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韩松的科幻小说，除了刚刚提到的科幻现实主义，还有更多的特色可以提取。例如，他能熟练地运用科技话语制造许多无厘头观念。这些观念或事物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但却对现实有着种种可能的思考促进作用，给宇宙“打补丁”、拯救“信息难民”等都是有趣的例子。他多次尝试采用双关性语言并试图制造幽默感。而他对婚姻生活的看法和对未来的警示等也都相当值得玩味。
作为韩松小说的一个粉丝，我也对他的这本书没有能够在文学探索方面超越《红色海洋》表示惋惜。此外，对一些观点的阐释我认为仍然显得过分理想主义和幼稚化，褒奖“废墟探险者”和期望封面苍白的《读书》杂志能拯救世界，就是两个小小的例子。
也许，作者希望写出的不是拯救世界，而是更深地陷入绝望？
9 科幻小说失误谈
科幻作家们都是些冒险狂，他们总是希望打破禁区，给人类带来一个全新的天地。但是，恰恰是这种探险和创造性的行为，使他们常常发生失误，也会因此受到指责。
最简单的失误，是由于丢三落四的毛病造成的。有丢三落四毛病的作家如果将这种个性表现在作品中，就会给读者留下许多谜团。
在《八十天环游地球》中，法国作家凡尔纳让主人公英国绅士福克先生带着好心的仆人路路通四处旅行，力图证明自己的守时能力。但是，天地人和都跟他们作对，不是要登上的船已经离港，就是护照文书被调换，不是行李丢失，就是遭遇当地土着。一次，路路通在北美被土着抓走，福克先生组织人对抗，打了很久，还是要仓皇逃跑。也许作家对这段写累了，那个被绑架的路路通，在后面的某个地方突然没事人一样地又出现在作品中，这构成了凡尔纳小说中的最大败笔之一。究其原因，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凡尔纳的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每天写一点，写多了，就忘记了前面的缘故。
作家构思上丢三落四造成的失误，确实不该被原谅。本来整个故事归你管理，你就是故事的上帝。当不好上帝，确实对不起读者。凡尔纳另一个失误，是他有名的三部曲中的一位主角尼摩船长的国籍。《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中都写到了尼摩，而且两本书可能间隔了一段时间，因此尼摩到底是印度人还是波兰人，据说搞不清楚。所以，写系列小说的人一定要集中精力，而且，应该做好创作日志。否则，留下这些遗憾，让读者扼腕叹息。
不过，由于作家自己失误造成的问题还算是少数。更多情况下，失误应该归功于当代图书出版业的工业化过程。一个需要多人共同完成的过程，中间环节还是会造成很多麻烦。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科幻故事。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科幻小说常常发表在科普杂志上。我记得《少年科学》和《科学画报》登载这种故事最多。于是，每个月等待这两个杂志的出版，就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事件之一。由于纸张短缺，刊物的订户被严格限制。因此，我常常无法在年初订阅。这样，每个月都要等待发行日期临近时到邮局去排队。而每当我买到了泛着油墨香味的杂志的时候，就有一种无限欣慰的感觉。我记得当时《少年科学》刊登过叶永烈老师一个短篇小说《海马》。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记者到广州采访海马，发现所谓的海马，和中药铺中的那种微小的海洋生物无关，而是通过加戴人工腮，使养马过程全部转移到了海底。这样，在广东浅海的大片海草区域中，一些马匹自由地在那里奔走游荡，既增加了马匹的饲养量，也为国家节约了许多宝贵的耕地。小说写得非常适合儿童阅读，插图也非常精美。但我仔细一看，还是发现了问题。那戴着面罩的海马，该怎么吃海草？画面上的海马两只鼻孔完全裸露在海水之中。这样的海底放牧，怕一天也无法实现。我斗胆写信给叶永烈老师，强烈要求解释这些海马为什么不会被淹死。但叶永烈老师只是回信说，那是画家的艺术创作！
科幻小说再如何进行艺术创作，也不能这样啊！我真为画面破坏了叶老师的小说创意而深深地惋惜。
由于出版环节造成的失误，多数也发生在系列小说之中。还以凡尔纳的科幻三部曲为例。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三部曲中，尼摩船长乘坐的潜水艇在《海底两万里》里译为诺第留斯号，而到了《神秘岛》中，就被翻译成鹦鹉螺号。看来，鹦鹉螺应该就是诺第留斯。早知道这样，出版社为什么不替两个作品统一一下，那样读者会多么高兴啊！
