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他们要是受过真正好的教育，他们在这方面不就有了主要的保证了吗？格劳孔：他们已经受过好教育了呀！——苏格拉底（哲学家）《理想国》
1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话记者谢芳
问：首先，很幸运地，我们度过了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吴老师，“末日”没有像科幻电影演绎的那样到来这件事情本身，到底应该怎么看？您是从事科幻创作的，在末日预言甚嚣尘上的日子里，您在做什么？
答：过去的几年中我跟其他科幻作家和科普作家都在紧张地工作。作为科幻作家，我们相信末日文化对人类社会具有好处，它让人停下来反思自我，反思科技进步，反思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反思还有多少未解之谜尚待破译。
但科幻作家对末日的热衷跟科普作家不同。科普作家则积极地四处批判末日论的不可能。他们举出许多例子，证明2012的预言一定会失败。
不过，我想我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分歧。我常常想问，这一次小行星没有击中地球，不证明未来不会有小行星瞄准地球。这一次自然灾害没有达到毁灭地步，不证明未来灾害强度仍然这么温和。我想，末日给我们机会去思考，这点在国内似乎声音不大。
在我看来，未雨绸缪总是对的！
问：您提到了科幻和科普，难道这是两个不同领域吗？
答：完全不同。
首先，二者起源不一样。科幻作品的出现源于西方工业革命。世界上公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1818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那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冲击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也冲击着人类的心理。敏感的作家把自己对此种巨变的感受，特别一些超前的感受写出来，表达了对发展的担忧，这就是科幻的产生。此后，科幻还结合了乌托邦小说、旅游小说的特点，增加了对未来的期许。如今，科幻与各类媒体技术结合，走向网络、电玩和屏幕，立体性地呈现上述感受。与科幻不同，科普起源于欧洲贵族们的娱乐需求。吃饱了没事干的贵族厌倦了已有娱乐形式，想起让科学家来表演“他们的那一套”东西。像大家熟悉的戴维、法拉第都做过这类表演。这就是科普的先驱。可见，科普最初就跟权力结合得很紧密。在今天，科普更多地服务于西方的民主决策体制。科学家需要公众支持他们的科研，所以大规模进行科普活动。
其次，二者作用不同。科普是目的明确的、有计划的科学传播，它想娱乐或打动公众。而科幻则是个体在现代世界种种表象之下的迷思。面对高速变革的时代，科幻作家想抓住点滴无意识的涌现，把这些冲动和灵感撰写出来。所以科幻创作是潜意识的，与科普的强烈逻辑性和意识导向差距很大。
第三，二者在面对未来时态度不同。科幻作家在感受当前变化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将故事引向未来。这样，自己的担忧和期望，就会被表达出来。科幻中多数故事发生在未来。他们在谈论未来的时候不会有什么不安。但科普作品则指向现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事实是科普作品最喜欢涉及的内容。在问及未来时，科普作家通常特别小心，最多搞个小的、单一元素的外推。他们知道自己谈论的这点东西和单线条的发展所构成的未来，远远不会是真实的未来。
最后，即便从作家来源上也可看到不同。科普作家一定是科学工作者或在这个领域中训练有素的人。而科幻作者则包括了各种不同的人。在把握世界的变化方面，人人平等。
有趣的是，科幻小说这种对未来的潜意识把握，最终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学领域——未来学。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未来学的产生过程中最重要的推手，是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而科幻小说中所采用的把单一技术跟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结合考察的方法，最终也形成了一种未来学方法，称为Scenario，剧本法、脚本法或情景规划法。我原来做了一段时间战略管理，对这个方法有一些了解。我甚至参加过一些公司的预测实践，获得过宝贵的经验。
问：您谈到了未来学，这个学科当前的发展状态如何？
答：未来学在西方也称为未来研究，大致在上世纪40年代逐渐成形。这个学科在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具体来讲，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国人开始设想全新的未来前景时，我们就发现了未来学。在那样的年代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丹尼尔·贝尔等家喻户晓，他们的着作《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后工业社会》等成为许多行业涉及未来的参考，更是普通人考虑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有力辅助。
