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托洛茨基专列
1918年春夏可真是个艰难的时刻。现在，战争的一切后果都显露出来了。人们感到一切都在土崩瓦解，没有什么可依附。人们担心：这样一个精疲力竭、经济破坏和濒于绝望的国家，它的生命之乳能支持住一个新生的政权并且保卫住自己的独立吗？没有粮食，没有军队，铁路完全瘫痪，国家机器刚刚建立，此外，到处都有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
在西面，德国占领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一大部分。普斯科夫也落到了德国人手中。乌克兰沦为德奥殖民地。在伏尔加河沿岸，1918年夏，由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法国和英国代理人的策划下发生了叛乱。德军统帅部通过它的军事代表告诉托洛茨基，如果白党从东面逼近莫斯科，则德军也将从西面即从奥尔沙和普斯科夫，向莫斯科推进，以阻止形成新的东部战线。新政权真是腹背受敌了。在北面，英、法占领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还扬言要向沃洛格达推进。在雅罗斯拉夫尔爆发了萨文科夫领导的白卫军的叛乱，这次叛乱是在法国大使努兰斯和英国代办洛卡特唆使下搞起来的，其目的是使北方的部队通过沃洛格达和雅罗斯拉夫尔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伏尔加河边的白卫军连结起来。在乌拉尔，杜托夫匪帮仍在猖獗。在南方，顿河地区，发生了直接与德国人相勾结的克拉斯诺夫领导的暴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织了7月阴谋，暗杀了米尔巴赫伯爵，企图煽起东部战线的骚动，重新挑起同德国人的战争。内战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紧套在莫斯科脖子上的铁环。
辛比尔斯克陷落以后，中央派托洛茨基前往面临巨大危险的伏尔加地区。他筹划组织一个专列，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什么都缺，或者说，谁也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找最需要的东西。最简单的工作能变成最复杂的事。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这个专列中生活了两年半。8月7日，托洛茨基从莫斯科出发时还不知道喀山已在前一天失守，他是在途中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的。那些仓促组建起来的红军部队未经战斗就向后退却，致使喀山城暴露在外。司令部中一部分人是阴谋家，一部分猝不及防，弄得晕头转向；还有一些则在战火中开了小差。谁也不知道司令和别的指挥官在哪儿。托洛茨基的专列停在喀山前的一个大站斯维亚日斯克。在整整一个月里，这里再一次决定了革命的命运。对他来说这一个月的生活无异于是一所学校。
聚集在斯维亚日斯克的有辛比尔斯克和喀山撤退下来的部队和从四面八方增援来的部队。每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一套，但拼命地退却这一点则是共同的。敌人在军队组织上和作战经验上都大大胜于红军部队。一些全部由军官组成的白军连队作战能力极强。似乎连这里的土地都染上了恐慌症。新来的红军部队，刚开始时斗志昂扬，但很快地被退却的惯性所感染。农民中谣传，苏维埃政权已经垮台，神父和商人又开始抬头，乡村的革命分子也被迫纷纷隐藏起来，一切都在崩溃，没有任何东西可皈依。局势看来似乎已经无可挽回。
斯维亚日斯克向全国各地宣传机构发出了电报，报告当地形势。各地苏维埃、党组织和工会全力以赴地开展了征兵工作，又动员了几千名共产党员支援斯维亚日斯克前线。大多数年轻党员都不会使用武器，但他们有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决心，而这是最重要的武器。他们成了军队的虚弱肌体一根坚强的脊柱。
在托洛茨基的专列中，有一个叫古谢夫的人。这个人号称“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参加过1905年革命，以后脱离革命，过了10年资产阶级的生活，1917年又跟许多人一样，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后来，由于他老是搞阴谋，耍手段，被列宁和托洛茨基从军事部门调开，不久就被斯大林看中。他现在的专业是伪造国内战争的历史，厚颜无耻是他的特长。他从来不回顾自己昨天写过什么和说过什么。1924年初，当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完全公开化时，古谢夫扮演了一个冷酷的诽谤者的角色。他写的斯维亚日斯克时期的日记，虽然已时隔6年，读来仍然十分新鲜，并且一定程度上甚至捆住了古谢夫的脚。下面就是他对喀山城下战斗经历的回忆：
