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学生反映，有教师要他们买一本什么高考会考同步的书，说：“你们不买，我就不担保你们考试过关！”看来，这个教师连自己都不相信，而把信心寄托在别人编写的资料上。本来，教师应该说：“你们只要与我同步，我就可以担保你们考试过关！”但是谁有勇气这样说？社会上标榜“权威”的资料那么多，不信权威，怎能掌握高考信息？
把根留住？
为什么应试教育如此盛行？为什么高考被渲染得那么神圣和恐惧？为什么高考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加拼命”、同“大跃进”时期的“数字化”、同时下的应试教育深深地结了缘？
敢问根在何方？还要把根留住、留多久？恐怕谁也讲不清楚。结果，倒霉的是中华民族的素质！真正的素质教育模式是怎样的？何时得以全面实施？人们在企盼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同样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任职时，几乎是在与上述那位“应试领导”寄给我的控诉的同时，我收到了一篇寄自河北省迁安二中高三（二）班的另一篇“檄文”，这篇署名“全文韬”的“檄文”字里行间同样充满了对应试教育的困惑、愤怒与仇恨。
一个高三学生的声讨
我们生在中国的学生，从来就少有一种自由一见解自由。过去如是，现在如是，将来可否有此自由，不得而知。我还是学生，自认为对现在教育的弊端有刻骨的体会。愿撰文如下，聊发劳骚，箅是放松一下将临高考大敌的紧张。
“参考答案”是圣旨？
所谓“参考答案”，顾名思义，仅供参考而已；绝不是要参考者对答案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认识就不会有进步，理论也不会有突破。如果一切都被束缚了，我们还学习做什么？
现在的“参考答案”，其实是行“参考”之名，行“标准”之实，“挂羊头，卖狗肉”是矣！“挂羊头”者是答案的制定者们，“卖狗肉”者是奉答案为“上谕”的老师们。先前，“标准答案”被批得体无完肤；转而今，“参考答案”粉墨登场，似乎完成了由“民主”到“专制”的变革。而事实卜，既无威信，又无名望的学生，从来都是跪行在“权威”们的阴影下。谁要想爬出去，站起来说话，“分数”的大棒便劈头打来。在分数决定一切，高考指挥万军的今天，谁愿冒这个险呢？准敢冒这个险呢？
那些个试题，如山一般。其量之大，恐怕连学者们的浩如烟海的研究材料，也无法与之匹敌。这些令人生畏的试题，都是在一年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组编出来的。慢了就落后，学生们就要用了别人的试题。自己的就失去了市场，当然就无法卖钱了一一这样说可能不大好。但谁能否认，这其中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呢？耗时数月，仔细推敲的高考题，尚且争议颇多，这些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短时内产出的东西，又如何摆得脱粗制滥造的嫌疑！
但是，老师们从来不怀疑试题的质量，更不怀疑答案的“标准”！倘若得了据说含有高考信息的试题，更是奉为宝贝，大加钻研。出题者煞费苦心地编出“参考答案”，似乎对试题答案的可靠性表示可以商量，允许提出不同见解。但实际上，老师们却是：一律以“参考答案”为“标准”，不许怀疑、不许异议，当然更不许否定；因为题是“专家”们出的。为了分数，就不该去怀疑“专家”们的观点和看法，这怕是当前老师们谁也不承认，但谁也无法否认，更无法摆脱的心理。
允许“权威”说错话，不许学生有异议？
允许“权威”说错了话，不许学生有异议。这怕是“应试教育”最蛮不讲理的教条，尽管这教条是无形的，也没有谁明目张胆地提倡过，但大家似乎“约定俗成”，都这么办事。
记得有一次，在语文课匕，有这么一道题：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是一一我们填的都是《兰亭序》，因为历史书上是这么写的，有一点书法知识的也都知道是它。但竟出人意料地错了。老师说“参考答案”上是《兰亭集序》，填《兰亭序》就不对。举班哗然。我们据理力争，说这是-样的嘛，两种说法而已，最后又搬出历史书。但老师的回答令人又气又笑：“填《竺亭序》，在历史1：对，到了语文上就不对。”呜呼！王羲之若泉下有知，不气死一遍才怪！据说，我们已经站在了“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大门口；而我们的教育如此僵死不化，这不是自杀又是什么！
“素质教育”的口号也大喊了几年了，可是雷声大，雨点小。大家都观望着，看那些先行者们跌跌撞撞，深深浅浅的步伐。中国人向来有“一哄而上”的习惯，怎么在这个正经的问题上，都只嚷嚷，不行动呢？“素质教育”的先行者们向身后的人们喊道：“来呀！”可是大家没人动。
永打倒“权威”们！
