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察里津召回斯大林
早在红军创建初期，党内即已出现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他们的基本论点是维持原先的士兵委员会的选举方式，反对使用旧专家，反对实行严厉的纪律，以及反对军队内部集权等等。这些人力图为自己的立场找到理论根据，硬说军队集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模式；革命不仅要避免阵地战，而且要废除集权化；革命需要一支灵活自如、勇于突袭和擅于运动作战的军队。总之，他们把小规模的游击战争的战术当成了革命战争的战术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弱点理想化。国内战争的惨痛经验教训很快驳倒了这些偏见。斗争经验迅速和鲜明地显示出组织集权化和统一的战略指挥对于地方的各自为政、军事上的分立主义和邦联主义的优越性。
在红军建设和军事反对派问题上，察里津具有特殊地位，那里的军事干部都聚集在伏罗希洛夫周围。这里的部队多数由北高加索农民出身的过去士官率领。哥萨克和农民之间的深刻对立使得国内战争在南方草原具有极端的残酷性，在这里，战火蔓延到每一个乡村，常常导致血洗全村，男女老少斩尽杀绝。这纯粹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农民战争，其残暴程度远远胜过其他地区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培育了大量的刚强的游击战士，这些人善于打地方性的小战斗，可是在执行较大规模的战斗任务时则往往力不从心。
伏罗希洛夫的履历表明了他作为一个工人革命家的一生：领导过罢工，从事过地下工作，蹲过监狱，也经受过流放。但正如其他当今处于领导层中的人物一样，伏罗希洛夫只能算是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民主派而已。这一点在二月革命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伏罗希洛夫的正式履历中，1914年至1917年间的4年是个空白，现在的大多数领导人似乎都是如此。秘密就在于这些人在大战期间大都是护国主义者，而且，基本上停止了革命工作。二月革命期间，伏罗希洛夫同斯大林一样，从左的方面支持古契科夫——米留科夫政府。他们是典型的民主派，根本不是国际主义者。可以断言，所有在战时当过护国派、二月革命后当了民主派的人，现在都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伏罗希洛夫也不例外。
虽然伏罗希洛夫是卢甘斯克工人出身，但他系享有特权的上层人物，故而生活习惯更多的像是小业主，而不是无产者。十月革命以后，伏罗希洛夫自然也成了由旧的士官和游击战士组成的反对派的集中代表，反对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因为这种正规化军队要求军官具有一定军事知识和广博的学问，这就是形成察里津军事反对派的根源。
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非常仇视专家、军事学者、上级参谋部和莫斯科总部。但是因为这些杂牌军的领导人对军事知识一窍不通，所以每个身边都带有一两个自己的“专家”，虽然他们只不过是二流货，但却拼命地排斥有能力、有知识的人，死抱着自己的位置不放。察里津的军事领导人对待南方战线指挥部的态度比对白匪好不了多少。他们与莫斯科中央的关系只限于无休止地索要军需品。红军的物资储备十分紧张，总是刚刚出厂便立即送往部队。但是，即使这样，仍然没有哪一支部队索要的枪支弹药比察里津多。一旦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便立即高喊什么莫斯科的专家在“阴谋背叛”。察里津部队有一个专门催办武器装备的专家代表——水兵出身的日沃捷尔常驻在莫斯科。后来当红军加强部队纪律建设时，此人投奔白匪。据托洛茨基知道，这个人被抓获枪毙了。
斯大林在察里津待过几个月。在这里，他把积极进行幕后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活动作为自己工作的主要内容，并且与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的拙劣的军事反对派的活动配合默契。不过，这时斯大林的行为还有些克制，为的是在一旦需要时有个退步的余地。
