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这个恶女巫想在多萝茜面前逃走，但是她不小心看到了多萝茜的眼睛。她看出多萝茜的眸子明亮、灵魂纯洁，而且知道多萝茜并不晓得这双银鞋子给予她自己的神奇魔力。恶女巫不由暗自笑了起来，想道：“我有办法让她做我的奴隶，因为这孩子根本不知道银鞋的魔力。”
——《绿野仙踪》“寻找恶女巫”
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的领导者并不知道托马斯·潘恩口中的“革命奠基石”——政府发行纸币的威力，就像多萝茜不知道自己脚下银鞋的威力一样。英王乔治强取经济利益未果，于是英国银行业者就想方设法让美国人民相信：比起自己发行货币，他们更需要的是银行业者提供的资金。
谢尔顿·艾姆里在《银行业者进账数十亿，债务留给人民》这本小册子中说过，征服国家的路有三条：刀剑、宗教、债务。用刀剑征服的弊端是，被征服者可能反叛，征服者只得持续用武力防止暴动。用宗教征服便要小心不被人民识破宗教把戏，否则其政权就会被推翻。相比前两者，债务征服是最难反抗的，它可以在无形之中悄悄发展，被征服者可能根本无法察觉到新的掌控者已经降临。表面上，一片风平浪静。国家由新政府接管，“进贡”以债务和税收的形式出现，令人们相信这些钱都是自己该付的。艾姆里写道：“俘虏他们的人成了‘恩人’和‘保护人’……他们在意识到这些以前就已经被征服了。征服者还利用当地的金融系统帮助自己转移财富，把征服变得更加彻底。”
17、18世纪时，各国建立殖民地的目标都是为母国增加财富，这就是母国的如意算盘。不过，美国殖民地在很长时期里一直反对任何把货币榨取回英国的系统性措施。早在1754年，英国就想成立土地银行，为殖民地提供交易媒介；但是殖民地人民获悉银行利息都将上缴英王之后，便反对这个做法。美国大革命后，英国银行业者鬼鬼祟祟地拿到了新成立的美国银行的股份，掌握了美国银行控制权，这才带着他们的华尔街臣仆粉墨登场。
无声的征服始于打垮国家和革命政府发行的纸币，猖獗的假钞和投机彻底摧毁了大陆币的价值，领导者再也不对“未备基金”的纸币心存希望。在制宪会议上，华盛顿新任命的财长汉密尔顿总结了当时的主流观点：
宪法中不应该再包括“发行未备基金的纸币作为价值象征”这个部分，今后也不应该再将其写入宪法；因其本质，它易被极度滥用，也容易孳生欺诈行为。
开国元勋们对纸币失望透顶，直接从宪法里删掉了它。国会只有“铸币，随后规定硬币价值”和“以美国国家信誉担保借款……”的权力，因此在法律上留下了无数漏洞。很长时间以来，创造、发行货币都被视为政府的特权，但是宪法并未明确规定什么是货币。18世纪所说的“发行硬币”指的就是“创造货币”吗？“创造货币”包括创造纸币吗？如果不包括创造纸币，那么谁才有权创造纸币？国会有权借款，但是否包括并非黄金的纸币？如果借款包括纸币，那么银行借来的纸币必须由一定量的金银“担保”；然而，不管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错综复杂的金融界里，事情永远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银行业者的纸币从后门潜入
虽然开国元勋们认定，金银才是“合理的”货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这个新国家的金银很快就捉襟见肘。国家战争债务高达4200万美元，却找不到金银币还债。如果政府能给大陆币“法定货币”的地位，让它成为真正的货币，并且让其提供战争资金，就能规避这笔债务。可惜革命政府和国家给这种纸币的定位是战后偿付的期票，因此它象征的是债务，如今应该还债了。持票人想要黄金，政府却一文不名。交易所需的货币量不足，国会又把货币供给的范畴缩小到硬币，很快便引发了经济萧条。1786年，马萨诸塞州爆发了由丹尼尔·谢斯领导的农民起义。农民们挥舞着草叉，抱怨着在纸币充裕时背上的债，现在却只能用英国银行业者的“硬”币来还。可是这种货币实在太少，农民害怕会因还不上债而失去土地。虽然这次反叛很快就被平息了，但却强化了人们的信念：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可靠的货币系统已迫在眉睫，不然就可能让国家重陷混乱。
