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名句“夜雨剪春韭”，使蔬菜入诗了。原本在我们想像中，最有诗意的应当是瓜果，至于蔬菜，人间烟火的味道太浓了一些。但再俗的东西，譬如蔬菜，一旦进入诗画的领域，便显得温文尔雅了。难怪齐白石画腻了虾子之后，还清水淡墨地画一棵北京的大白菜呢，并且题词：“牡丹是花之王，荔枝是果之王，而大白菜，是蔬菜之王。”他笔下的大白菜，憨态可掬，特像四、五岁的偏胖的小姑娘，穿着绿棉袄、虎头鞋，就差系一根红头绳了。我觉得比他画的那些傻小子般的虾还要天真。
白石老人把大白菜封为蔬菜之王。在我心目中，大白菜顶多也就算草头王，更有王者风范及贵族血统的，应该是韭菜。它毕竟在《唐诗三百首》里出现过。李白只关心酒，并不怎么在意下酒菜。杜甫则不一样了，夜雨敲窗，他立马想到该去田畦里割一把经过洗礼的韭菜，回来炒着吃。仅仅这种愿望，就很让人陶醉。自从读到这句诗，谁若再问我春天的滋味是什么，我首先会联想到韭菜，而且最好经历过一夜细雨的淋浴，绿得像用颜料画出来的。
因为对韭菜的偏爱，杜甫在我眼中，更像一个素食主义者。他有着食草动物的温柔与悲悯。而李白那类，很明显是食肉的。
诗圣的点染，使韭菜脱颖而出，如同春天案头的供物。韭菜的绿，是最正宗的绿。剪割韭菜，钢铁的刀刃也会被它的汁液染绿的吧？还听诗人车前子谈论：“一到春天，吃也绿油油了。最绿的是韭菜。我小时候不爱吃它，觉得它是药。如不小心吞了一只铁钉到肚子里去，只要生吃一把韭菜，就能把铁钉携带到外。好像是魔术……”但我绝不会为了试验韭菜的这一“特异功能”而先吞咽一根小铁钉的。
韭菜在唐诗中扎根了，当然有资格称王。苏东坡可能不同意。他觉得荠菜更切近春天的真谛：“春在溪头荠菜花。”对蔬菜的评比，或者说，蔬菜的排行榜，可以随时代而演变的。
荠菜花固然灿烂，其实韭菜，也会开花的。五代杨凝式，是由唐代的颜柳欧褚到宋代的苏黄米蔡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他收到友人赠送的韭菜花，立刻搭配着羊肉一起吃了，并且回信表示感激，提及“当一叶报秋之际，乃韭花逞味之始”。这封短信，也就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有名的“韭花帖”。汪曾祺说：“北京现在吃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或以为这办法来自蒙古或西域回族，原来中国五代时已经有了。杨凝式是陕西人，以韭菜花蘸羊肉吃，盖始于中国西北诸省。北京的韭菜花是腌了后磨碎的，带汁。除了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外，就这样单独地当咸菜吃也是可以的。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他还说自己的家乡（江苏高邮）不懂得把韭菜花腌了来吃，只是在韭菜花还是骨朵儿，尚未开放时，连同掐得动的嫩茎，切为寸段，加瘦猪肉，炒了吃，这是“时菜”。
龚乃保的《冶城蔬谱》，把“早韭”列在第一位，想是按时令的顺序：“山中佳味，首称春初早韭。尝询种法于老圃云，冬月择韭本之极丰者，以土壅之，芽生土中，不见风雨。春初长四五寸，茎白叶黄，如金钗股，缕肉为脍，裹以薄饼，为春盘极品。余家每年正月八日，以时新荐寝，必备此味，犹庶人春荐韭之遗意也。秋日花亦入馔，杨少师一帖，足为生色。”所谓杨少师一帖，即前文所述杨凝式“韭花帖”也。韭菜入杜诗，韭菜花亦入杨凝，够风光了。
韭菜可清炒，也炒鸡蛋、炒肉丝，或与豆芽、豆腐丝之类共同素炒。在吾乡南京，有一大发明，用韭菜炒螺蛳肉。我每每赶在春天还乡，即为了品尝此味。即使人在天涯，也念念不忘。新割的韭菜，配以挑剔好的珍珠大小的螺蛳肉，大火烹炒，端上桌时不仅色彩诱人，而且香气扑鼻。若是添加一把切碎的咸肉丁，味道就更醇厚了。这是一道很完美的南方乡野小炒。绝对对得起杜甫的那句诗。既有泥土的味道、春雨的味道，夜色的味道，还增添了河流的味道。就凭这道菜，能不忆江南？江南的春天不管最漫长的，却算最鲜嫩的，是春天中的春天。
