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世界上的此类机构很少。新闻地图社的生意很好，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很多著名的杂志、各国部队、大使馆等纷纷向他购买地图。
拉多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给苏联绘制大量的军事地图，当然也向苏军提供一些军事情报。
有一次，德军有个部队给新闻地图社寄来一个紧急订单，要求他绘制最近的去某地区的路线。他认为这是为了某次战役做准备，就立即向莫斯科汇报。苏军根据该部队的番号提前在那里部署了兵力。当德军到达伏击圈后，遭到苏军的围歼。
拉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一次他在绘制一份地图时，意外地发现对方对一个不重要的地方非常关心，认为那里一定有大的战斗发生。他立即向莫斯科报告，苏军感到震惊，那里正是苏军准备空降的地方，看来机密已经泄露了，苏军立即取消了空降计划。经过一番反间谍斗争，苏联抓捕了潜伏在内部的一名间谍。
早在1938年，拉多就被任命为苏联军事情报组织瑞士组组长。战前，拉多主要负责了解德国的战略意图。在瑞士，拉多搜集这些情报很困难，而且一些小组成员受到德国秘密警察的跟踪。
拉多的助手与伯尔尼的外交官和国联的一位外交官关系很好。拉多亲自去见这两个人。凭着多年的间谍经验，他发现这两个人没有说真话，于是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他没有急于谈情报，而是与他们闲聊起来。这两个外交官感到很轻松，三个人借着酒劲越聊越起劲。拉多神秘地说：“德国就要进攻苏联了！”
已经喝醉的伯尔尼外交官说：“不，德国不会在西线战争结束以前进攻苏联的，而且，苏联也不会在这时进攻德国的。”
拉多说：“不可能，我们打个赌吧。”那名国联外交官对伯尔尼外交官说：“这次你输了，他的消息是准确的。”事后，拉多将该消息报告给苏联，使苏联在外交战上占据了主动。
在德国入侵苏联以前，拉多向苏联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当时，德军在苏联边境部署了重兵，而且包括一流的装甲部队。拉多认为，德军马上就要开始进攻了。
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拉多多次组织人员去搜集情报，甚至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到德国搜集情报。他经常伪装成德国逃兵，混入德军，侦听官兵们的讲话。他多次向苏联报告德军的战役计划、预备队情况和德国国内的情报。拉多对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苏联情报部的高度赞扬。
“拉多小组”在瑞士活动的间谍网中有支“露西”分队，即“露西”谍报网。这是苏联政府获取各国情报的重要谍报网，就连英国绝密的密码破译工作也被苏联知道了。
鲁尔道夫·罗斯特的代号为“露西”。1933年，罗斯特以记者和出版商的身份来到罗森拉市。他在德国空军和国防军中有一些朋友。“露西”的情报主要来自德国高级司令部通讯分部副司令菲力兹·希尔中将和鲁尔道夫·冯·格斯多夫，鲁尔道夫·冯·格斯多夫后来升任东线集团军群的情报主任。
1939年，罗斯特开始为瑞士情报部门工作，他与瑞士军队的情报主管瑞格梅森联系。这种联系反过来使罗斯特有了与德军总参谋部联系的资本。
1940年3月，罗斯特汇报了德国计划进攻丹麦和挪威的情报，但同盟国并未重视该情报。1940年5月，罗斯特又得到情报，德军将绕过马其诺防线，从阿登山区突入，直插法国腹地，该情报又未引起同盟国的重视，结果法国被迫投降。
“露西”的情报还来源于一位神秘人物，他的代号为“维特”。“维特”提供了约20%的机密情报。“维特”是希特勒身边重要的人物，他很可能是纳粹党人鲍曼。鲍曼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他曾雇人秘密地将希特勒的所有讲话都记下来，最后出版了《希特勒的席间漫谈》一书。
当苏德战争进行得越来越不顺时，德国开始有人密谋推翻希特勒的统治。在希特勒的脾气越来越不好时，鲍曼与希特勒的关系更亲密了。从1942年9月起，鲍曼请了一批速记员，公开记录希特勒的谈话。
“拉多小组”从“维特”那里获得的情报越来越准确。苏联有段时期经常把疑问直接发给”拉多小组”，而“维特”则全部解答。就这样，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德军的一切情报都被苏军掌握了。
1944年7月20日，德国一些高级将领在冯·施道芬堡上校的策划下，发动了暗杀希特勒的秘密行动，结果没有炸死希特勒，却激起了希特勒的报复。几乎所有反希特勒的势力都遭到了清洗。
从此，鲍曼更受希特勒的信任了，这引起许多纳粹党员的怀疑。军备部长斯皮尔对希特勒说鲍曼是斯大林的崇拜者，其他一些纳粹党高层也怀疑鲍曼是间谍。鲍曼的一位情妇还被纳粹党查出是德共地下党。
英美建议苏联应当尽快让鲍曼逃亡，而鲍曼已经想好了逃生之路，他在战争结束前跑到瑞士。战争结束后，鲍曼来到苏联定居。1971年，原西德联邦情报局局长盖伦少将宣布鲍曼为苏联间谍。但鲍曼为什么要向苏联提供情报呢?这是因为鲍曼不想看到社会主义苏联灭亡，而是希望德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并与苏联共同打败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