托洛茨基的到来使得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停在斯维亚日斯克这个偏僻小站上的托洛茨基同志的列车给人们带来了对胜利的坚强信心，大大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军队各项工作的开展。仅仅几天，无论在堆满各团队从后方运来的辎重的车站上（政治部和后勤机关就设在这里）或是在方圆15俄里范围内的各个部队里，人们都感到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纪律方面。在这个游击作风盛行和无视组织纪律的时代，托洛茨基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是最适合和必要的。没什么好说服教育的，况且也没有时间这样做。托洛茨基在斯维亚日斯克的25天里做了大量工作，把纪律松弛和人心涣散的第5军变成了一个富有战斗力的部队，为收复喀山作好了准备。
参谋部里有许多内奸，司令部里和别的地方也有。敌人知道往什么地方打炮，每次都十分准确。这大大影响了部队的士气。托洛茨基来这里不久就去前沿视察炮兵阵地。一位有张被风吹得粗糙的面孔和一双神秘莫测的眼睛的老资格炮兵军官带他巡视了各炮位配置，然后这位军官请求托洛茨基允许他离开一下以便用电话下达一个命令。几分钟以后，突然有两颗炮弹交叉射来，落在离托洛茨基50步远的地方，第三颗更近，几乎就在托洛茨基的身边。托洛茨基刚刚趴下，泥土就撒满他一身。那位炮兵军官却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黝黑的脸膛变得苍白。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当时对他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仅以为这是一桩偶然事件而已。只是在两年以后，当托洛茨基突然想起这件事并详细地回忆起它的细节后，才恍然大悟：这个军官肯定是敌人，他去打电话是通过某一中间站给敌人炮兵指示方位。其实他在经受双重冒险：与托洛茨基一起在白党的炮弹爆炸中同归于尽，或者被红军枪毙。他后来的情况，托洛茨基一无所知。
托洛茨基刚走进车厢，就听见四面八方响起了哒哒的枪声。他急忙冲到车门跳板上。原来一架白匪飞机正在他头上盘旋。它显然是冲着列车而来的。三颗炸弹一颗接一颗地在天空画了一个大弧形飞落下来，可是没有造成任何伤亡。车顶上的步枪和机枪一起向敌机猛烈还击。敌机已经远去，但人们还像醉汉一样疯狂地射击着。托洛茨基花了很大的劲才制止住这种狂扫滥射。很可能，在他回列车时，那个军官又发出了信号。当然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渠道。
奸细的活动随着革命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而更加猖獗。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刹住那种自发的退却情绪，有了这种情绪，人们就不相信自己能守得住，并进而扭转局势，给敌人以回击。
托洛茨基从莫斯科带来了50个青年共产党员。他们日夜奔忙，四处堵漏，哪里危险就奔向哪里，可是由于血气方刚，缺乏经验，行为多有莽撞，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一个接一个地在托洛茨基眼前消失。负责守卫列车的是拉脱维亚第4团，这是那个被分割成一块块的师的最差的一个团。步兵们躺在雨中的泥地里，要求换防。但是无人可换。以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向托洛茨基递交一份声明，说如果该团不立即换防，就会“给革命带来可怕的后果”。这是对托洛茨基的威胁。托洛茨基把团长和士兵委员会主席叫到列车里来。他们脸色阴沉地站在他面前，硬是坚持原先的要求。托洛茨基宣布立即逮捕他们。列车联络员（今天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就在他的包间里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时在车厢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其余的人都在阵地上参加战斗，如果被捕者反抗，或者全团起来保卫他们的首长，并擅自离开阵地，情况就将非常危险。那就要放弃斯维亚日斯克，丢掉伏尔加河上的大桥。如果托洛茨基的列车被敌人占领，必然对军队产生严重影响，那样，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就被打开。然而，逮捕进行得特别顺利。托洛茨基向部队发出命令，宣布将团长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全团终于没有离开阵地。后来团长仅仅被判刑入狱。
共产党员们向士兵们进行了宣传和解释，并且以身作则，处处带头，但是仅仅靠宣传鼓动并不能改变部队的思想情绪——何况时间也不允许——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托洛茨基发布了一项命令（该命令由列车印刷厂印刷，分发到各部队），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