我觉得中国未来学发展最有活力的年代就是80年代，这其中，国内未来学家也涌现出来。我就看过秦麟征老师的专着，清晰且带有本土思考。在那样的年代中国组织国际会议的经验虽然不多，但仍然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世界未来学大会。我还去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认识了许多专家，包括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兴教授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这些人后来在我研究科幻的过程中给我很大帮助。
十分可惜的是，未来学研究在90年代之后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协会是否仍然存在。只有一次我到中国科技会堂参加一次科普会议，发现旁边有个小会在报到，一问，才知道未来学会仍然存在。但当我看了上面的那些参会者后感到失望。恕我直言，这些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跟80年代那种无限风光的境况差距明显。
我为这个社会不重视未来学而愤愤不平。前两年德国专家来找我，说要研究中国人的未来观。我说为什么？她说，整个世界都觉得未来无望，但你们有科学发展观。我听了很感动。我觉得科学发展问题就是未来问题。我们该把未来学重新拾起来，让它发扬光大。
问：您从事过未来学研究，也做科幻创作，两者都是在未来时段做展望。能否谈谈我们的未来？今后的日子会怎样？
答：还是先从两者的差异来看。
首先，科幻作家只是作家，他们的行为方式我已经谈过。是通过潜意识捕捉对科技时代的种种图像，并将它放大到未来的极致。科幻是文学，也是给大众阅读的认知性小说或观看的影片。但未来学不同，它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所采用的方法比较多样。美国未来学家格林曾经写过一本书，介绍过37种未来学方法。刚刚提到的剧本法只是其中的一种。更多方法则依赖趋势外推或群体信息收集。未来学是科研性的、理性的，跟感性的小说写作完全不同。在国际上，有一些很有影响的未来学杂志，其中有一本还是台湾的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我个人介入科幻很早，在1979年就发表过第一个短篇小说。为了写科幻，我在大学中阅读过很多未来学着作。这其中，我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除了刚刚提到的方法学上的平移，还有就是相当有名的科幻作家也被尊崇为未来学家，这其中除了威尔斯，还有克拉克和阿西莫夫。克拉克在1945年预言了通讯卫星技术，而阿西莫夫则对机器人发展的一些伦理问题制定了自己的三个原则。读书是一回事，真正去操作是另一回事。我真正介入未来学还是在读硕士和博士之后。我主要针对战略规划进行过一系列工作，还受一些公司邀请参加过对未来的预测。上述工作在我看来都是很有趣且很有价值的。最近我还应《东方早报》之约写了一篇预测未来100年的文章。这其中，我的主要灵感来源于我对未来学着作和科幻小说的阅读。我是通过自己的加工，把这些融合在一起而撰写的。我觉得总体看，大家认为这个世纪的前半叶会有比较强的国际紧张，甚至战争的威胁都还存在，但到后半叶，这种紧张将缓解。科技发展在最近的20年中将使信息爆炸到人类的大脑难于承受的地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超越信息爆炸带来的“奇点”。民族/国家会怎么样？家庭生活会怎么样？我在文章中都写过了，大家可以去读。
问：我们该怎么相信您的话？
答：不要相信我的话，要广泛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深入地思考当前和未来的所有可能的情况。我反复讲，未雨绸缪的习惯是我们的民族必须建立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多听，博采众长，建立起自己的未来观察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我建议，如果你是科幻文学爱好者，请更多地阅读科幻小说。如果你不喜欢科幻文学，请阅读未来学着作。无论是科幻还是未来学，都是建构个体后人性的重要营养。我们正面对技术发展带给人性的变化。在新的时代，能率先把握这种变化的人/群体/国家，将率先主宰世界！
①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12月，第38页。
2 新浪网对话作家杨平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浪网上大讲堂，我是讲堂主持人尹俊。今天要聊的话题是科幻文学的发展与现状，给大家请到两位这方面的专家，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吴岩教授，欢迎您，请跟网友打个招呼。
吴岩：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吴岩，是北师大的老师。
主持人：第二位是科幻作家，他的作品有《千年虫》、《冰星纪事》等等，欢迎杨平杨先生。
杨平：您好。
主持人：今天请两位聊科幻文学。科幻文学的产生和兴起，它到底是怎样的过程，先请吴教授跟我们谈一谈？
吴岩：科幻文学是文学里唯一一个知道它生成日期的文学。在国外一般来讲，到现在大概是200年不到，现在比较普遍的说法是1818年，由诗人雪莱的太太玛丽·雪莱创作第一部小说《弗兰肯斯坦》。在这之后有一系列作家加入创作，像（法国的）凡尔纳，还有英国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世界大战》等等作品。到了上世纪20年代，科幻（文学创作）中心转移到美国，和技术性的专家结合起来，出现了大师像阿西莫夫、海因莱茵。那个时候世界科幻文学非常繁荣，写得非常厉害。由于美国的作品和技术、故事、平民关系很紧密，所以很快60年代电影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就转入媒体形式就变成电影，到今天科幻在世界上有非常大的市场，每年最佳的十部片子里怎么也有五到六部（是科幻题材）。这是在国外。
