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的贫困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外商贸易与投资大幅涌进之前便有大幅下降，故有利于其经济弹性的因素另有其他，其中之一便是这两国均成功地保住了其货币，未遭受投机重创。两国政府均拒绝将其货币向外国投机人士放开，因而未被卷入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银行业，印度的情况跟中国相仿，私有银行确实大有市场，但2006年时，仍有80%的印度银行为国家所有。政府所有制并没有让这些银行失去有效性和竞争力。2001年的一项客户满意度调查显示，印度国家银行在各方面的得分均为最高，优于国内私有银行、外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2007年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相比其国内私有银行，印度国有银行的表现更佳。
邦多差异大的国家
对印度现况的评估会有不同的结果，其原因可能是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众多的邦组成，而各邦的经济政策并不一样。在伦敦2005年6月《观察者》的一篇文章中，格雷格·帕拉斯特指出，在那些被强制施行全球化自由贸易政策的印度各邦中，由于缺乏统一的保护政策，工人在残酷的竞争下不得不在血汗工厂工作；但是，微软和甲骨文猎获高技术计算机人才的地方并不是在这些邦。帕拉斯特认为，在那些拥有高科技人才的邦，社会主义的福利模式盛行且有效运作着：
来自班加罗尔（位于卡纳塔克邦）和喀拉拉邦的计算机精英是这些邦全额资助式教育体系的成果。这些邦的所有儿童必须接受教育，这一点与美国不同。为大型邦所有或掌控的产业、有利于财富重新分配的税收体系、生活必需品（从电到食物）的补助、严格的政府监管以及为底层服务的实现目标的行动方案，这一切成了甲骨文和微软发展的温床。
……实现这一切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竞争驱动力（在这里看不到公司的“企业性”），而是该邦用于全民教育的投资以及当地民众对发展机遇的热忱。这些投资与发展不是为了少数幸运的人，而是为了整个地区的福祉。这些地区没有文盲，所有人加入集体联盟，且完全赞同通过复杂而有效的信贷联合金融体系分享资源。
在安得拉邦，情况却大相径庭；在那里，英国政府将农业作为“根除贫困”的靶子。安得拉邦的农民自杀数量居全印度之首，这些惨剧大多缘于无法偿还的大额贷款。那些贷款多用于购买出口农作物的昂贵种子和化学制品，但最终，农民却没有获得预期的回报。英国杂志《可持续经济学》在2005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将这一现象与“展望2020”项目相关联：
英国国际发展署和世界银行共同资助了一个名为“展望2020”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将该印度邦转型为以出口为主导、由企业掌控的工业化农业模式。该项目还认为，截至2020年，将有多达2000万农民可以远离土地耕作；至于这些农民将会被安置于何处尚无任何头绪或安排。尽管食品系统政策将会发生这样根本性、颠覆性的变革，小型农场主及普通农民在其中的参与和影响却微乎其微。
“展望2020”项目以世界银行的贷款作为后盾，并预期收到英国价值1000万英镑的资助，这一金额占了英国国际发展署对印度援助总预算的60%……2004年5月大选之前的4年内，安得拉邦共发生3000起农民自杀事件。而在大选之后，截至本刊付梓，又有1300名农民自杀。
据之后的一份报道显示，1997—2005年，安得拉邦共有15万起农民自杀事件。印度的农民数量占其总人口的70%，这些农民在2004年5月的大选中投票让当时的联合政府下台；但是，新的执政联盟——团结进步联盟，依然在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跨国企业的指挥棒下行事。《可持续经济学》中的这篇文章指出，法律和政策在压力之下通过立法对贫困百姓的耕作种子、食物、健康和生机产生威胁，其中包括：
1.一项新的专利条例对种子和药物设定了产品专利，以至于百姓无法轻易得到这些物品。在专利垄断下，种子和药物的价格翻了10～100倍。鉴于印度也是非洲低价仿制药的源头，印度的专利垄断便可能导致整体上的债务增长和贫困的加剧。
2.在新政策中，水资源被私有化，其中包括德里供水的私有化，从而将水费推高了10～15倍。这种政策威胁到了贫困民众最根本的用水权利，使其本就微薄的收入还要用以支付比正常水平（用以运作与维护的成本）高10倍的水费。
3.破除了价格与数量的监管，允许大型企业设立私有市场，摧毁了当地市场和当地生产。印度数以百万计的农场种有数千种农作物，但能在市场作为货物交易的仅有几十种。印度市场监管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农作物多样性的消失，小型的种植商和商人会被挤出市场。
