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恐怕要到科幻小说中去寻找。——弗雷德·霍伊尔（英国天文学家）《克拉克科幻小说序》
1 大科幻时代
1991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东欧军事政治集团的崩溃，电脑、航天和遗传工程等方面的高速发展，使世界科幻文学的存在状态也随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盛于70年代中期的所谓“新浪潮”运动，因为过分注重形式、希望获得文学领域的较高评价而钻入象牙之塔，远离了飞速发展的当代现实，而被西方文学界所淘汰。更多的新兴作家，踏着“电脑革命”、“强权更替”和“后现代文化”的硝烟走入前台，成为领导科幻文学创作的先锋。
在这样的时代里，作为一个研究东西方科幻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创作的人，对祖国科幻文学的未来抱有担心，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担心导致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可惜的是，在整整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里，这些论文并未引起学术界和创作界的关心。
终于，这种现象开始改变了。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编辑了一套中国科幻新锐的作品选集，要我为此写个序言，并且向我保证，这是一些与50年代“科普型”科幻和80年代“社会派”科幻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是些告别了功利主义、告别了“自卑症”或称“无法进入文学界综合症”的“全新”作品。
我在过去的论文中将中国科幻的发展分成两个时期，每个时期以一种典型的创作理念作为代表。第一时期是20世纪初到1979年。这个时期的代表思想是鲁迅先生和一些后继者提出的将科幻作为科学普及的工具。不管这种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一批优秀作品的产生，总体看来，它片面地强调使用了科幻文学的某些功能，而忽视了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总体特征或作用。第二时期是从童恩正教授提出科幻可以普及科学的人生观开始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思想是将科幻世俗化，要展现“现实生活”，“反映现实”。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科幻文学出现了新潮的代表，老作家也进行了多方尝试。第二时期虽然拓展了科幻文学的领域，但更多地，可能是受到西方60、70年代“新浪潮”运动的影响，只能算是对迟到思潮的一种补课。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股对科幻文学的否定热潮席卷中国，这种文学门类很快在大众阅读的视野中消失。不论是第一时期的作家也好，第二时期的作家也好，能坚持到90年代的，的确已经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科幻复兴的期望，明显地，已经寄托在能否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青年新锐上。
这批人会出现吗？
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他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出现？
文化部社会教育司当时的司长、着名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先生，第一个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他还为此特地在九华山脚下的安徽名城屯溪组织了一次会议。可惜的是，刘先生在随后就患病并离开了人世。
接下来，寻找和培植新锐的工作被四川省科协主办的《科幻世界》杂志接了过来，并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力度开展起来。整个90年代，《科幻世界》杂志调整自己的定位，放弃将一切期望寄托在劝说老作家恢复创作上，而是大胆地寻找、启用和培养年龄在20岁左右的文学新人。
他们的努力最终换来了中国科幻文学领域的第三次繁荣时期的到来。在这一时期，涌现于80年代中后期的青年作家韩松，其作品以破竹之势成熟起来，在探索西方科幻文学的中华精神方面，做出了无可置疑的杰出贡献。刚刚登上文坛的杨鹏、星河、杨平等则以工业化甚至后工业社会的视角探索科学带给日常生活、甚至理性带去的种种困惑。更加可喜的是，一批女作家的涌入，将女性的独特思维代入了这个充满男性化精神的领地。
在我看来，新锐作家群不同于前两个时代的特点大致有如下几个。
首先是与科学技术前沿的关系更加密切。最近20年，西方科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新返回科学技术。赛博朋克（或译电脑朋克）派的作品就是一例。如果说赛博朋克是西方科幻中的阳春白雪，那么下里巴人式的流行科幻，如《侏罗纪公园》之类，也将现代遗传工程技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科幻新锐们与科学本身的紧密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现象。