我喜欢吃一切带馅的面食。无论水饺、包子，还是馅饼、春卷，最香的要算韭菜馅的。至于是猪肉韭菜馅，或鸡蛋韭菜馅，则无所谓。以前住在沙滩，北大红楼的马路斜对面，有一店铺专卖东北风味的韭菜合子。我隔三差五总要进去吃一回。韭菜合子，在平底铁锅里油煎得焦黄，热气腾腾地端上来，我轻轻在边角上咬开一口，里面的鸡蛋韭菜馅露了出来。在金黄的鸡蛋陪衬下，剁碎的韭菜，仍保持着刚从地里长出的那份碧绿。还有比这更好的谜底吗？我像中了彩一样兴奋。春天无处不在。瞧，它终于“露馅”了。
今夜，雨在哪里呢？剪刀在哪里呢？杜甫在哪里呢？我开始想念韭菜了。剪不断、理还乱的，除了爱情，就是乡愁。当然，我所谓的乡愁是很宽泛的、很模糊的，并不见得针对某一处具体的地域。它更是时间上的。韭菜，唤醒了我对唐诗的乡愁，对春天的乡愁，对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田园生活的乡愁。做一个隐士，不见得比做总统容易。做一个菜农，没准比做富翁还要幸福。本该属于我的那两亩三分地，在哪里呢？锄头、镰刀、竹编背篓，在哪里呢？唉，我的手头只剩下了一杆圆珠笔。
药膳
药也完全可以做得好吃一些。少小时多病，却不畏惧止咳糖浆。长大后喝可口可乐，觉得有似曾相识的味道。听人说可口可乐的发明，参考了止咳糖浆的配方，不知是否可信？报纸上倒确实介绍过：将可口可乐加生姜片煮沸了喝，对防治感冒有效。还有一种枇杷川贝露，粘稠甜香，儿时我常偷偷倒一汤匙含在口中，慢慢品味，代替糖果。邻居大叔，是个烟民，为止咳，他总是用文火煨一只完整的大鸭梨，汤水里加了冰糖。不知该算作药呢，还是甜羹？正如我分不清他煮梨的器皿，用的砂锅，抑或中药罐？
中国的食文化与药文化，息息相通，并非泾渭分明。口服的中药，虽然不像餐饮那样讲究色香味，但也会考虑到患者的感受。仅就制作过程而言，熬煮草药（或称煎药），也相当于煲汤吧。广东人文火慢炖一锅滋补的靓汤，简直像老中医一样耐心。很多东西，既是药材，又是食物，譬如人参、枸杞、薄荷、陈皮、茯苓、百合、杏仁等等。
中国人常说：“药补不如食补。”甚至创造了药膳。把种种药材，烹调成美食。其实，所有食物，都堪称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补药。我刚读到周春才编著的《中医药食图典》，其中一段话让人很有感触：“中医药食学说，即药物与饮食关系的学说。在中医中，药食同源，药食互补，药食互用，药与食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将二者配合起来，用以养生治病，是中医的一个显著特色。”药食同源，正如中国文化中的诗画同源，诗中有画或画中有诗，才是最高境界。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每读这首古诗，我首先想到的不是那仙风道骨的隐士，而是神农氏。他是所有药师的祖宗。神农尝百草，这些植物的特征与特性都被记录到《神农本草经》中。他究竟是在采药呢，还是在找吃的？是为了治病呢，还是为了充饥？你从《本草经》里，会发现我们日常食用的五谷杂粮、瓜果蔬菜。譬如提到豆芽（“大豆黄卷”）主治风湿和膝痛。神农的身份是多重的，既是菜农、美食家，又是第一位老中医。
我案头堆放着许多与美食相关的古籍：袁枚的《随园食单》，李渔的《闲情偶寄》，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张岱的《夜航船》，乃至《东京梦华录》、《扬州画舫录》、《梦粱录》之类。近来，又添加了一本明代中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不算美食家，可《本草纲目》中，不乏野菜、蔬菜的知识。李时珍把荠菜称作“护生草”，并且考证：“荠有大小数种。小荠叶花茎扁，味美，其最细小者，名沙荠也。大荠科叶皆大，而味不及，其茎硬有毛者，名菥，味不甚佳。”哪像药书呀，更像是食谱。再看《本草纲目》如何介绍马兰头（我在老家南京常吃的野菜）：“马兰，湖泽卑湿处甚多，二月生苗，赤茎白根，长叶有刻齿状，似泽兰，但不香尔。人多采晒干，为蔬及馒馅。”都在教你以马兰为馅做菜包子了。这算哪味药呢？
药膳，善哉。善哉，药膳。