汉密尔顿的解决方案是“货币化货币化意味着将政府债务从代表债务的证据（纸钞、债券和钞票）转化为货币，让其有购买货物和劳务的能力。”国家债务，并把它作为货币的来源。他提议授权给国民银行发行银行纸币，再用政府债券交换银行纸币，用进口税和销售公地的钱偿付正常的债务利息。反对者称，承认政府债券的票面价值会让投机商受益，而损害士兵、农民和小商人的利益，因为投机商用低价买走了人们辛苦挣来的债券。汉密尔顿争辩道，投机商是因为“相信国家”，所以才能拿到意外之财。他认为政府需要争取投机商的支持，否则新的国家货币就会重蹈大陆币的覆辙。1920年，历史学家弗农·帕灵顿写道：
汉密尔顿作为财政部长施政时，运用了他最喜爱的原则：政府应该和富人紧密团结。富人为了投机，在战时打压大陆币，这是尽人皆知的；难道他们有可能不支持让他们有利可图的决议吗？当然不会。这样，富人的私产就成了国家财富，因为银行会把“国家的利益和属于国家的富人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汉密尔顿认为，要保护新的国民银行，就得让投机商分一杯羹。他还认为，如果让债主用手中的政府债券、欠条在新银行购买股份，就能一次性解决保护银行、解除重债两大难题。
杰斐逊是汉密尔顿的主要政治对手。他害怕富人得到了国民银行产权人利益，会把自己的利益和银行捆绑得过于紧密。这样，政府就会由那些与劳动人民作对的富人组成，变成寡头政府。如果银行由逐利的私人持股，肯定不会像接受公众监督的公有银行那样响应公众诉求。私有银行的股东们可以在幕后做出金融决定，不让公众知晓，也不受公众控制。
但是，汉密尔顿的计划还有别的战略性优势，并且它最终获得了成功。该计划不仅漂亮地解决了沉重的联邦债务，赢得了富人的支持，还允许各州用政府债务兑换新银行股票，从而赢得了各州的支持。该举措引起了一片争议，但是它稳定了摇摇欲坠的国家经济。汉密尔顿挫败了企图分裂国家的前英国势力，建立起了北方联盟，让国家稳步前进。
改善全民福利：美国体制对阵英国体制
对汉密尔顿来说，最紧要的目标是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他是《联邦论》的主要作者。这部著作为拟定宪法的许多内容打下了基础，还为宪法的正式通过赢来了必要的选票。在宪法序言里，改善全民福利是新合众国的指导方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汉密尔顿计划采取种种保护措施，如建立关税壁垒（对于进口或出口课以税负），或者让国民银行提供低息贷款，由此保护新生的国家工业。生产活动和为生产提供资金的货币都将被限制在“屋内”，与国外金融业者隔离。
后来，国会议员亨利·克莱把这种体制称为“美国体制”，有别于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体制”。克莱的老师是马修·凯利，他是著名的印刷出版商人，曾得到过富兰克林的指导。克莱口中的“英国体制”根植于霍布斯、洛克以及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激烈竞争的世界——英国。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如果所有人都追逐自身欲望，市场整体就会自行调节，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美国体制的支持者反对这种自由主义举措，而偏向于用制度和规则来引领、保护这个新国家。他们觉得，如果放任经济在自由市场中发展，大垄断者就会吞噬小企业，外国银行业者和外国制造商就会掠夺美国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竞争会迫使商品价格下降，使得美国屈从于英帝国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