，云南上座部佛教首先从缅甸孟族地区传人西双版纳，取代原先祭祀祖先的神社，建立第一所佛教寺院瓦巴姐寺，时为公元615年。此后又有勐（meng）海大佛寺和曼拉闷佛寺等的建立。至八九世纪时，佛寺在西双版纳的村寨中已并不罕见。但那时的佛经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方式流传。
上座部佛教在傣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上座部佛教传人之前，傣族地区盛行着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自然崇拜和精灵崇拜。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上座部佛教以它精深周密的义理，简便易行的仪轨，以及去恶行善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观念，终于赢得了人们的信仰。统治者除了自己信仰外，也把它作为精神武器，用以治国安邦。随着这一新型宗教的传人，傣族地区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历法等各个文化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促进了傣族社会的发展。
12世纪以后，这一地区的佛教改由泰国传人。13世纪后期，傣族人民根据巴利文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傣文，并且有了刻写在贝叶L的傣文佛经。至15世纪中期，佛教已经在西双版纳相当广泛地流传。据《泐史》记载，傣历81 9年(1457)，第13代召片领（宣慰使）三宝泐傣继位时，“人们群诣佛寺，面对佛、法、僧三宝宣誓，并将誓词铭刻于寺中”。傣历931年(1569)，第19代召片领刀应勐迎娶缅甸金莲公主为妻，缅王派遣僧团随公主前来传教，带来很多佛教典籍和佛像，并在景洪地区修建r一批寺塔。这样，上座部佛教就在西双版纳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至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上座部佛教，一般认为大约于明代初年才开始由缅甸传人（也有人以为在唐代已传人），但发展较快，至明代中期已呈“寺塔遍村落”的盛况了。进入近代以后，信奉上座部佛教的云南各民族地区，几乎村村寨寨有佛寺和僧侣，带有全民信仰的色彩。
●二上座都佛教的主要派别
在云南上座部佛教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许多派别，主要有润、摆庄、多列、左抵4派。其中润派又分为摆罢、摆孙两个支派，多列派则分出达拱旦、苏特曼、瑞竞、缅坐4个支派。这些派别都因受泰国等国佛教派别影响而形成。润派以及与润派有密切关系的摆庄派，其传人时间较早，分布区域较广，寺院和僧侣最多，经典基本齐全，教制相当完善，是云南上座部佛教的主体。
上述各派在佛教教义、学说方面基本相同。他们奉行的经典是巴利语系统的经、律、论“三藏”，僧侣念诵的是用傣文字母书写的巴利语佛经。在宗教修持上，仍然保持着早期佛教的某些戒律，主张按“八正道”修行，并特别重视禅定。
但在持戒律仪方面，各派又有所不同，其中摆庄派和润派比较宽松。如摆庄派，出家者的教规虽有75条，但最基本的只有4条，即不杀生，不邪淫，不诳语，不偷盗。其他方面则都比较自由，如袈裟可以用毛料制作；可以自由出入民宅；出门可以乘车骑马；荤腥不禁，允许吸烟。信众见佛爷也没有严格的礼节，可以自由交谈。润派的教规最为宽松，僧侣生活相当自由，行动限制极少。如允许挂长刀、骑马，可以杀生、饲养家禽家畜，乃至经商、放高利贷等。这两个教派之所以势力较强，很大程度上与戒律的宽松有关。
相比之下，多列派和左抵派戒律要严格得多。多列派普通教徒要严格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和非时不食（一日两餐）等项规定，而僧侣还需遵守不亲手接受布施、不与在家者同席用餐等传统习俗。左抵派戒律最严，教规最多。教徒一般在七八岁时就开始受戒，随着年龄的增长，除受五戒、八戒（在五戒基础上再增加不装饰打扮，不观听歌舞，过午不食三戒）、十戒（在八戒基础上再增加不坐高广大床，不蓄金银财宝二戒）外，还不准吸烟，不准从事烟、酒、铁器的生产和买卖，严禁饲养家禽家畜（除耕牛外）。该派僧侣只披一件黄布袈裟，不穿衣服；不能自由走出寺庙，更不准出入民居；如必须走出寺庙，须赤足而行，不得乘车骑马。但因戒律过于严厉，左抵派的僧侣和信众已日益减少。
但是，近40多年来，云南上座部佛教的教派隔阂已经开始削弱，各派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有走向统一的趋势。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佛教徒的守戒不再十分严格。青少年进入寺院主要是履行传统义务，真正在寺庙终身为僧的已并不多见。
由于地域和派别的不同，云南上座部佛教僧侣的职称和僧阶也有差异，但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大部分地区的润派基本相同，由下至上可分为10个级别。它们是：(1)帕诺（相当于行童或侍者）；(2)帕（相当于沙弥，初出家者）；(3)都（相当于比丘，受过戒者）；(4)都龙（即大佛爷，寺庙住持）；(5)祜(hu)巴（相当于都统长老）；(6)帕召祜（佛师，指阐教长老）；(7)沙密（相当于沙门统长老）；(8)僧伽罗阇（意为僧王，相当于僧主长老）；(9)松迪（意为僧正长老）；(10)松迪阿伽摩尼（意为大僧正长老）。升任祜巴已很不容易，所以每个地区、村寨以及寺院，都以有自己的祜巴为荣。祜巴要有较高的佛教修养，晋升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一旦升为祜巴，则不得任意还俗。松迪阿伽摩尼是最高一级的僧阶，在西双版纳历史上，只有一位傣族僧侣和一位布朗族僧侣曾荣获过这一僧阶。