其次，新锐作家由于本身就成长在多元文化的时代，他们的作品中先天就具有后现代文化的许多特征。比如，在前两期作家十分看重的许多“大叙事”，新锐作家不但不看重，而且往往还颇有微词。告别“大叙事”，关注“小叙事”，这在许多女性新锐的创作中也尤为明显。
第三，但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新锐作家在创作态度上呈现一种自由化的、有时看起来是过分懒散、不负责任的状态。这种状态与一期二期作家截然不同，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正是因为这种对创作“去责任化”和“去神圣化”的自我满足态度，使作品的创作呈现出更多的自由。
第四，新锐作家的相互切磋和影响方面比前两期作家更加频繁。许多作家由于地缘或思想上的接近，已经形成了创作集体，像北京、天津等地的作者就是这样。嘀嗒声不断的网吧或灯红酒绿的各色酒吧是他们经常聚集的场所。正是因为不断的相互碰撞，才在这些群体中激发了无限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灵感。
当然，从总体上，我仍然不认为新锐作家的创作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恰恰相反，除韩松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多数人的探索还处于刚刚起步的时代。别的不说，单单在题材的创新上、在文学的表达形式上、在理解生活的深度上、在寻找中华民族的根源特征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点上，多数作品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盲目地模仿国外作品，盲目地因袭国外已经过时的“新浪潮”理论，盲目地叫喊“进入主流文学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科幻创作的肌体，如果不及时扭转，更大的伤害还将在今后的几年中呈现出来。对于这套选集，我以为也只能算做是对未来新科幻的一种呼唤，而不能当成新繁荣产生的证明。
但是，能出版一套习作选，提倡科幻文学的更新，其本身的价值远远大于这套丛书中作品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我赞赏上海少儿出版社的魄力。
谈到上海少儿出版社，我想多说几句。
我素来对上少社抱有敬意。70年代末期，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这个社主办的期刊《少年科学》就发表了“文革”之后第一篇科幻小说。随后，在中华文化复兴之风于乍暖还寒的华夏土地上微微升起的时候，这个社的编辑们又不辞辛劳地南下北上，凭着自己的真诚和对事业的火热激情，一个一个地劝早已搁笔多年的老科幻作家重新执笔上阵，写出了时代的新声。在关注老作家的同时，这个出版社还特别注重对文学新人的关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青年就是在这个出版社的勤勉挖掘下，才得以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感谢这些默默无闻的编辑们，但愿你们个个身体健康！
感谢这个出版社，但愿你们对科幻文学种族延续的努力能使中国科幻再度走向辉煌！
感谢这些提供作品的青年作者，但愿你们能在新的时代中努力发挥出创造力和想象力，给中国科幻带去新的希望！
感谢所有购买和阅读这个系列选集的读者，但愿你们能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了望伟大的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和辽阔的远方！
2 跨时代的科幻“视野工程”
《科幻世界》杂志和四川出版集团合作，从国际着名的大苹果公司购买了1000万字的科幻小说版权。迄今为止，这1000万字已经形成了超过100本的两大系列丛书，并还在继续向更多的系列迈进。我不得不为此写上几句，以表达感激之情。
众所周知，中国的科幻小说是由引进西方科幻作品开始的。1900年前后，鲁迅、茅盾等许多文化先行者率先开始翻译西方科幻小说，并将引导中国人以前行的重任，交付给这种新的文学式样身上。科幻文学的确不负众望，在历次大的中国社会变迁中，都首当其冲，为思想解放、科学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前导。
遗憾的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的文化选择越来越多，科幻的引进力度越来越小。及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国外科幻在中国读者中几乎出现了断档。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科幻世界》的视野工程，将这个延续的重要任务重新启动，给中国读者的科幻热情续上了新的薪火。
我认为，这套事业工程的科幻丛书，有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它力图弥补中国科幻早期引进上的不足，把一些缺漏部分全部补齐。这个“补齐工程”，包括了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罗伯特·海因来茵、杰克·威廉森等作家的作品。其中贝斯特被誉为西方科幻的天才，他的创意在想象力方面至今无人能够比拟。海因莱茵则是西方科幻黄金时代的三大巨擘之一。杰克·威廉森则是西方科幻的常青树，到90岁仍然继续写作，作品横跨多个时代。这种对早期重要作家的作品进行补课式的引进，导致了中国科幻读者阅读和收藏上的系统化，解决了大家多年来只知道作家名字、作品影响，而看不到作品的遗憾。
