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自1929年被驱逐出境，直到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杀，十余年间先后侨居土耳其、挪威和墨西哥等国，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也未停止过政治斗争，因而他的对手也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攻击、迫害和谋杀行动。
托洛茨基侨居挪威期间，1938年8月的一天，他结束了自己的书稿《苏联是什么国家和它向何处去》以后，应邀前往挪威共产党领导人孔德拉·克鲁先家做客。就在托洛茨基逗留在克鲁先家的次日深夜，一群身穿警服的匪徒袭击了克鲁先的家。亏得克鲁先的女儿十分勇敢，发现情况以后，立即大声疾呼，唤起四周邻居，大家齐心协力赶走了匪徒。几天以后，他们听到了莫斯科的广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14人被送交法庭审判，罪名是谋杀斯大林，还说，是托洛茨基在挪威领导了这个阴谋家组织，是他派遣杀手前来刺杀人民的领袖。
这以后，托洛茨基感到曾经以向他提供避难所为荣的挪威领导人的立场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先是外交部代表向托洛茨基宣布，要求他签署一项保证：以后决不直接或间接、口头或书面地干涉挪威及别国的现行政策；后来托洛茨基发现，他的家庭已处于“警察保护”之下。不久托洛茨基了解到，苏联驻挪威大使雅库勃维奇曾给奥斯陆政府一份照会，要求挪威驱逐利用挪威领土从事反苏活动的托洛茨基出境。苏联并威胁要停止购买挪威的鲱鱼。挪威政府非常担心两国关系恶化。眼看就要大选，与苏联贸易的下降必然会导致目前执政党领导人在大选中的失利。
这以后，9月2日，托洛茨基及其妻子被警察强行迁居到离奥斯陆30公里的胡鲁姆岛上，其家中被安置了30名警察。托洛茨基不仅不能接待客人，甚至失去了散步的自由。
但是托洛茨基并没有投降，他用谁也弄不清的秘密方法与自己的法国律师罗津达尔取得了联系。不久，托洛茨基的儿子在巴黎出版了一本《红色的书》。这本书揭露了莫斯科审判的实质，在提到父亲时，指出了对其父的诉讼材料中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令人怀疑之处和赤裸裸的造谣和诽谤。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的战友和拥护者们明白，这么严厉的家庭软禁不仅使他失去正常工作的可能，甚至会造成悲剧性的结果。朋友们和他在美国的追随者尽了一切努力，使他能在墨西哥避难，因为大家认为墨西哥是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在那里避难权是受到尊重的。
1936年12月9日，一艘名叫《鲁特号》的邮轮载着托洛茨基一家和他的警察卫队长启程前往墨西哥。挪威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封锁托洛茨基离去的消息，——托洛茨基走后，他家里的那些警察仍继续留在他家里抽烟和玩牌，以遮人耳目；《鲁特号》船长得到指示，在前往墨西哥的航行中不时地改变航向，并且尽量避开常有船只来往的航道。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报刊的编辑部想方设法用无线电与托洛茨基联系，也遭到船长一一回绝。
1937年1月9日《鲁特号》抵达墨西哥的坦皮科港，一位墨西哥将军带着一批官员以墨西哥总统拉萨洛·卡德纳斯的名义前来码头欢迎托洛茨基一行。然后托洛茨基和他的欢迎者们一起乘坐总统派来的专列前往墨西哥城。
出面邀请托洛茨基前来墨西哥的是墨西哥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杰出画家迪戈·里韦拉。里韦拉1922年前曾是墨西哥共产党的领导者之一，1927年应联共（布）中央邀请前往苏联访问，就在他在苏联逗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斯大林镇压反对派的事件，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安，回到墨西哥后不久就退出了墨西哥共产党。
若干年后，有一次在谈到邀请托洛茨基来墨西哥的原因时，迪戈·里韦拉这样说道：“托洛茨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斯大林却背叛了列宁的思想……我去过苏联。当时我在那儿看见，托洛茨基和列宁力求摆脱的东西在俄国革命五年以后又出现了。托洛茨基和列宁主张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加强铁的纪律，而斯大林则……致力于网罗那些妄自尊大、骄横跋扈的党的官僚，比如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这些人。列宁已经预见到这一点。列宁说：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会处于以前从未遇到的极为困难的情况。我在看到1927年的莫斯科以后，确定相信了这一点。所以我站在俄国最优秀和最理智的领导人一边……”
在谈到30年代后期墨西哥的政治形势时，迪戈·里韦拉回忆说：“当时墨西哥的政治环境对托洛茨基的到来十分有利。那时，卡德纳斯总统签署了将土地分给农民宣言，土地被从大地主手中没收。我知道当时还准备公布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文件——把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地主、天主教徒和外国大资本家们对我们极为不满，但卡德纳斯总统坚定地依靠农民和劳动者代表大会的支持。当时，卡德纳斯总统公开宣称：墨西哥给予托洛茨基政治避难表现了墨西哥革命大团结精神。卡德纳斯总统不单是给托洛茨基提供政治避难，而且宣布他是墨西哥政府的客人。
