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买办生涯和独自经营商业，郑观应赚了很多钱。因此，他不满足于仅仅经营商业，而且想投资于近代工业。他在太古洋行做买办期间，不仅投资于太古轮船公司，而且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也有“股份”。此外，他在开平矿务局入股后，还积极联合盛宣怀等人集资开采山东登州、莱州、青州、莒州和东北锦州等处五金矿藏。还于1882年主持筹集股金开设造纸公司。1878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81年开办的津（天津）沪（上海）电线，他都有不少股份。郑观应的资本愈发展，追求利润的欲望也愈加强烈。鉴于中国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追求更多的利润势必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权益发生更大的矛盾。特别是当资本从流通领域转投于工业生产时，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就更大了。郑观应已拥有数以万计的巨大资本，而且不少是投入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对立物的近代工业企业的，他已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资本家了。从他后来力主中国人开办公司企业，收回利权，并身体力行，付出半生心血来看，更能说明这一点。
民族资本家在开始产生之时，就对清政府存有幻想，郑观应当然也是这样。他逐渐与清政府官员与仕途发生了联系。1869年在安徽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1878年前后，山西、直隶、陕西、河南等地灾荒严重，民不聊生，郑观应与江浙仕绅盛宣怀、经元善、严作霖等人，在上海设筹赈济所，筹捐赈济晋、豫、直、陕等地灾民，并将母亲陈氏遗留下来的1000两银子也捐赠了。因此清政府授予他道员，官衔已经不小了。后来，以郑观应一家捐赈有功，由山西巡抚卫荣光、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的奏请，清政府准许郑观应在香山家乡树立郑氏一门“乐善好施”牌坊，并将有关人的姓名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可见，虽为洋行买办的郑观应，已与社会名流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甚至与权倾朝野的大官僚李鸿章一类人物发生了联系，而且初步取得了清政府的信任。这些都成为他日后跻身洋务企业和发展个人资本的有利条件，为他摆脱买办职位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