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园丁施维戈夫斯基的木屋里
廖瓦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尼古拉耶夫上的7年级。这是个省辖市，学校水平也不高。但在尼古拉耶夫的这一年——1896年，却是廖瓦的青年时期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因为这时他认真地思考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廖瓦寄宿的这家人家有几个比自己年长的孩子，他们大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新的思潮所感染。有意思的是，在最初阶段，廖瓦常常在谈话中对他们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给予迎头痛击。他扮演了一个对这一切早就不屑一顾的怀疑主义者的角色，常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他们谈论的问题做出讽刺性的反应。这家女主人惊讶地看着廖瓦，接着就把他树为她的孩子们的榜样，虽然她对自己的作法也疑惑不定。她的那些思想左倾的孩子们都比廖瓦大，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力不从心的维护独立见解的战斗。廖瓦竭力避免受到这些年轻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这种力量不均衡的战斗总共进行了几个月。社会思潮的力量比廖瓦强大得多，何况，在内心深处，廖瓦又很愿意向它屈服。在尼古拉耶夫生活了几个月以后，他的行为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廖瓦抛弃了故作姿态的保守主义思想，以使他结识的新朋友惊奇的速度急剧地向左转。
“怎么回事儿？”廖瓦的女房东问道。“难道我白白地把你树为我的孩子的榜样了？”
在尼古拉耶夫，廖瓦除了与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青年接触，还第一次遇见了几个流放归来、仍受警察监督的人。这是民粹主义衰亡时期的人物。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没有到从流放地返回的时候，他们正在被送往西伯利亚。这两股交叉的运动回流造成了思想意识的漩涡，廖瓦也一度被卷进了这个漩涡。民粹主义散发着一种腐败的气味，而马克思主义则由于它的所谓“狭隘性”而被排斥。廖瓦心急火燎般地竭力想领悟这些思想的本质，可是它们并不容易被掌握，而他身边又找不到一个可以指点的人。
廖瓦结识了一个园丁，他名叫施维戈夫斯基，祖籍捷克。他是廖瓦看见的第一个订报纸的工人，此外，他还阅读德文书籍，熟悉古典作家，经常参加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辩论。他的花园中有一间木屋，是外地大学生、前流放者和当地青年聚会的场所。从施维戈夫斯基那儿可以弄到禁书。在流放者的谈话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著名民意党领袖的名字——不是传说中的英雄，而是这些流放者或者他们年长的朋友亲眼见到过的真实的人。廖瓦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小小的铁环，已经加入到一个伟大的锁链中去了。
他如饥似渴地啃起书本，惟恐生命短暂不够自己使用。他的阅读是紧张、焦躁和无系统的。从非法读物转到穆勒的《逻辑学》，《逻辑学》还没读完一半，又一头钻进李佩特的《原始文化》。他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人类思想最有权威的论断，有整整几个月的时间，廖瓦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边沁主义者。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又吸引了他。李佩特的书还没看完，他又拿起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每一本书都在他的脑子里占据一个位置，彼此没有连结成一个体系。他竭力想建立一个体系，常常显得很紧张，甚至于狂躁。这时，他之所以抗拒马克思主义，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廖瓦开始大量阅读报纸，不是像在敖德萨那样随便翻翻看看，而是用政治眼光去读它。当时，最有权威的报纸是莫斯科自由主义者办的《俄国新闻》。同学们不是阅读，而是研究，从它的由教授们撰写的软弱无力的社论一直研究到科学小品。这家报纸办得最出色的是国外报道专栏，特别是来自柏林的报道最吸引人。他正是从《俄国新闻》第一次获得了西欧政治生活的图画，特别是多党派议会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听到倍倍尔以及尤金·里希特演说后的激动心情，现在是难以想象的。时至今日他还记得达欣斯基对冲进议会大厅的警察所说的一句话：“我是3万加里西亚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谁敢碰我！”学生们把这位加里西亚革命者当成了心目中的英雄。天晓得，议会主义的戏台那时把他们这些年轻人欺骗得多么惨呀！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的成就，美国的总统大选，奥地利众议院的大打出手，以及法国保皇派的阴谋等等，都比他们自己个人的命运更加使他们关注。
