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甫洛夫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久久地站在窗前望着大街，回忆那些过去存在而今天已丧失的一切。这使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倍感沉痛的是他突然意识到，他这一走未必能很快再回来。梁赞家中除了妹妹莉达，就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
15 没有受到重视，仍然没有受到重视
1900年在世界博览会开幕期间，巴甫洛夫在巴黎参加第十二届国际医生代表大会。他的学术报告的题目是：《实验内科学——一个新的卓有成效的生理学研究方法》。还在1897年他就出版了他的《主要消化腺功能讲义》。这些在军医学院资助下出版的著作3年内在德国、法国、英国都已翻译出版。这些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外在期待着他的到来。
巴甫洛夫考虑到他的著作不仅对生理学家，而且对临床医学也有意义，所以决定对众多的医生和学者报告这个题目。但是在第一次会议上，由于音响效果不好，他的报告被拖延到下一次会议在巴黎大学举行。可是在巴黎他也没能做成报告——他病了。但取消是不可能的。他于是委托俄罗斯委员会的秘书利哈乔夫教授宣读。
也许是因为宣读报告的不是大家渴望见到的巴甫洛夫本人，也许是因为听众对接受这位俄罗斯学者的发现缺乏真正的思想准备，报告并没有引起重视。看来，这与其说是使巴甫洛夫感到失望，不如说是使他感到痛心。更何况，在此期间，他参观了许多学院和实验室，和许多西方学者进行了交谈，他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总的研究水平、实验室的装备和学者的劳动条件都大大高于俄国的水平。
在他的出访国外总结报告中，他没有一处直接指责政府对祖国科学的落后关心不够，但是他的每一句话都透露出他对祖国科学现状的痛苦和遗憾。
“我已经15年没有去过国外了，这次几乎所有国家的成就都使我感到震惊，就连那最穷的意大利也建造了一些生理实验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实验室像宫殿一样宏伟，其价值决不低于10万卢布。在新的实验室里一切都考虑得相当周到：科学研究的舒适环境，良好的设备，以及对生理学家的严格要求——实验室附属有实验人员的宿舍，这样就把实验人员的生活和他们的科研教学工作密切联系了起来。”
这就是他第一次出国开国际会议的总结。而那著名的博览会，巴黎的名胜以及会后到瑞士、意大利、奥地利的旅行只能使他感到疲乏。他已经无心去欣赏异国的风光，他急于要工作。
“大家常常说，而且颇有道理：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波浪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似乎登高了一级阶梯，看到了更广阔的前景，看到以前所看不到的新事物”，巴甫洛夫写道。“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研究的方法”。他发明出并成功地实现了一系列妙不可言的高难度外科手术——制造小胃，胰腺瘘管，唾液腺瘘管，胆管末端瘘管，以及其他各种不破坏神经分布、供血及其他生存条件、不歪曲器官功能，又能观察和研究位于身体内部的消化系统各器官活动情况的手术。应该顺便提及的是，巴甫洛夫是世界上仿照人的手术室组建真正的动物手术室的第一人。手术几天之后动物就痊愈了。它们的健康恢复得几乎无异于未动过手术的动物。
研究、试验、手术、观察——这是实验室的工作。除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外，巴甫洛夫还必须担任军医学院院务会议成员的各种任务。在任务中最经常的就是充当论文答辩时的译阅文、提问人和答辩委员会委员，对提交学院争取奖章、奖金、各种学衔及称号的科学著作给予评定。不只是在生理学或药理学论文答辩时，而且在一系列其他临床医学学科的论文答辩时，他都被指定为三人成员之一。会议、大会、各种委员会……他竟有那么多时间来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实在令人吃惊！他实在是负担过重了。巴甫洛夫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这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就是科学赋予了他一种巨大而无穷尽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如果是无所事事，他反而会感到疲倦，而工作起来，他永远精力充沛。
与之俱来的是声誉。跨越俄罗斯帝国疆界的广泛的声誉。他被选为瑞典、墨西哥、丹麦、奥地利、法国、德国的科学协会名誉会员。因为他的消化生理学著作，他在哈勒被授予利奥波德的卡罗利德国皇家自然科学院的金质奖章。他还获得了四级弗拉基米尔勋章……
但在家里谈的是钱。孩子长大了，要穿鞋、穿衣，要教他们外语、音乐，要请佣人。
“到现在为止，我的全部时间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科学研究工作”，巴甫洛夫在他递给奥尔登堡斯基的申请书中写道，“目前，由于家庭开支增加（子女长大，要上学），我必须去做额外工作以补家用。目前，学院生理实验室已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心，它不仅吸引了不少献身于实验室的俄罗斯优秀科学研究人员，而且还吸引了外国人，此时我不得已而为其他事分心就更加不合时宜。殿下，如果你增加一些我在研究院的工资，使我从非科研工作的干扰中解脱出来，不仅对学院有利，对我个人也是一种公正的待遇……最后请允许我以愉快的心情告诉殿下：由于胃液生产日益增加，学院生理实验室的预算增加了将近1000卢布……”
在巴甫洛夫的申请书上的批示：“请从应付给已故的年茨基的款项中拨给伊·彼·巴甫洛夫2000卢布。奥尔登堡斯基，1903年1月14日。”
巴甫洛夫报告中提到胃液生产是有一定用意的，当时儿童中正流行一种胃病。无家可归的狗的胃液拯救了成百上千个儿童的生命。
马德里！不，这个城市无论对巴甫洛夫，还是对谢拉菲玛都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普普通通的一个欧洲城市，没有严格的布局，又脏又乱。殷勤的主人邀请他们参观斗牛。但巴甫洛夫看后一点也不喜欢。这种野蛮的活动令人气愤。
他是1903年4月到马德里参加第十四届国际代表大会的。出席这个会议的俄国有297人。巴甫洛夫和别赫捷列夫、科学罗托夫代表军医学院出席代表大会。巴甫洛夫还是大会主席之一。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他在医学院阶梯教室中宣读了题为《实验心理学和动物精神病理学》的报告。报告涉及“心理唾液分泌”以及用条件反射方法分析此现象的最新研究成果。说明在常规和病态条件下条件反射的方法的优越性时，巴甫洛夫肯定说：“只有用客观研究的方法，我们才能逐渐对这种构成地球上生命的无限适应性做到全面分析。”
巴甫洛夫以下列的话作为他报告的结束语：“对于一个自然科学家来说，决定一切的是方法，是获得无可辩驳的坚实真理的机会。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而且必须只能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那么一个自然科学家把灵魂看作原则就不仅不必要，甚至对他的工作有害，白白地限制了他的勇气和分析的深度。”
他这次的报告，和在法国第十三次国际会议时的情况一样，也没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有五六个老生理学家对这个报告感兴趣，会后在旅馆访问了巴甫洛夫。
“我期待着反对的意见和热烈的讨论，”巴甫洛夫向瓦尔塔诺夫抱怨道，他们在威尼斯时就认识。“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开始我甚至都有点泄气了。难道这个报告就引不起一点兴趣？要知道我是全力在向存在于许多学者意识中的旧的心理开火呀。实际上这种陈旧的心理的末日已经到来。一切阻碍科学发展的全部迷信与成见的末日已经到来。但是却仅仅是一片沉默。我明白了，没有人理解我的报告……”
像以往一样，他想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