在中国，是100多年历史。最早推崇科幻作品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编的杂志《新小说》大力推荐一种文类，叫哲理科学小说，这个时候鲁迅也翻译科幻小说，晚清有科幻创作高潮。再到民国，过去认为民国科幻小说已经荒了，现在发现有很多作品。新中国建立起来，把科幻重新发展起来。在这个时段，因为中国要发展教育，要发展科技，所以科幻小说变成儿童文学，这之前不是儿童文学，是成年人看的，这个时候变成儿童文学，又变成科普文学。又遇到“文革”，又消失了，“文革”以后又出现一些人，想致力于文种的繁荣，像大家熟悉的叶永烈老师，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小灵通漫游未来》，当时发行了160万册，现在已经累计300万册，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科幻产品。那个时候还有一系列的作者，童恩正、刘兴诗、王孝达等等一系列作家。大家不满足于科幻还是儿童文学，准备恢复为成年读者写作，当时有魏雅华、金涛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直接观察科技和社会关系，甚至去反思社会发展，也很受欢迎。《新华文摘》把金涛的小说《月光岛》摘录了。
这个引起争论，（有人提出）科幻小说不能随便谈社会，打压科幻，说你这个不科学，到了1984年以后，科幻小说又在中国消失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又发展。1997年搞了世界科幻大会，在北京和成都同时搞，后来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正好是《科幻世界》杂志发的文章。结果到了世纪初又遇到麻烦，哈利·波特一下引发了奇幻的高潮，这样又经过几年的沉寂，从2006年开始，一个很重要作品就是刘慈欣写了“三体”系列，用了6年的时间写了三部，到了去年三部全都出完以后，一下子科幻高潮又重新高涨起来了。今天应该是中国少有的一次科幻高潮。
主持人：科幻文学的发展起起落落，经过您的介绍。听您介绍，它的年龄只有200岁左右，是很年轻的文学样式。它是不是当科技发展到一定高度，才会诞生建立在一定高度之上的文学样式？因为现代科技也就这两百多年或者更往前一点，逐步起来的。可以这样说吗？
杨平：您说的一点没错。仔细来看包括从最开始的欧洲科幻文学，到后来转移到美国，到后来的日本，现在在中国，所有这些发展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迹象，当你的科技在你这个国家得到很大的发展的时候，当人们突然一下子接触到大量的科技创新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们对科学的关注会空前高涨，因此科幻文学就会发达起来。当19世纪欧洲处在人类科学前沿的时候，是科幻文学在欧洲最红火的时候，到了20世纪初，当人类科技的发展转移到美国之后，美国的科幻文学也就兴起了。后来到二战以后，当日本这些国家再崛起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科幻文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到中国，中国现在科技也在往上走的时候，完全可以看到中国科幻的发展有一定内在的推动力，并不是仅仅原来没有，现在要有，不是这么简单的。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大量科学、科技的东西，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影响的，这是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主持人：现在基因技术很发达，所以近些年看了很多跟基因有关的科幻作品，（比如讲）怎么改造人类的基因，把人类基因跟某种不明物种有所结合等，反正做得很夸张。这里有一个问题，科幻文学它的主要价值到底体现在科学性上还是文学性，我们怎么来衡量？两位老师都可以表达一下观点。
吴岩：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科幻作品？
主持人：我看过那种内容很好，情节很好，但是文笔真不行的，我也看过写得很美，但科学经不起推敲的。
吴岩：非常同意。一个科幻作品，我的感觉是好作品一个是故事很好，很吸引人。基因技术，比如说中国有很着名的编剧叫石小克，最早走入文坛的时候，写了一些《基因战争》、《超光速运行》等作品，故事非常好看，然后他又站在科学前沿上，和人类关注的东西很接近。这样的作品，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是人物、场景，它是综合体，应该是综合判断。
杨平：这点上，我跟吴岩老师的观点非常接近。我觉得科幻小说本身还是文学性的东西，但是它和其他文学不太一样，它关注的是科学对人类的影响。当一个新的科技来的时候，或者当整个科学时代来临的时候，对每个人有很大的影响，包括生活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全都不一样。这种情况下，人怎么反应，新的关系怎么组建，都是科幻要关注的。它本质上还是文学，是在科学时代下，科学基础之下的文学。
主持人：也应该对现实有所反映和有所反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