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莫斯科街头的混战
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军事人民委员职务。同年5月，任命托洛茨基为租借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这是三个毫不相关的部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下面的特殊考虑：使托洛茨基脱离党的工作，用繁重的公务缠住他，时时将他处于某种监督之下，等等。尽管如此，他仍然开始埋头从事这三个对他完全陌生的工作。
但是，斯大林的官僚机器在他身后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他每跨出一步都可能引起一阵复杂的幕后阴谋活动。他的实际工作几乎无法开展。他所领导的部门几乎得不到必需的资金，工作人员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或者至少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后来，他不得不要求免去他的电气技术管理局和研究单位的职务。至于那个租借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每一项特许都是由政治局直接作出的，所以并不总能给他们提供耍阴谋的机会。
第15次党代会预定在1927年年底举行，随着开幕日期日益临近，党越来越感到自己正站在十字路口。广大党员感到忧心忡忡。尽管处于极度恐怖之中，党员们还是渴望听到反对派的声音。要这么做，只有通过非法途径。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到处都在举行工人、干部和大学生的各种秘密集会，人数从20人、100人到200人不等，目的是要听一听某位反对派代表的讲话。有时，一天中托洛茨基要参加2～3次、甚至4次这样的集会。这些会议多在工人宿舍里进行。两个房间里全挤满了人，讲演者只能站在两间房子中间。人们往往就坐在地板上，有时，因为地方狭小，甚至站着谈话。格勃乌的人常常突然降临，要求立即停止举行这种集会。人们请他们一起参加讨论；如果要破坏，就把他们轰出去。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的这种集会，参加者达2万人以上，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反对派非常巧妙地在高等技术学校大礼堂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约有二千多人参加了大会，会场上被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好多人只好站在大街上。行政当局企图阻挠大会进行，结果证明是徒劳无益的。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顺便说一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斯大林的“三驾车”早在一年前就解体，他们俩先后参加了反对派的行列）讲了大约两小时。后来中央委员会向工人发出一份号召书，扬言要用武力驱散反对派的各种会议。这份号召书只是一种掩饰，以便在格勃乌的指挥下，出动“工人战斗队”向反对派发起进攻。斯大林想以流血方式解决这场冲突。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示威游行。游行的组织者、纪念文章的作者和演说者，大多是在十月革命中站在街垒的那边的人，或者是干脆躲在家里，观望事态发展，直到革命取得稳固的胜利后才参加革命的人。当托洛茨基看了这些不要脸的食客们的文章，听了他们在广播中的演说，指控他背叛了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与其说痛心，不如说好笑。反对派决定带着自己的标语参加游行，这些标语有：“让我们向右开火——打击富农、资本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者！”“执行列宁的遗训！”“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今天，这些口号已被斯大林集团利用在同右翼斗争中，成了官方的正式信条。而在那一天，反对派的这些口号被夺去，撕碎，手持标语牌的人遭到专门组织的战斗队打手们的殴打。那些被雇来充当政府机关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志愿军都是莫斯科街头的歹徒，其中有些就是法西斯分子。有一个警察，假装鸣枪报警，公然朝托洛茨基的汽车开了一枪。托洛茨基看见有人在用手枪给他指示目标。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消防队官员跳到托洛茨基的汽车踏板上，一边嘴里骂着粗话，一面挥拳砸碎了托洛茨基的车玻璃。明眼人一望而知，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街头演出的这一幕，显然是一场热月政变的演习。
2 越飞自杀