其次，丛书在断档线上开始续写西方科幻的历史，将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甚至当代的科幻作品进行了大范围的搜寻和整理，对名着进行了拣选出版。这使中国读者能在很大程度上弄清西方科幻文学如何从传统向当代的流变。像丛书中选择的作家奥森·斯科特·卡德和洛伊斯·比约德等就是这样的作家。其中卡德的小说《安德的游戏》一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许多读者还将此作为当代科幻的入门必读作品。比约德的作品也是一样。
第三，这套丛书不是简单从是否得奖、作家是否有名进行选材，更加重要的是，它还非常注重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深度。这在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和弗诺·文奇的作品中具有突出的体现。莱姆是公认的哲学家、思想家、世界上重要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思考了人类和宇宙的许多深层问题，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而文奇则是美国宇航局的专家，他提出的信息时代现有人类将因心理适应不良而灭亡、人口将转移为一种新品的所谓“奇点原理”或“超人原理”，已经引起了未来学家和哲学家、国家管理者的重视。阅读这些小说，人们不单单能得到文学享受，还能深入地思考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
除了上面三个原因，我觉得这套引进的丛书还能为读者发掘“科幻到底是什么”这一重大问题的答案，提供好的素材。科幻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而武侠、侦探、言情、甚至色情小说的读者，都不会提出这类奇怪的问题。想要发现文本“共通”特征的愿望，一直是科幻文学或电影观摩群的一种“怪癖”。遗憾的是，由于西方科幻文本的不足，长期以来，读者不能全面了解这一文类的面貌。而视野工程提供了读者破解科幻的“达·芬奇密码”的钥匙。
我认为，在一个有13亿人的大国，实现一种从前现代向后现代社会的跳跃式转型，科幻文化将起到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希望四川出版集团和《科幻世界》合作提供的这个新的“大视野”，将不但给当下的读者带去阅读的喜悦，更能给新一代科幻作家和科幻迷的产生，造就一个丰厚的文本基础，并最终刺激起中国科幻的繁荣景象。
3 世纪之交的中国科幻（上）：20世纪末
前些年美国科幻作家格里高利·本福德发表了一篇文章，问为什么“在所有人都认为科技进步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的90年代，关于科学的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这么少？”他思来想去，认为文学家大都在人文观念中成长，缺乏科学观念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科学家呢？这些人为什么不去书写他们自己的生活？本福德的回答是，“试验室中培养出来的人”早在他们进入社会之初，就被要求“使用被动语态撰写文章”、“在文字中清除情感影响”、对事物的描述必须“绝对精确”、对个人的思想要“不断怀疑”和“不断验证”。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创作文学作品？
本福德的看法虽然有道理，但不足以解释科学技术在文学作品中奇缺的所有事实。在这方面，英国作家杰拉尔德·克莱因的“话语霸权”说更加具有说服力。克莱因认为，只有当“具有科学技术倾向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精英”之后，科学才能逐渐走入文学的领域。即便对于美国，这也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进程。
我想，在中国，这一进程恐怕还要等上100年或者200年。
近两年来，许多人对中国科幻文学的现状提出了各种看法，有过各种惋惜和批评。这些看法无疑都是相当中肯和具有启发作用的。但是，对于一个上千年来“具有科学技术倾向的中产阶级”从来也没有成为过主流的中国社会，在一个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思维传统、习惯于道德文化的氛围里，以科学和自然探索为中心的科幻作品居然也取得了如此多的发展，这难道不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得说，这个“文化奇迹”的意义，被大大地忽略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文学在吸取国外资源、更多地借鉴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比较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以文学作品最先探及电脑网络生活的星河，一时间名声大噪，居然在盗版光盘中排名仅次于金庸之后。南洋油田的作家王晋康50多岁开始执笔，在流行科幻领域多方向出击，获得了众多青年的崇拜和热情。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潘海天，将《列子》名着《偃师的传说》重新演绎，文笔华美，颇得中国古典幻想文学的妙传。而平日里沉静寡言的新华社记者韩松，以别具一格的“后现代文学风尚”进入科幻文坛，在他的作品中，科幻领域中的“宏大叙事”完全消失，世界的偶然性、不确定性、琐碎性和人际关系的表面性以一种完全中国化的方式进入文本。更加重要的是，他的小说几乎将科幻文学所有预设的内容规则全部颠覆，在寻找科幻文学本土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