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吃西餐的机会很多的。
这并不是说在外地就吃不到西餐了。瞧人家肯德基、麦当劳，几乎已渗透到中国县一级的小城市，可谓无孔不入。这类美式快餐也应算作通俗化的西餐吧？它使西餐的概念深入平民百姓家。唉，流水线生产的“美国大片”，不也比精益求精的“欧洲本土电影”有更高的票房嘛！
我们小时候，只认得雷锋叔叔。现在的孩子们，却整天念叨着肯德基大叔。那位面色红润的白胡须老汉（塑像），总是笑吟吟地站在快餐店门口，瞄着中国小朋友的腰包。一看就是吃饱了撑的。麦当劳门外长椅上坐着的小丑玩偶，更是一脸得意的“坏笑”。
我有一个偏颇的观点：所谓的“全球化”，最初就靠肯德基、麦当劳打开的。这些连锁店如此发展下去，快成为地球村的“大食堂”了。汉堡包与可口可乐，确实比炮弹还要厉害。
听说这“哥俩”也在死掐。凡是有肯德基的地段，附近几乎都有麦当劳。有时候就隔街相望，跟唱对台戏似的。一般都是平分秋色。还真没听说谁被赶下擂台的。被挤垮的全是一些中餐馆。这美国“哥俩”哪像在内部竞争，分明联手跟历史悠久的八大菜系叫板呢。
北京街头的西式快餐，除了肯德基、麦当劳外，还有罗杰斯、艾德熊，必胜客比萨饼等等。
罗杰斯的连锁店，我常去的是阜成门和中关村那两家。尤其中关村的罗杰斯，装修风格前卫，带有酒吧的性质，晚上还有摇滚乐队演唱。我并没觉得里面的东西有多么好吃，去那里纯粹为了喝点儿黑啤酒，听一听“重金属”，放松一下紧张了一天的神经。对了，夜场表演时，会熄了电灯，每张餐桌点起小蜡烛，挺适合情人幽会。烛光中情人的面庞带有油画般的明暗反差效果，显得比在别处更美，更适宜收藏进记忆（简直不用额外镶嵌画框了）。门口卖花的小姑娘都快认识我了。若是我孤身前往，她会视而不见。若是我携带着女性朋友，她立马兴奋起来，抱着满怀的鲜花迎上前：“先生，买一枝玫瑰送给你的女朋友吧。”前些年这丫头片子还真赚了我不少钱。可惜我近来还真有点老了，孤独的时候多了，即使为了照顾这越长越大的小姑娘的生意，买一枝玫瑰，也不知该送给谁。
艾德熊在南礼士路有一家分店。透过落地玻璃窗，能看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发射塔。有一段时间，我狂追电台里的一个女孩，天天坐在艾德熊里等她下班。最后还是没有追到手。艾德熊成了我的伤心地。我觉得自己也够“熊”的。
必胜客永远喜气洋洋。朋友邹静之觉得这店名大有值得商榷之处：“每天上班的路上，新开了一家意大利饼店，叫‘必胜客’，怎么读怎么不敢进去吃。真想劝老板改个名或把文字颠倒一下叫‘客必胜’可能会好些。”邹静之写有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可他本人居然不敢进必胜客，真有意思。其实，就当作“微服私访”一把嘛，又能怎么样呢？我倒不怵。我喜欢坐在必胜客里，一边胜券在握地用刀叉切割刚出炉的比萨，一边观察北京孩子们争相用一次性的塑料碗盛水果沙拉，他们非堆得满满的、尖尖的，成宝塔状，才罢手。兴高采烈地回到各自座位上，好像端着的不是花钱买的沙拉，而是一番搏斗后的战利品。
前面尽说的是西式快餐。就跟我没吃过什么大菜似的。
其实我十五年前刚闯北京时，就带着梦想去吃莫斯科餐厅。仰慕的是“老莫”的名声。它带给人们的是红色的记忆。要知道，那时前苏联还没解体呢。前一阵子，听说俄罗斯大使馆旁边有一家贝加尔餐厅，又约了一伙诗人踏访。可能喝多了伏特加，墙上湛蓝的壁画在我醉眼中变成了真实的贝加尔湖，涛声拍打着我的耳朵、我的脊背、我的心脏，我一边向墙壁走去一边问朋友：“要不要钓几条鱼上来烤着吃？”幸亏某诗人及时地拉扯住我。否则我要么撞得鼻青脸肿，要么则自以为是地淹死了。贝加尔，贝加尔，不就是天地间的一只高脚杯嘛，里面盛着的不是湖水，而是烈性的酒。据说李白的老家碎叶城离那儿不远。什么时候我非去看看不可。
吃西餐，马克西姆餐厅比较正宗。可正宗的西餐，气氛又太严肃。侍应生就站在桌旁不断地为你斟酒端菜，说是侍候你，可瞧他面无表情的脸，像极了电影里的监狱看守。刀叉都要轻拿轻放，生怕在瓷盘上碰出动静，你觉得自己像个提心吊胆的犯人，在别人的眼皮底下埋头喝汤，尽量不发出啜吸的声音。进餐的过程可以拍一部无声片（默片）了。标题：“假装斯文，小心做人。”
我在北京还认识几位写诗的老外。他们一般都比较节约，请客一般是吃意大利通心粉呀什么的。看来外国诗歌的稿酬标准也不会高到哪儿去。
我所在的出版社跟葡萄牙使馆有一套丛书的合作。我做过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代表作《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译本的责任编辑。他们邀请我去使馆的后花园参加过一次露天酒会。花园里一字排开的桌子上摆满了各色菜肴、糕点和酒水。却没有椅子。大家都是左手托一只盘子，右手端着高脚酒杯，在桌子周围游走，遇到熟人则站下来聊几句。有些图省事的，索性左手端酒杯，右手轻巧地拿一根牙签，想吃什么就凑过去扎起什么。人群中还有戴白帽子的外国厨师穿梭，一律端着盛满新出炉食物的大盘子，向遇见的每一个人微笑，仿佛央求你用牙签扎起一块来品尝一下。看来他们对自己的烧烤手艺挺自信的。
自助餐从日落前一直持续到天黑。花园亮起了电灯。金发碧眼的老外们毫无倦意，依旧在树荫下且走且站，举杯痛饮，高谈阔论。
我却顶不住了。摆脱拉着我聊北京四合院文化的一位意大利中国通，准备撤退。
说实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完全站着吃完的一顿饭。而且足足吃了三个小时。
简直比参加一次军训还累。
我不知吃了多少种叫不出名字的菜肴与糕点。可还不断有冒着热气的烧烤食品端上来。再这么下去，我快对不住那些端盘子的厨师的笑脸了。
我下意识地联想到满汉全席（据说连吃三天三夜）。看来老外也好这一套啊。
瞧他们的高兴劲儿。北京一定使他们乐不思蜀了。
我提前走了。把欢声笑语、灯火通明的花园抛在脑后。可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些层出不穷的西式菜点，以及端着高脚酒杯的老外。他们简直比地道的北京人还爱“侃大山”。他们仿佛还站在那里。一点也没有散去的意思。
天下，真有不散的筵席吗？
至少在我的脑海里（或记忆中）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