1943年，苏联政府发布了一条糟糕的消息，结果“露西”分队暴露了。瑞士政府将罗斯特关押了5个月。罗斯特出狱后继续从事间谍活动。罗斯特的间谍活动持续到战争结束。战后，他又成为捷克的间谍。
1958年，罗斯特逝世，“维特”的秘密随着他埋入坟墓。因为只有他直接联系“维特”，后人对“维特”的真正主人进行了无限遐想。
在“拉多小组”中，其他分队也能从德国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但他们都不如“露西”分队的贡献大。
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根据“露西”分队的情报，苏军包围了德军第6集团军。1943年，“露西”分队还向苏联准确提供了德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兵力部署和主攻方向。“露西”分队的情报使德军在苏联遭到了重大损失。
“拉多小组”的德国人阿维德·哈纳克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德国政府的左翼分子秘密组成的间谍组织中，哈纳克是个重要人物。他的妻子菲西也是间谍，菲西经常秘密破坏德军的工作，她还帮助犹太人和反政府者离开德国。
1902年，菲西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其家族是美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她是1620年“五月花”号登陆北美那批人的后代。1926年，菲西和哈纳克结婚了。哈纳克当年在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弗洛伊德的学说。1929年，他们来到德国定居。
后来，他们决定当苏联间谍，以此反对纳粹主义。为了获得情报，他们加入了纳粹党。哈纳克在德国经济部任职，且很快升职。
从1935年起，哈纳克负责向苏联提供德国货币和经济方面的情报，德国在海外投资和外债的情报，以及德国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伊朗等国的秘密协议等情报。
1943年2月16日，在柏林的普劳茨恩斯监狱，金发美女菲西成为惟一由希特勒亲自下令处死的美国女性，她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深爱着德国。”
另外，“拉多小组”还有个小分队在被德军占领的西欧活动，它的名称为“红色乐队”。波兰犹太人特雷伯·利奥波德领导着该分队。1926年，特雷伯领导了西里西亚工人罢工，被波兰警察抓捕。后来，他流亡法国。在巴黎，他成为苏联间谍。
1938年，苏联军事情报机关交给特雷伯一个任务，让他来到西欧开展间谍活动。很快，他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组成的情报网——“红色乐队”。于是，特雷伯摇身一变，成了加拿大商人，在布鲁塞尔建立了间谍网。
1939年，希特勒与斯大林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特雷伯奉命去掌握盟国的情报。
1940年，特雷伯化名为让·吉伯特，他把“红色乐队”转移到法国。不久，他成为苏联驻西欧谍报网的头目，苏军晋升他为将军，但他的下属们都称他为大哥。
1941年5月，特雷伯向苏联报告，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但苏联政府却不相信，认为特雷伯被英国的宣传欺骗了。
6月22日，德军大举入侵苏联，苏联政府开始重视特雷伯的情报。特雷伯成立了西米克斯进出口公司，公司总部位于巴黎市中心的香榭丽舍大街78号。
欧洲上空经常出现无数神秘的电波，德国政府十分恼火，开始用侦察机追踪那些信号。当德军侦察机锁定了一些目标后，许多信号突然消失了。惟一仍在工作的发报机位于比利时境内。
为了追踪这台发报机，德国探长哈里·皮格建立了搜寻小组。该搜寻小组设在西米克斯公司比利时分公司所在的那幢楼里。德国密探们开着无线电探测车经常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大街上巡查，后来锁定了那幢大楼。12月13日晚，皮格等密探突袭了西米克斯分公司，他们找到了电报机，抓住两个女间谍。他们还在一扇暗门后发现了一个复制德军文件的工厂。希特勒知道后感到震惊，立即下令焚毁那个大楼。
德国密探们在搜查该大楼时，发现了一张碎纸片。德国密码专家们在碎纸片上注意到有“Prootor”一词，后来他们猜测它是一本书上的某位英雄的名字。他们来到古书店，找到一本不引人注目的书。他们通过这本书，解读了苏联“PTX”发报机的密码。盖世太保（德国秘密警察）破译了很多发给苏联的情报。不久，哈纳克被捕，就职于德国航空部情报处的赫罗中尉也被捕。原来，从1941年起，哈纳克与赫罗几乎每晚都向莫斯科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德军的新式武器，比如雷达和防空导弹等。
177名苏联间谍被押解到盖世太保总部，很多人无法忍受酷刑纷纷招出同伙。盖世太保把间谍们用细绳子吊起来，把不肯招供的间谍慢慢勒死。
在盖世太保到处抓捕间谍时，在巴黎的特雷伯反而过得逍遥自在。他成立的西米克斯公司设在德国负责修建防御工事的Todt组织附近。特雷伯与Todt组织的人在丽多夜总会举行宴会。在宴会上，特雷伯得到了德国国防工事的重要工程。西米克斯公司成为德国在法国海岸修建防御工事的重要供货商。防御工事需要的水泥、起重机、脚手架、铁轨、活动木板房、铺路机和卡车等主要从西米克斯公司购买。