我的朋友车前子，原名顾盼，儿时体弱多病，因而特意用一味中药材做笔名。他既懂中医，又擅长烹饪，虽没开过诊所，却当过餐馆老板。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许多蔬菜都是药”“药是一种性，物在性在，物不在性也在。有的蔬菜就直接带了‘药’字，如‘药芹’。还有‘山药’。山西有个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看来它的宗旨不但是治饿，还要治病。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好处。马兰头能明目，枸杞子可清火。春天的菜大致都是这个药性。”他还认为孔圣人教人多识草虫鸟兽之名，而草虫鸟兽就是我们中医体系中的药；以一个中医生的眼光入世，即天涯何处无药呢？“中国人吃中药，仿佛不用翻译，这样在感觉上自然直接：读原作一般。吃西药就好像读翻译作品。”吃西餐，不也是如此吗？我的舌头、胃，总觉得有所隔阂。
我这人，并非真想当文学家，更想做的是美食家。动筷子时，觉得比耍笔杆子痛快多了。简直淋漓尽致。我知道自己患了一种病，一种不露痕迹的慢性病，那就是馋。馋是我的一块心病。久病成医，为了解馋，我总想方设法找一些鲜美的东西来满足自己。也算对症下药吧。这种药，其实没有人不爱吃。俗称“打牙祭”。
美食是我解馋的药材。菜谱是我治病的药方。有时，我会不厌其烦地躲在厨房里，像做化学实验一样煎炒烹炸，照着菜谱上的说明：放几两料酒、酱油，几钱盐或味精……力求精确，恨不得拿中药房的那种小杆秤称一称。家里人问我：“你老呆在里面干啥呢？”我用食指掩住嘴唇：嘘，我在配药呢。这么看来，我挟菜下酒时，就是在服药了。馋是一种瘾，一种无法根治的病。而“服药”的过程，真过瘾，真带劲。药到病除啊——哪怕是暂时的。天长日久，我做得一手好菜。我知道自己哪儿疼哪儿痒，缺什么补什么。我既是病人，又是神医。去菜市场采购，也跟逛中药铺似的。目标很明确。出手很大方。怎么办呢，我要救自己呀！哪顾得上讨价还价。那样的人，绝对没有真“犯病”。
和我病情相似的有李渔李笠翁。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我们却犯了同样的毛病。他甚至比我更馋、更严重。他嗜蟹如命：“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眇而言之。独于蟹螯一物，必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曰皆不能忘之。”每年蟹季还未到来，他就早早地存好了钱，家属因他把食蟹看作性命，称此钱为“买命钱”。从蟹上市直至下市，他每天都不放过食此美味的机会，特意把九、十月叫作“蟹秋”。因为螃蟹的缘故，四季中他最钟爱、期待秋天。在他心目中，秋天比春天更有诱惑力。螃蟹使他上瘾了。螃蟹之于他，又是救命的良药。
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遗传病。早在隋朝，炀帝幸江都（扬州），必吃蟹：“吴中贡糟蟹、糖蟹。每进御，则旋洁试壳面，以金缕龙凤花云贴其上。”说个笑话：隋炀帝挖大运河的动机之一，没准就是为了下江南吃蟹方便。（这比后来的杨贵妃坐待荔枝更舍得下本钱。）到了晋代，又出了个视蟹为最佳下酒菜的毕茂世。他四处宣扬自己的人生理想；“得酒满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他也有馋的毛病，却挺懂得自我治疗、自我救助。那满载美食的酒船，无疑是茫茫苦海中的救生船。魏晋风度，就是厉害，真让如我这样的后辈仰慕。难怪鲁迅先生，要写一篇文章，标题叫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文章、药、酒，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止渴、止痒、止痛抑或解馋、解忧，都是在治病。治肉体上或精神上的一些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