与此同时，廖瓦与家里的关系日益恶化。有一次廖瓦的父亲到尼古拉耶夫来卖谷，风闻廖瓦新近结交了一些朋友，意识到危险将要降临，企图运用父亲的权力来防止它。他与自己的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毫不妥协地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和选择道路的权利。结果，他放弃了家庭的资助，离开了寄宿的人家，搬来跟施维戈夫斯基同住，后者此时已租赁了另一处花园，有一间更为宽敞的木屋。他们一共有6个人同住，过着“公社”式生活。夏天，还有一两个生肺病的学生住到这里来呼吸新鲜空气。廖瓦开始私人兼课。他们像斯巴达人一样生活，身穿蓝短衫，头戴圆草帽，手拿黑木棍，睡觉不用床单，吃饭喝自己烧的大锅汤。他们杂乱无章地读书，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憧憬未来，觉得生活得很幸福。
不久，为了在群众中传播有益书籍成立了一个组织。学生们筹集资金，购买了一些廉价出版物，可就是无法把书籍传播开去。施维戈夫斯基的花园里有一个雇用来的工人和一个小学徒，学生们首先对他们进行了教育争取工作。但那个工人原来是个伪装的宪兵，是特地打入学生们内部监视行动的，他的名字叫基里尔·特霍尔热夫斯基。他还把那个小学徒拉过去为宪兵队服务。学徒从学生们这里偷去一大包通俗读物，送到宪兵队里去。出师不利，但学生们满怀信心寄希望于未来。
2 茫然与期待
廖瓦写了一篇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刊物辩论的文章，送到敖德萨的一家民粹派的杂志。文章里满是警句、引文和攻击，真正的内容没有几句。他邮寄了这篇文章，一星期后又跑去探听结果。一个戴一副大眼镜的编辑同情地望着站在面前的头发蓬乱、脸上没有胡子的作者。文章没有问世，但并没有谁因为这受到损失。
东撞西撞四处碰壁以后，大家决定办一个互教互学的学校。学员一共有 20人。廖瓦教社会学，这听起来相当神气。他全力以赴地备课，开头两课非常成功，可接着就感到资源已经枯竭。第二位教师讲法国革命，一开始就砸了锅，只好答应把讲稿写出来。他的诺言当然未能兑现。办学校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廖瓦跟这位教法国革命的教师，也就是索科洛夫斯基家最大的孩子，决定合写一个剧本。为了不受干扰，学生们甚至临时搬出公社，躲进一间谁也不知道的房子里。剧本以两代人的冲突为背景，反映各种社会思潮。虽然两位剧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半信半疑，可是却在剧本里把一个民粹派描写成残缺不全的人物，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个个都勇敢、朝气蓬勃和充满希望。这就是时代的力量。剧本的浪漫主义成分表现在被生活所摧残的老一辈革命者爱上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姑娘，可是那姑娘却以一篇关于民粹主义的失败的激烈言辞把他给申斥了一通。
剧本没有最后写完，手稿由索科洛夫斯基带到另一住处。后来，当他们都被关进敖德萨监狱时，索科洛夫斯基曾试图通过亲戚寻找过手稿，也许他当时认为流放是修改剧本的最好时光。可是剧本没有找到，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保存它的主人在它那不幸的作者被捕以后，认为还是把它付之一炬的更好。廖瓦并不感到特别痛心，说实话，在他以后的坎坷生活中失去的许多手稿，其价值不知比它高多少倍呢！
1896年，廖瓦总算回乡下去了一次，但仅仅是得到了一次暂时的和解。父母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而廖瓦还在对他仍然有很大吸引力的纯数学和越来越使这位年轻人倾心的“革命”举棋不定。每次一接触这一问题就会立即导致一场家庭危机。家人都愁容满面，非常痛苦，廖瓦的姐姐偷偷掉泪，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在乡下做客的一位叔叔是位工程师，也是敖德萨一家工厂的老板，劝廖瓦到他那儿去住一段时间。这不失为摆脱僵局的一条临时出路。廖瓦在叔叔那里住了几个星期。他们常常争论利润和剩余价值问题。他的叔叔擅长赚取利润，却不能解释它。考数学系的事耽搁下来。廖瓦在敖德萨寻找着。寻找什么？应当说，主要是寻找自我。廖瓦偶然结识了一些工人，弄到一些非法印刷品，又当了几天家庭教师，为职业学校高年级学生举办了秘密讲座，还继续与马克思主义者们进行了辩论，不打算缴械投降。秋末时廖瓦又乘船来到尼古拉耶夫，重新同施维戈夫斯基一起住在那个园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