在对科幻小说中能够容忍什么样的失误方面，不同读者具有不同的标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曾经展开的科幻大讨论中，一些人认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科学内容的失误。如果恐龙蛋和恐龙足迹被同时发现，就违背了科学的原理。因为蛋的保存条件和足迹的保存条件正好相反，一个在太阳面一个在太阴面。但是，如果一只恐龙正好从阳面跨越到了阴面，情况会如何呢？科幻作家反而责难读者。
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仍然有许多读者愿意给科幻小说寻找硬伤。据说刘慈欣的小说《鲸歌》就曾经出现过鲸鱼有牙无牙的争论。最后证实，鲸鱼确实没有牙，作家也由此向读者表示歉意。
事实上，在科幻文学的领域中，确实有一类人是专门在科幻小说中寻找毛病的。对威尔斯的《隐身人》，他们的评价是“无视光线折射的定律”。当光线通过任何媒介时，都会发生折射。隐身人就算只留了张透明的人皮，它也得折射光线！对迟书昌的小说《割掉鼻子的大象》，他们的评价是，如果猪真长到大象的大小，它的骨骼强度无法承受身体的重量，必然会瘫痪不起。这还是大象？充其量是只死象！对基于卡尔·萨根的小说拍摄的电影《接触未来》，他们会说朱迪·福斯特不可能在18小时之内进行太空旅行，因为用相对论计算出的结果根本不对。最为令他们愤怒的是，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看到的恐龙，那是侏罗纪的恐龙？别误人子弟了，它们生活在白垩纪！
为了使读者能免受科幻作家的毒化，一些人甚至挺身而出，撰写文章或书籍以正视听。不过，我所见过的多数读者，还是对科幻作家的这些失误相当宽容。这其中最着名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卡尔·萨根。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因为看到关于红色火星的科幻小说而激动不已，马上找来科普读物深入钻研。这一看不得了，发现科幻小说中讲的许多东西都是错的。但是，他并不嫉恨科幻小说，反而感谢科幻小说让他走上了科学之路。在随后的年代里，他成为了美国最伟大的行星学家，并为人类第一个飞出太阳系的宇宙飞船“旅行者2号”设计了一个金属制造的地球名片。不但如此，他还多次在自己的科普读物中反复强调，科幻作品是一种优秀的读物。他甚至让自己的科普作品读起来跟科幻小说一样兴味盎然。
所以，失误算不得什么。我们是人，不可能没有失误。正是因为我们不怕失误，我们才在这个称为“地球”的世界上活到了今天。
我们还将在不断失误和改正错误中走向未来！
10 李连杰的“去大脑僵直”
大凡优秀的科幻作品，都具有深邃的思想。没有这些思想内涵，作品很难在历史上流传。威尔斯、老舍、莱姆（Stanislaw Lem）的作品都是这样。科学传播固然重要，但科幻文学大抵不是以科学传播为目的的。我同意达科·苏文(Darco Suvin，1994)的说法，科幻最初只是民主革命时代中一些身份暧昧的作品。与其说这些作品是文学性的，不如说它们是思想性的。
多年以来，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都有人希望抹杀科学幻想在文学艺术上的思想性。
在中国，抹杀科幻思想性的方法是强调科幻作品应该担负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那场封杀科幻运动的主打旗帜就有这一面。冠冕堂皇的言辞中，“理论家”把显然是科幻的一个侧面，张扬到事物的最根本的属性层次，想以此抹杀科幻文学的思想性。时间过去得很久了，但部分文人在这场政治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未来找时间撰写专文。今天暂且不谈。
今天我想讲的是，不独中国文化对科幻具有强大的杀伤力，西方文化在这个方面所做的也毫不逊色，虽然使用的方法可能不完全一致，但其作用却比中国人所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万万不要对此过分天真。
我有事实为证。曾经在全国上演的、由哥伦比亚公司拍摄、武打明星李连杰主演的影片《宇宙通缉令》（The One，2001）和梦工厂与华纳兄弟公司合作的影片《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2002）便是这种扼杀科幻文学艺术思想性的活的标本。