11月6日，越飞自杀身亡。越飞是苏联驻日本大使，身患重病，虽经国外治疗，仍未见好转。党内危机使他十分痛苦，尤其那些背信弃义的行径使他十分震惊。他有好几次要立即投入当前斗争。托洛茨基从他的健康着想，制止住他。越飞对于攻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观点特别恼火。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那些坐享革命成果的人用卑鄙的手段迫害很久以前就预见了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人。越飞对托洛茨基讲起了大约在1919年列宁同他关于不断革命的一次谈话。当时列宁对他说：
“是的，托洛茨基是对的。”
越飞想公布这次谈话，托洛茨基竭力制止了他。托洛茨基能够事先想象得出，他们会掀起怎样卑鄙的狂澜来攻击他。越飞的身体日益衰弱。秋天，他被迫停止工作，接着就卧床不起。朋友们又提出要把他送往国外去治疗。但这回中央委员会断然拒绝。托洛茨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又被开除出党，这时越飞的震动比任何人都大。他个人在政治上已经深感不平，如今又意识到自己病入膏盲，更觉痛苦。越飞预感到，革命的命运到了关键时期，然而他自己却不能参加斗争。脱离斗争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因而他作出了最后的选择。
这时托洛茨基已不住在克里姆林宫内，而是住在他的朋友别洛勃罗多夫家。别洛勃罗多夫名义上仍是内务人民委员，此时他正在自己的家乡乌拉尔发动工人与斯大林宗派小集团展开斗争。托洛茨基往越飞家挂了电话，想问问他的身体情况。他自己接了电话，因为电话就放在他的床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令人极为不安的不平常的东西——这一点托洛茨基是稍后才感觉出来的。他要托洛茨基到他那里去一趟，但一些事情耽搁了托洛茨基，使托洛茨基没能立即就去。在斗争最紧张的那些日子里，同志们不断地来到别洛勃罗多夫家，同托洛茨基商议各种紧迫问题。大约一两小时以后，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电话里告诉托洛茨基：
“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开枪自杀，床头柜上有一包给您的东西。”
别洛勃罗多夫家日夜有几个带枪的反对派成员值班，托洛茨基在市内走动时，他们也陪同着他，负责保护他的安全。他们匆匆赶往越飞的家。他们按了门铃又敲了门，里面有人问了托洛茨基的名字，隔了一会儿才把门打开：显然屋里在进行什么事。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安详地倒在血迹斑斑的枕头上。克格勃的一个姓万的头头正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发号施令，床头柜上没有纸包。托洛茨基要求立即把越飞给他的信交给他。万嘟哝着说，什么信也没有。几分钟以后，朋友们从各地纷纷来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党机关的代表在反对派成员包围中显得十分孤立。一夜之中，有好几千人来到越飞的寓所，信件被掠的消息立即传遍全城，外国记者也在电讯中报道了这件事。要隐瞒这件事再也不可能了。最后，有人把信件的照相副本交给了拉科夫斯基。为什么写给托洛茨基的信要交给拉科夫斯基，而且还不是原件，是一张照相副本，托洛茨基无法解释。
越飞试图用自己的死来最后为自己为之奋战了一生的事业作出贡献。他用他那只半小时后对着自己太阳穴扣动扳机的手写下了作为一个证人的最后证词和作为一个朋友的最后忠告。下面就是越飞在自己的诀别信中所说的话：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同您共事几十年，有着十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使我有权在永诀时对您说一说我认为是您的错误的那些东西。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而且，您知道，我从‘不断革命’那些日子以来，已经同您一起度过了二十多年。但是，我总是认为，您缺少列宁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决不让步的毅力，以及在他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上即使是孤军一人也决不后退的决心。从1905年以来，您一直是正确的，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您我亲耳听列宁说过：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您。人在临死时是不会说谎的，我现在仍然愿意对您再说一遍……然而，您常常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为的是达成一个被您过高估价的协议或妥协。这是错误的。……
越飞的葬礼被安排在一个工作日内举行，为的是不让莫斯科工人参加。然而，仍然有将近10 000人参加了葬礼，并把葬礼变成了一次反对派的盛大示威游行。
此时，斯大林集团正在准备召开党代会，迫不及待地要使分裂成为既成事实。
季诺维也夫及其一伙看出，这次会议是要使十月革命10周年时街头开始的动乱带上政治色彩；也懂得，斯大林官僚们眼中的真正敌人并不是他们这些第二梯队的反对派，而是以托洛茨基为中心的反对派基本核心。于是他们就开始寄希望在15大期间同托洛茨基决裂的方式来赢得对手的好感，至少取得他们的原谅。他们没有估计到，政治上的第二次叛变，给他们带来的是毁灭。
15大决定将所有反对派统统开除出党，被开除的人全部交由克格勃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