德宏和保山地区（州）的僧职，多列派自上而下分为4级，摆庄派也分为4级，只是名称并不相同。
与上述僧职等级区分相应，西双版纳傣族的寺院也有等级之分。自下而上一般可分为4级，它们是：(1)村寨佛寺（最基层一级佛寺）；(2)布萨堂佛寺（由4所以上村寨佛寺组成的、行政区级的中心佛寺，寺内设布萨堂即戒堂，用以举行集体诵戒仪式）；(3)勐总佛寺（西双版纳所属各勐的勐级总佛寺）；(4)总佛寺（傣语名拉扎坦大总寺，设予宣慰使驻地）。真正掌有教务实权的是勐总佛寺，它有权召集全勐僧众会议，主持全勐性佛事活动，决定下级佛寺住持人选，批准祜巴以上僧职的晋升，开除违犯戒规的僧人等。
历史上，云南上座部佛教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傣族政治上的统治者，同时也是宗教上的统治者；统治者颁布法令，往往借助于宗教的名义。1949年以后，西双版纳等地实行政教分离，各族人民从此获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中国佛教的灿烂文化
●一佛教藏经
佛教的传播始终与经典的翻译、论著的撰述联系在一起。为了使这些经典和论著得以广泛传播，历代佛教徒以惊人的毅力，含辛茹苦，默默耕耘，先是写经传看，后又以石刻或木刻印刷方式出版。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为发展祖国的文化艺术作出卓越贡献。
以笔墨在纸上书写佛教经典，称之为“写经”。东汉以后，写经之风逐渐盛行。当时人们对写经的态度十分慎重，不仅端正地抄写某经的经名和全部经文，还要写上卷数、字数以及抄写人的姓名、抄写时间、用纸张数，乃至校对人、审阅人、监事人的姓名。为了保护纸张不致皱折、损毁，往往在最后一张纸的左端粘一圆木棍，称作“轴”，然后从左向右卷起，成为一卷。经书的这种装帧形式，称之为“卷轴式”。由于写经相当艰苦，费时费工，所以自六朝以后，一些大型寺院十分注意收藏为数庞大的写本经卷。可惜，由于战乱等原因，这批古人几十年如一日抄写而成的藏( zang)经①，绝大部分已遗失或毁坏。近代从教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六朝及隋唐写经，虽然是残篇零帙，但也堪称无价之宝了。
写经因年代久远，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从内容上讲，如果抄写的是大藏经中已收入的经典，则可提供校勘之用；如果抄写的是大藏经中未被收入的经典，则它既可弥补大藏经的不足，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价值更高。
自唐代起，寺院和民间还流行着墨汁写经以外的其他写经，如用金银字写在绀（gan）青纸上的“金经”，以刺血方式书写的“血经”。这两类写经由于装帧精致，书法优美，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石刻佛经，就是将佛教典籍镌刻在石头上，石刻的佛经称作“石经”。石刻佛经，具有永世长存的意义，设锈刻石经被佛教徒视为动德无量的事。后来，又由于毁佛运动的刺激，佛教徒更把它当作保存佛法的最好办法了。
从形态上说，石经大约可区分为以下4种。(1)摩崖石刻。即刻在山崖上的石经，其代表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和徂徕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经》。(2)石柱石经。即刻在石柱上的石经（藏于石洞之中），其代表是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3)经幢石经。经幢，是一种建立于寺院内的柱形佛教石幢，有特定的形制。主要刻写各种经咒，大多用汉文，也有用梵文或其他文字的。(4)碑版石经。即刻于碑版，镶嵌在寺院墙壁或保藏在山洞中的石经。前者的代表，有杭州西湖孤山的《法华经》、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的《法华经》等；后者的代表，当数北京郊区房山云居寺的石经。
房山石经的开雕，由隋代僧人静琬于隋朝大业年间( 605- 617)发起。此后，历代僧人前赴后继加以续刻，直至清代康熙三十年( 1691)才停工。20世纪5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发掘和整理，计保存石经刻版1.5万余块，其中完好的1.4万余块，刻有佛典1 000余种，3 400余卷，包括题记6 000多则。这是国内现存数量最大的文字铭刻。
房山石经内容主要是已翻译过来的佛经，其中辽、金两代所刻的石经主要为《契丹藏》，由于《契丹藏》久已失传，所以这一部分石经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房山石经还保存了88部、174卷其他各种大藏经所没有的佛教典籍，这当然更为珍贵。至于6 000多则施刻人题记，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职官、地理等，都有重大意义。总之，它是东方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8世纪前后，中国发明了刻板印刷术，它很快为佛教所利用。敦煌发现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由王玢(jie)出资雕刻的卷轴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全部大藏经刻印条件已经具备。宋开宝四年(971)，宋太祖命宦官张从信往益州（今四川成都）开雕全藏，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全部刻板13万块，名为《开宝藏》。全藏共5 000余卷（后有3次修订，增至6 600余卷），现仅存数卷残本。