《宇宙通缉令》的故事情节和科幻构思是，在多元的宇宙图景中，各个宇宙中可能存在着相互对应的个体。这些个体通过超空间的虫洞相互联系，当一个宇宙中的个体消失时，该个体的信息和能量会转移分散到其他个体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武功高手，他本来负责屏蔽不同宇宙以阻挡相互连通，在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他杀死了一名其他宇宙中自己的镜像个体。在这之后，他发现自己竟然比过去更灵敏更强壮。能量的附着使他获得启示，于是，他走访各个宇宙，去杀死自己其他的镜像。每杀死一个人，他便获得无上的能量。这能量使他更加确信自己的作为将使他成为宇宙的主宰。
纯粹从科幻文学的角度看，《宇宙通缉令》是个不错的构思。幻想性相当开放，故事的逻辑也不错。但观察整个电影的拍摄和导演方式，不得不为李连杰出演这么一部乱糟糟、毫无个人思想的作品而悲哀。电影本来可以把科幻构思放在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进行探讨，并着力去显示权力与自由、宗教与救赎、意识与潜意识、自我与他者等许多深刻的主题，但真实的情况是，复杂的社会生活被简单化为武力的比拼，李连杰像是被摘取了大脑，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去大脑僵直”者，他到处杀人放火，还幼稚地发出种种让人撇嘴不止的狞笑。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一些评论还认为他这是在“弘扬中国武功”。说心里话，我宁可中国武功全部失传，也不希望有这样的可笑的“弘扬”！
电影版的《时间机器》，也应该算为西方文化人玩弄抽掉作品思想性政治把戏的活的标本。众所周知，《时间机器》是英国着名科幻小说家Ｈ·Ｇ·威尔斯1895年创作的着名科幻小说。故事讲述80万年以后，地球上人类的无限进化，使阶级和阶层矛盾跨越了生理界限，在遗传上固定下来。小说中的“埃洛依族”由于无所事事，长期游手好闲，逐渐退化成矮小、白皙的“贵族”，他们靠水果和傻笑为生。而“莫洛克族”，则因为长期在地下生活，双眼退化成红肿和外凸状态，只能在夜间看清外部世界。在威尔斯笔下，莫洛克是劳动者，他们长期坚守在巨大的地洞中，为埃洛依生产生活必需品。威尔斯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把马克思关于阶级压迫的秘密用文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为资本主义世界最终可能的衰亡，敲响了警钟。几乎左翼右翼评论家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作者所表达的主题，超越了科学幻想本身，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对这样一部具有强烈思想性的作品，最新的电影加工则完全是致命性的。阶级和阶层的矛盾完全消失，使毫无道理的追杀和毫无感情基础的爱情成为了故事的主线。于是，一个曾经被萧伯纳称为“改变了世纪之交欧洲思想的人”的伟大作品，变成了庸俗的好莱坞“兽医”刀下的阉品。
无论如何，科幻文学的文化价值最终应该表现在它的深刻思想性和勇敢的先锋性上。如何抵抗来自文化和非文化的压力，如何拯救自己脱离“去大脑僵直”状态，是东西方科幻文学作家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11 科幻小说的神学边疆
C·S·刘易斯有很多使人惊讶和赞叹的故事。
首先，他和《魔戒》的作者托尔金之间关系“暧昧”。两个人都是大学教授，都是语言学家，都笃信宗教，都创作幻想小说，都获得过巨大的成就。刘易斯把托尔金当自己的导师，而托尔金呢，有时候却看不上刘易斯。
其次，刘易斯是多方向的多产作家，他的创作范围广泛。《纳尼亚传奇》成功地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写入奇幻小说。通过壁橱走入幻境的故事，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但他不单单写奇幻故事，他还是非常成功的基督教作家。在战争和战后，他的许多作品通过广播和书籍影响了大量民众。
第三，对我来讲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曾经撰写过“科幻小说”。在布莱勒的巨着《科幻作家》一书中，专门有刘易斯的章节，而其中提到的作品，最着名的就是所谓的“空间三部曲”。
“空间三部曲”由《沉寂的星球》（1938）、《皮尔兰德拉星》（1943）和《黑暗之劫》（1945）组成。这是一套从内容、形式到写作方法上都略有差异的系列小说。故事的场景分别发生于太阳系近日行星：火星、金星和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