托洛茨基每天都收到总指挥部及各战线指挥部控告和抱怨察里津的报告，说它拒不执行命令，不向指挥部报告那里所发生的问题，甚至不答复对它的查询等等。列宁不安的注视着这场冲突的发展。列宁比托洛茨基了解斯大林，显然担心察里津的对抗与斯大林的幕后导演有关。局势变得越加不能容忍。托洛茨基下决心整顿察里津的秩序。在最高指挥部与察里津又一次发生冲突以后，他坚持立即召回斯大林。后来决定让斯维尔德洛夫去做这件事，他亲自乘特别快车前往察里津。列宁竭力想使冲突缓解，他这样想当然是对的。托洛茨基那时并不把斯大林放在眼里。1917年斯大林只是在托洛茨基的眼前像影子一样一闪而过；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托洛茨基简直忘记还有这个人存在。他考虑的是察里津部队：南方战线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左翼。他亲自前往察里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达到这一点。他在半路遇见斯维尔德洛夫。斯维尔德洛夫很谨慎地问明了托洛茨基此去的意图。于是建议托洛茨基先同斯大林谈谈，原来他已经把斯大林召回，此刻就在他的列车上。
“你难道真的打算把他们全都赶走？”斯大林用极其谦恭的语调问托洛茨基。“他们可都是好小伙子呀。”
“正是这些好小伙子要断送革命，我们总不能等他们都长大成人再去打仗。我关心的就是一点：把察里津划入苏维埃俄国的疆土之内！”
几个小时以后托洛茨基见到了伏罗希洛夫。司令部里笼罩着一片惊恐不安的紧张气氛。他们早就放出谣言，说什么托洛茨基带来了一把大扫帚和二十来个沙皇将军，要赶走所有杂牌军领导人。顺便说一句，这些人在托洛茨基到来之前已经纷纷匆忙自封为团长、旅长和师长。托洛茨基责问伏罗希洛夫是怎样执行前线和总指挥部的命令的？伏罗希洛夫很干脆地回答托洛茨基：察里津只执行它认为正确的命令。太狂妄了！托洛茨基宣布，如果他不保证准确和无条件的执行指挥部下达的命令和作战任务，托洛茨基将立即将他押送莫斯科，交军事法庭审判。后来他们全都正式保证服从命令，结果托洛茨基并没有完全撤他们的职。察里津部队的大多数共产党员都真心、全力地支持托洛茨基，并不完全是出于惧怕。托洛茨基视察了所有的部队，并对那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官兵进行了鼓动。他们当中有不少优秀的战士，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他们是大有可为的。这样托洛茨基就回到了莫斯科。从托洛茨基这方面来说，在整个这件事中，他并不感到自己有任何个人偏见和私念。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个人因素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从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在他所进行的这场伟大斗争中，由于任务过分重大，以致常常无暇左顾右盼。他有时每走一步都不得不得罪一些人，发生抵触，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或得罪了他们的至亲好友。而斯大林则处心积虑地拉拢这些被他得罪过的人。斯大林做这件事既有足够的时间，又有兴趣。从那时起，察里津集团就成了斯大林的得力工具。列宁刚刚病倒，斯大林就鼓动自己的亲信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居民们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个斯大林是什么人。现在伏罗希洛夫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看其中惟一原因（他猜不出有别的原因）就是1918年托洛茨基曾经威胁要把伏罗希洛夫押送莫斯科绳之以法，迫使他服从了命令。
在托洛茨基叙述他的军事工作，确切地说是叙述与之相关的党内斗争时，引用当时几封从未发表过的党内通信的片断不是没有益处的。
1918年10月4日，托洛茨基从坦波夫通过直线致电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
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察里津前线虽然兵力充足，可是情况仍然很糟。我答应伏罗希洛夫继续担任第10军军长，条件是服从南方战线司令员的指挥。可是到现在察里津没有给科兹洛夫送过一份作战报告。我曾要求他每天至少向司今部报告两次战斗和侦察情况。如果明天这种情况仍得不到纠正，我将立即把伏罗希洛夫送交法庭，并向全军通报。很快就要发动进攻，然而秋季的泥泞季节也将来临，那时道路就要堵塞，无论骑马或步行都不能通行。我们再没有时间进行这种“外交”谈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