我想说，在思想上，一位学界“泰斗”与一位凡夫俗子是平等的，无论谁的更正确、更科学。最公正、最让人服气的是“以理服人”，而不是通过高考这一程序，将某“权威”人物的理论列为“正统”，命令所有的学生加以膜拜。学生们为了分数，更为了前途，而不得不违心地在一些问题上屈从权威，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理论专制”、“学术独裁”！和一个独裁者要通过权力来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一样，“学术独裁者”（大不敬，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也有意无意地通过掌握髙考的权力，在实际上施行了某种“理论专制”。然而事实是这样的：他们也只是众多学者中的一分子，他们的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让数以百万计的学生来“接受”这一家之言，则我们希望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终难免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为什么不允许怀疑呢？为什么不允许异议呢？为什么不允许反叛呢？为什么不允许否定呢？打倒“权威”们，还我见解自由！
亲爱的读者，上述这篇由高三学生提出的充满痛苦与仇恨的这么多“为什么”，你不感到窒息吗？你不感到痛心吗？你不感到愤怒吗？
假如面对应试教育如此扼杀中国年轻一代渴望自由和创造的灵魂，你仍无动于衷，那么你就再看一看以“语文教育”为代表的应试教育是如何惨无人道地戮杀中国年轻一代的思维吧%
语文教育，20世纪中国应试教育的活标本
1997年底，由《北京文学》率先发难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一组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在文化界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以所谓的“标准化答案”为普遍方式的应试教育考试，到底是如何残酷扼杀青少年学生的个性、灵性和创造力的，在这里能得到极其彻底的显示。
在这里，我们不妨再看一看诗人邹静之在《女儿的作业》这篇短文中到底有多愤怒一过元旦时女儿的语文作业，有一项是把综合练习作业本重抄一遍，从题到答案一字不落地抄，大概有一万来字。此为3项作业中的一项，女儿学会了熬夜，元旦那天写到凌晨3点。女儿六年级。
昨日看到一幅画，题目是《陪读》。儿子深夜在写作业，父亲在叠高的椅子上，发悬于梁，满地烟蒂，苦熬等孩子作业写完，是个好父亲。现在某些教师的能力已经深入到了家庭。听一朋友说，家中电视从不敢看，曾遭过孩子老师批评，说孩子苦学，家长看电视，不是为父之道。这样的老师大概能使整个家庭都笼罩在苦读的氛围中。
我不是个好父亲，我先是没有头悬梁，陪女儿深夜写作业的精神；再有，她的作业，我也大多不会，陪也帮不上忙。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细致到字典词典内部中去了。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瓮”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划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这很像在抢辞学家的活，我不知道学得好的同学是否已经是半个文字学家了。也许我们需要全民族都成为文字学家，把一部部字典都装进心里。我曾对女儿说这没用，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为工具，女儿不听，她尊师敬道。
有一天，她问我“灰溜溜”怎么解释。我想了一会儿，问干吗解释这个词。她说是作业。我说这个词你会用吗？她说会，很快造了句子。我说这就可以了，关键是会用。解释“灰溜溜”这种词毫无必要，就像解释“馒头”这个词没有必要一样。女儿不屑，她认为我从没有学好过语文，连小学的问题都答不出来。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个词是否都有再用语言来解释一遍的必要。如果不是，就该放孩子们出去玩玩。我想小到“灰溜溜”这类词，也要用书面语去说它一遍，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学的东西就太多了，我们确实不必在“灰溜溜”面前灰溜溜。
每临考试，回家的作业，大多是做卷子。卷子很长，女儿她们称其为“哈达卷”，挺准确，像一条长长的哈达，从桌子上拖了下去。她吃完晚饭就俯在上边写，一条“哈达”写完了还有一条。有时我路过她的房间，她的影子借台灯的光投在天花板上，那影子没有什么光彩。我从没有借这个影子想象出过什么杰出的人物来，没有爱因斯坦，也没有惠特曼。我的感觉是一个作坊里的小工在干她最厌烦的活。我曾看过她的数学作业，对格式和步骤要求十分严格，不厌其烦，明明可以综合列式子的，也要求分部；一个式子之后还要有语言阐述（干吗非要把简单的复杂化，他会做就证明他是明白清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把聪明的孩子们当成白痴来教。他们其实非常灵动，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机敏得多，但我觉得那种教学好像就是非要压制住他们的活跃。很多时候这样的教学像是想验证一下谁更按部就班，谁更能掌握僵死的程式。