“总统的敌人喧嚣起来，甚至说什么总统是在托洛茨基影响下将石油公司实行国有的。敌人的喧嚣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原来支持总统的劳动者代表大会和共产党现在声称不同意总统接纳托洛茨基的决定，表示将要为此而进行斗争。后来总统不得不通过我请求托洛茨基不要参与墨西哥的内部事务，并且为了安全起见，派警察对托洛茨基的住宅进行长期的安全警卫。”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度过了两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但是，在这期间，远在北半球的那个红色帝国的执政者们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他，他们认为，他活着，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因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密谋策划着消灭他的肉体的阴谋恐怖活动。
在墨西哥，第一起谋杀托洛茨基的阴谋活动发生在1940年的5月24日。
这一天夜里，瓢泼大雨像瀑布似地倾盆而下，在托洛茨基住宅门前，只有值夜警卫的脚步声。这时，一支约20人左右的军警混合小分队在一名身着少校军服的人的指挥下在黑暗中悄悄地向大门逼近。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并没有费什么事就缴了门外警察卫队的械。少校轻轻敲了敲门，门里仿佛有人一直在等待着，问了声“谁？”后就打开了门。进来的人似乎对这幢房子了如指掌，直奔卧室窗口和通向卧室和儿童室的门口，从窗外和房门外向房里一张双人床上毯子下的人猛烈射击。剧烈的射击声持续了几分钟。当来者确信床上那两位在他们到来之前还做着美梦的人此刻已永远进入梦乡以后，停止了射击，在少校的指挥下，登上原先就停在院子里的两部轿车——一部老式“福特”，一部新型“道奇”，带上那个开门放他们进院的人，风驰电掣般地驶出院门，一溜烟地消失在夜幕中。
清晨6时，墨西哥警察总监耶斯特将军和秘密警察首脑桑切斯·萨拉萨尔上校来到出事地点。他们走进托洛茨基的卧室，看见托洛茨基和夫人纳塔丽娅·谢多娃在睡衣外披了件外衣，正在等候他们。两位“受害者”表情非常平静，就仿佛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待客人在办公室里坐定以后，托洛茨基用纯正的西班牙语向他们讲述道：
“纳塔丽娅和我正在熟睡。正如你们看见的，我们的卧室在办公室和卧室之间。突发的枪声把我们惊醒。起初我以为这是庆祝哪一个宗教节日放的爆竹。可是不！这是某种武器的射击声。我们立即起床。纳塔丽娅拉着我，躲在墙角，逼我趴在地板上。就这样我们才幸免于难。当枪声停止和袭击的人撤走以后，我们发现卧室门口有一颗燃烧弹——他们四处扔了燃烧弹，目的是要烧掉这幢房子，毁灭档案。所有的人，当然包括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我正在写斯大林传，在这方面我拥有大量重要的资料。”
当墨西哥警察首脑问他们夫妇为什么能处乱不惊，如此平静的时候，托洛茨基说：“说实话，从两年前我刚来到这里时，我就等待着这次袭击，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会来的。因为我揭露了俄国如何占领波兰和芬兰的一部分，并使莫斯科和希特勒勾结的肮脏勾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的这些声明引起了某些骚动。最近一次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大会就是在‘同列夫·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口号下举行的。在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高喊：‘让托洛茨基死！’”
托洛茨基住宅被武装袭击事件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墨西哥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也表现出严重的不安。墨西哥共产党也为此发表了声明，要求警方以应有的方式处理此案，并指控“地方反动势力、被收归国有的石油公司的前老板们和北美帝国主义”是企图杀害托洛茨基的主谋。这份声明还认为谋杀托洛茨基的生命是对墨西哥的挑衅，要求立即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
警方经过长时间的侦查终于弄清，这的确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事件。主犯是“格普乌”老牌间谍、法籍犹太人乔治·明克。这个人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曾在西班牙、日本和美国执行过重要任务。数月前他化名菲利普从美国费城来到墨西哥，与前西班牙战争参加者、墨西哥共产党的老党员大卫·西凯罗斯（即那位穿少校军服的人）等人一起，周密策划和组织了这起武装袭击。袭击队员中有墨西哥人、西班牙人及古巴人等，大部分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参与此次武装袭击的多数案犯最后并未能归案，有的逃往古巴，有的去了纽约，有的躲在苏联驻洛杉矶领事馆，然后逃往苏联。只有武装袭击的现场指挥大卫·西凯罗斯在墨西哥西部一处原始森林中被捕，法院以其犯有9种罪行判处长期监禁。大卫在监狱中待了一年以后因其与新任总统阿维拉·卡马乔将军在墨西哥革命中有过一段友谊，被交保释放。后来他在智利定居。此案中惟一的一位冤死者倒是那位在袭击之夜偷开大门里应外合者，这个人名叫罗伯特·舍尔顿，是一位美国财阀的儿子，狂热的斯大林主义信徒，在袭击前一个月才被派到墨西哥，充当托洛茨基的秘书。在侦察中，警方在搜查一处武装暴徒的活动据点时，从厨房的地下一米深处挖出了舍尔顿的已经腐烂的尸体。原来他是被同伙开枪打死后埋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原先十分喜欢这个青年，一直不相信他是“格普乌”安插在他身边的内线。后来，托洛茨基在他住过的房间里挂了一块铸铁板，上面刻印着死者的姓名、出生年月以及说罗伯特·舍尔顿是斯大林的牺牲品等等话语。这块牌子直到现在还挂在那里。
第二起谋杀是武装袭击未果三个月后发生的，这一次终于遂了莫斯科的心愿，将他们在政治上最仇恨也最惧怕的敌人治于死地。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