通过这个工程，特雷伯的公司赚了几百万法郎，这些利润都用于间谍网络的运作。特雷伯本人也过上了富翁的生活。在巴黎，他购买了一座城堡，间谍们在城堡里享受着富人的生活。
当然，特雷伯必须贿赂一些纳粹官员，他们能够保证西米克斯公司获得更多的项目。这些工程使特雷伯掌握了德军在西欧的战略部署和军队调动情况。
随着交际圈越来越广，特雷伯的间谍网渗透进德国各个要害部门，许多情报不断飞到莫斯科。1942年6月10日，盖世太保在巴黎郊区搜寻到一个秘密发报机，一对波兰夫妇被抓捕，这对夫妇无法忍受酷刑，交代了同伙。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又有一部发报机被盖世太保找到，温茨尔被逮捕。不久，他还供出了特雷伯。
皮格探长领导的搜寻小组立即飞抵巴黎，他们向特雷伯提供了一项诱人的工程项目，包括工业钻石，准备诱捕特雷伯。特雷伯感到了异常。一次，特雷伯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不久，他向莫斯科报告一些间谍可能已经叛变，他们发的情报有可能是假的。
特雷伯希望用一个假冒的尸体来欺骗盖世太保，从而他自己能够摆脱跟踪。在逃离巴黎之前，他去看了牙医。
皮格听说有个牙医曾帮特雷伯看过病，这是西米克斯公司的一位经理的女儿供认的。皮格等人马上调查那个牙医，牙医承认有个叫杜布瓦的先生预约明天来看牙医。皮格立即在附近布控。第二天，特雷伯来到牙医的诊所附近。结果，特雷伯被捕。
后来，特雷伯巧妙逃脱了皮格的控制，乘一列郊区火车潜逃了。德国组织了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但始终找不到特雷伯。原来，他最后又逃回了巴黎。他最终的潜伏地点就在皮格办公楼100米处。
由于叛徒的出卖，越来越多的“多拉小组”成员被抓捕。1943年10月至11月，拉多被迫潜伏起来，其他没有被捕的成员只好加入其他组织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多拉小组”不复存在。
1944年8月31日，巴黎解放，特雷伯不再四处潜逃。1945年1月6日，特雷伯飞抵莫斯科。后来，特雷伯被苏联关进鲁比扬卡监狱（苏联秘密警察总部），10年后他被释放，特雷伯回到波兰华沙定居。1983年，77岁的特雷伯在耶路撒冷逝世。
1890年，库利克出生在俄国的波尔塔瓦，父母是农民。1912年，他应征入伍，参加过一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库利克加入苏联红军，成为一名炮兵。
1918-1919年，在察里津保卫战中，作为第10集团军的炮兵主任，库利克指挥炮兵部队有力地打击了进攻察里津的白卫军，为察里津保卫战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察里津保卫战期间，库利克得到了北高加索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的赏识。从此，库利克成为斯大林的心腹。后来，在恐怖的大肃反运动中，库利克凭借与斯大林的亲密关系而幸存下来，没有像大多数苏军将领那样被斯大林处决。
苏联内战结束后，在斯大林的提拔下，库利克步步高升。1926年，库利克升任军械部部长，主持苏联军工生产和武器研制。西班牙内战时，库利克这个炮兵专家，曾当过西班牙共和国军的军事顾问。
1939年，斯大林提拔库利克为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兼任军械部部长。1940年5月7日，50岁的库利克晋升元帅，同时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库利克的军事思想落后，仍停留在内战时期。作为军械部部长，他竟对新武器的研制和应用不太感兴趣。
最可笑的是，他在当时竟主张用马来牵引火炮，他对骑兵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和斯大林等人都反对把坦克集中起来使用，主张将坦克分散到营连级单位。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提拔库利克为统帅部代表，赴西方面军指挥。西方面军在他的瞎指挥下更加混乱，不利的局势没有任何改观。在德军凌厉的进攻面前，西方面军损失惨重。
1941年8月，斯大林解除了库利克的职务，派他到列宁格勒担任第54集团军司令，库利克的表现仍然糟糕。1941年9月，斯大林又解除了库利克的职务。1943年4月，斯大林再次启用库利克。这一次，库利克成了近卫第4集团军司令，军衔从元帅贬为少将。
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库利克的表现更加糟糕。同年9月，斯大林再次解除他的职务。1944年，斯大林让库利克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苏军后勤组织工作。战后，库利克改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副司令。1946年，库利克退役。不久，斯大林开始追究库利克的战时责任。随着调查事件的深入，库利克竟成了“德国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