有次经我检查过的语文卷子错了很多，不仅是家人，我參308也开始对我的语文程度怀疑起来。有两条错误是这样的：题目要求，根据句子意思写成语。有一条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填“齐心协力”。老师判错；还有一条“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填“栩栩如生”，老师也判错。我仔细看了，不知错在哪里。女儿说第一条应是“同心协力”、第二条应是“惟妙惟肖”。这真让人吃惊，我不知道“齐”与“同”在这儿有什么区别。按新华字典“齐”字第三个义项就是同时、同样、一起的意思，并举例用了“同心”一词。该用“同心协力”时，用“齐心协力”谁能说这是错了。女儿说：标准答案是“同心协力”其他当然就错。真可怕，语文什么时候变得比数学还要精确了。中国语言之丰富，词汇之多所谓同义词、近义词、相应的不止一条，怎么就会有一个答案呢。那第二条，我觉得题目的意思，栩栩如生甚至比惟妙惟肖更为准确，“妙”和“肖”与“如生”比，哪一个更与“逼真”这个词接近呢。关键争执还不在此，把对的说成错的，就不仅是误人了、实是害人了。还不止害一个人，而是害了一代人。实际也这样，我反复怎么说这两条都没有错，女儿也不信，她视老师为绝对权威，老师以标准答案为圣旨。女儿把她原来活跃、灵动的心收起来了。从她心里把那两个词赶出去了，她将接受别人给她的标准，来谨慎地使用词汇，她以后可能会像收音机一样的说话。那天，她按老师的要求把那错改了10遍。我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词一残酷。
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
我不知道“挤眉弄眼”为什么只能算神态类的词，而就不能箅是动作类的词，神态和动作清楚的界线在哪儿。我也想不通“意外的灾祸或事故”的意思只能是“三长两短”。我最想不通的是考学生这个有什么意义。把一个词归于神态或把一个词归于动作，对她应用这个词有什么作用。除限制别人的想象外没一点儿好处。古语说“文无定法”，如果真有那么死的标准，谁学会为“推敲”而推敲呢，诗人大概也不会再说“疑是银河落九天”这话了。
最奇怪的是，语文到这程度，女儿的作文反而越来越差。她的作文几乎成了一些儿童八股的翻版。我的曾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句子的女儿，开始为作文编造她的故事，她非常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她们老师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谁是傻子”（我在书店看到过《儿童作文经典》这类的书，摆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女儿说她们班的同学，写作文常找来相应的一篇，改个名字抄上去）。这类的书在我家附近的一间新华书店占了有几张柜台，买者踊跃。那些父亲并不知道真写好作文的人，并不是看这些书看的。那天，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柜台上认真地读《高老头》，问她为什么不买回家去读。她奇怪地看着我，说这样的书怎么可以买回家呢。我曾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看过的经典比我在“文革”当知青时还要少，他们不看巴尔扎克，也不看冯梦龙，他们不看金斯堡，也不看白居易。谈到希望，再也不敢想十几岁的人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句子来了。好像是文化提高了，好像是上学的儿童很多了，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模子里走出来的孩子。
希望工程是为了救助那些失学儿童的，而我发现那些上学的儿童极想失学，女儿说一想到作业就要发疯，他们厌恶把他们当作傻子来教。他们不想学那种一时有用（考试一时），一辈子没用的东西，他们讨厌那个把简单复杂化的教法。他们讨厌作业、讨厌考试，他们讨厌评分不公正和狭隘，他们厌学。
我也讨厌这样的学法，我一直把家里深夜了还有一个在写作业的学生，当成是这个家庭的灾难（听朋友说，她高中的儿子，从没有12点前睡过觉，想想真可怕）。我真是对她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作业深恶痛绝。我已经多次怂恿她不写那些东西，就是不写，那实在是对人的智力的污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