不过，印度的穷人并没有坐以待毙。甘地领导的大规模反抗英国压制性法律的运动树了范例，印度穷人组织了全国范围内抵制专利法条的运动。共产主义者建立起“自由区域”，在转基因种子、农药、不公平契约及独占市场等各方面捍卫自己的利益。
本土及国际信贷危机
印度农业拖延贷款的重要影响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其信用便开始滑坡，尤其是小型农场与小型业务的信用。印度银行自1969年国有化之后，银行信贷延展至之前被认为“不可获得银行扶持”的领域，特别是农场主和小企业家；但直到2007年，仍有90%的农场主无法获得银行贷款。那些获得了信贷的农场主和小企业家则需支付比大型企业贷款多一倍的利息。
同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至外国机构施加的政策。银行向小型企业发放信贷的数量下滑，主要可归因于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巴塞尔的“中央银行家”的银行）于20世纪80年代要求商业银行遵守的“巴塞尔规范”。国际清算银行设定了资本充足率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向私人借款者发放的贷款需考虑“风险加权”，而风险程度则由私有的评级机构说了算。由于小企业家没有能力支付这些评级机构的费用，银行认定其贷款风险为100%，于是银行拒绝向这些“高风险”的借款人发放信贷，因为它们得为这些借款人准备更多资本才行。印度农民的自杀事件唤起了国家的警觉，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开始反省其商业银行对农民的忽视，并随即设立了一项终止弱势群体遭受“金融排斥”的政策；但政府的举措对于贷款业务产生的实际影响甚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外国机构的责难。
呼吁“自由贸易”和私有化的改革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新自由主义者经常谴责印度国有银行，说它们更倾向于为客户服务而非赚取利润。但研究显示，印度国有银行的业绩在这一波信贷危机之前便优于私有银行。最野心勃勃的私有国际银行受到了最沉痛的打击，客户现在纷纷涌向可靠的印度国有银行，它们在这一波信用崩溃中几乎毫发无损。国有银行在美国市场遭受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维系了印度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印度这种由国家主导的、以民粹主义为重心的民主模式可能以后还有机会证明：为公众服务与有效性、盈利性和经济发展是可以兼容的。
世贸组织和新世界秩序
印度抵制西方式企业利益入侵的草根运动唤起了人们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反思，从而促成了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的诞生。世贸组织规定，各成员国可遵循其本国的法律，且有权通过制裁强制执行。
美国也是世贸组织成员国。批评人士警告美国，可能不久之后就会在其大街上看到国际部队。冷战结束时预期的“新世界秩序”设想将全球建成和谐的地球村，不存在贸易限制且在毒品交易、反恐和武器控制方面有合作政策。但值得警觉的是，这一趋势导向的是形成全球统一的政府，跨国企业占主导地位，民众受军事镇压且个人自由也将受到限制。鲍勃·德约德耶维奇在一篇1998年发表于历史保守派刊物《历代志》的文章中将新世界秩序与古老的大英帝国作了比较：
大英帝国与新世界秩序的相似让人震惊，区别仅在于大英帝国凭借血腥武力达成其目标，而新世界秩序的精英人士则依靠金融恐怖主义……大英帝国在其他国家建立殖民地，掠夺其自然资源并将其运回英国用于工业生产，进而崛起为强国。“红衣步兵”入侵之后，各殖民地开始践踏当地文化，转而推崇“更为进取的”英国式生活方式。
以华尔街为主导的新世界秩序是以外债和外商投资开辟殖民地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鱼一旦上钩，新世界秩序便会突然收起鱼竿，让毫无戒备心的受害者处于悬空干涸的状态，然后便开始求救。这时就轮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场了。其用以纾困的总是那一套——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其他紧缩政策，借机掌控目标国的自然和其他资源，并将之转移至新世界秩序的精英之处。其在此过程中毫不手软，与大英帝国的血腥方式同样果断。
美国可能被等同于这些华尔街银行和跨国公司，因为这些银行和公司都标记着美国的地址。但德约德耶维奇对此发出警告：这些国际卡特尔未必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心上，美国大街似乎就是它们的下一个接管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