自《开宝藏》起，历代都有大藏经的木刻本问世。至清代《龙藏》为止，在近800年内完成将近20部官、私大藏经的雕刻。其中宋代除《开宝藏》外，还有《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圆觉藏》、《碛砂藏》；辽代有《契丹藏》；金代有《赵城藏》@；元代有《普宁藏》、《弘法藏》、《元代官刻本大藏经》；明代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嘉兴藏》；清代有《龙藏》。上述版本中，只有《龙藏》的木刻版至今尚存，文物出版社近年已重新印刷。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近代汉文大藏经已采用铅字排印出版，如国内的《频伽藏》、《普慧藏》，日本的《弘教藏》、《卐字藏》、《卐字续藏》、《大正藏》等。
从1982年起，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领导下，中国大陆学者编辑、出版了迄今为止最为宏富的汉文大藏经《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齐全部106册，2004年又出版了《总目》。它共收入经典1 939余种，1亿多字。它的出版，为佛教界、学术界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全面的佛教研究资料。《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正在编纂之中。
藏文大藏经在13世纪以前，也以抄写本形式流传。元皇庆二年至延祐七年( 1313-1320)间，在江河尕布主持下，雕印了第一部木刻本藏文大藏经，称为“奈塘古版”。此后续有刊刻，前后不下10余种版本。目前，《中华大藏经》的藏文部分也已陆续出版。
傣文大藏经有3种（傣泐、傣纳、傣绷），主要为贝叶刻写本和枸皮纸抄写本，近代以来则已普遍便用纸张书写佛典，只是目前还没有印刷本。
古代敦煌，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是中外文明的交汇点。在西夏统治时期，当地僧侣曾将大量经卷、画卷等秘藏予莫高窟的一个洞窟复室之中，此后即长期被人们遗忘。直至20世纪初，因偶然的机会，莫高窟的藏经洞才重见天日，其中的宝藏( zang)（包括写本文书、织绣、绘画、法器等）得以再现于世。物件数量之多，至今仍无法弄清。一般估计，仅文书总数就在40 000件以上。
藏经洞文书和其他宗教艺术品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发现之日起，人们便给予它充分的重视，把它连同敦煌石窟建筑、雕塑、壁画等作为专门学科来研究，形成世界性的“敦煌学”。
敦煌文书，以写本卷子为主，内容可分佛教和非佛教两大类。佛教方面的文书包括；(1)大藏经已收入的经、律、论。由于它们早于流传世间的刻本藏本，未经转抄，脱落错误较少，因此能反映这些经典的早期形态，有较高的校勘价值。(2)未收入大藏经的经、律、论。这些著作从未被人所知，因而可以借它们解决一些学术问题。(3)疑伪经典。据有关学者统计，藏经洞共保存疑伪经典有七八十种，它们为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变化、发展提供丫大量重要资料。(4)三藏章疏。传统大藏经通常只注意收入翻译的经典，对中国佛教学者撰写的有关经、律、论的章疏并不重视，其实这些章疏是了解中国佛教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5)反映寺院宗教活动的材料。如变文、讲经文，是寺院宗教集会上演绎经义常用的材料；授戒的牒文、布萨（检查僧徒遵守戒律情况）的记录以及僧众名单，则是寺院具体宗教活动的材料。(6)反映寺院经济生活的材料。敦煌文书中有大量借契单据，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寺院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形态。
敦煌藏经洞稀世瑰宝的问世，当时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与此同时，西方冒险家却趁机纷纷涌入敦煌，疯狂劫掠宝藏。首先到达的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买通监守人，获取了大量写本文书。接着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也掠走了大批写经。其后，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如法炮制，也弄去不少宝贵资料。俄国人勃奥如切夫和美国人华尔纳不甘落后，相继借考古之名，盗走大批文物。据统计，他们总共劫掠去将近30 000卷敦煌写本卷子。后来，清政府迫于国人压力，才命人将劫后残余的8 000多卷运往北京，保存于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