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依然眷念当初那个古朴淳厚的北京。那杨花迷眼、藤萝满架的春深时节的古老的京城，是与我的青春憧憬相联结的京城，是与我的中年的忧患和失落相联结的京城。每当思及那一切，我的眼前便兀地矗立起那些巍峨的城楼，蜿蜒在我的头上的那些高耸云端的城墙。记得当年，我常在西直门搭乘有轨电车。电车的始发站设在巨大的瓮城里，那里是夏日清凉，冬日温暧。电车启动，一路敲打着悦耳的铃声，摇晃着前进：西内大街、新街口、西四牌楼、西单牌楼、宣武门过去是和平门，然后是花市口，是珠市口，电车一路摇晃着前行，一路上展示着古都的骄傲，最后来到了天桥。天桥过去是天坛。那些低矮的门脸，那些古旧的牌匾，那是一次古典北京，也是民俗北京的无言而丰饶的展出，是一次无可替代的精神的享受。
后来，梦一般的，那城墙，那牌楼，那飞檐雕栋的城楼，一夜之间都消失了！这种消失是一个隐痛，在心灵的深处，永恒的隐痛。的确，北京在生长，北京在升高，北京每日都有新的在涌现，每日也都有旧的在消失。要是旧的阻挡了新的成长，旧的就应当消失。但并非旧的一切都应当消失，那些代表古老文明的，那些代表先人智慧的，始终是我们应当保存的骄傲，故宫如此，天坛如此，那些营造了数百年、现在已经消失，而且永不再现的北京的城墙和城楼，也如此。
家住京城。我爱京城的一切。那些应当成长而正在成长的，是我的欣喜和安慰；那些不应消失而消失了的，是我永远的伤痛。
东安旧话
东安市场是旧北京一景。清末竹枝词有句：“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那时游北京城，可以不去达岭，不去十三陵，却不能不去东安市场。不到东安市场等于没到北京，这是公认的。我到北京的时候，是50年代中期，东安市场虽然经过了“改造”，但大体还保持了原来的模样。记得有卖百货的、卖小吃的、卖旧书的，当然也还有北京老字号的一些铺面，更多的则是临街的摊点。这些店铺，门脸都不大，说不上华贵，但也并不寒渗，有一点旧皇城的老气。这些店家，除了应付日常店面上的销售之外，旧时还经常给王府和大宅院里定期上门送货，所以它们多半有着京城里的达官贵人的背景，不可小看。那时的鞋铺兼有作坊，可以按照客人的需要定做花鞋和皮鞋。那些食店，也有给有身份的人家送宴客的餐点的。这些店铺一般都不注意装饰，有一种好货不怕无人光顾的雍容大度。尽管难以摆脱北方都有的那些土气，却也不俗气。这里毕竟是帝都。
这东安市场坐落在紫禁城的边上，过去明文规定“内城逼近宫阙，例禁喧嚣”，向来是不准开设戏院、会馆什么的。过去京城里的百姓要看戏必须绕过皇城，出正阳门到南城的天桥一带的戏院看戏，很不方便。所以20世纪初年吉祥荼园在东安市场开张，人们可以在临近皇城的地面购物吃饭，又可以观赏演出，当时是一件轰动京城的新闻。东安市场除了娱乐餐饮之外，最具特色的是它经营百货的小、零、全的特点。举凡擦澡用的丝瓜瓤，开酒瓶的瓶起子，老太太梳头用的刨花、网子，茶杯的盖子碎了，可以在这里配上，许多的零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3人们喜欢这个“万宝全”，因为它贴近平民的生活。逛东安市场可以让人体会到生活的凡俗性和人情味。
时间久了，我已经忘了那些名牌老字号都坐落在那里，总记得，进了东安市场是一些纵横交错的街衢，店铺一家挨着一家。食铺著名的有东来顺、五芳斋、奇珍阁、森隆餐馆、小小酒家等，经营着京、沪、粵、湘各地的名肴。那时我是穷学生，囊中羞涩，一般不敢进那些食馆。因为是福建人，只记得有一家闽菜馆叫闽江春的，倒是常去光顾。闽江春店面不大，约摆下十来张红漆桌子。这家菜馆菜品并不多，烹调也未见特色。我到闽江春多半只点鱼丸汤、炒米粉之类，因为别的吃不起。但只要到了王府井，我总要到闽江春坐坐，为的是那里有一种乡情的安慰。
说起闽江春，有一件往事现在我还记得清楚。有一次，我在那里用餐，猛抬头看到朱德熙先生和姚殿芳先生正在那里一起吃饭。他们那时正在给我们讲授现代汉语。朱先生和姚先生那时大约也只是三十岁左右，风华正茂。朱先生当时和吕叔湘先生合作写《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连载，名气很大。姚先生的美丽是出名的。她平时衣饰讲究，总是把头发盘起，高雅而华贵。她在大学时便是惊艳一时的校花。我是学生，礼貌地向他们问好后便告辞了。但那种非常美好的感觉，时过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深刻地印记在心中。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的中期，具体说在“反右”之前，大体都有一种从容的、宁静的，而且是宽裕的生活——这是我在闽江春相逢朱、姚两先生所得到的启示。后来，这种气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逛东安市场的旧书铺，也是人生一乐。在这里，只要有耐心，你想要的书，经过努力一般都能找到。我在新中国成立前零星地购了万象书局印行的现代作家选集。这套选集共二十本，我那时已经积攒了十七八本。记得沈从文和周作人的两本，就是先后在东安市场配齐的。这套书我现在仍然珍藏着，闲时摩挲，总对春明书店的帮助心怀感激。
还有一件，也与东安市场的旧书肆有关，是不能不提起的。大约是50年代后期吧，我在某一期的《人民画报》上看到刊登印尼苏加诺总统的藏画。其中一幅题为《阿拉伯少女》的油画令我着迷。我心藏奢望，总想着买到这期刊物。而要实现这个近于虚幻的目标，只有东安市场能助我。那时“文革”风烟骤起，到处都在焚毁书籍。我想着那位美丽的阿拉伯少女，我想在这漫天烽火中找到她！这几乎是绝望的寻求。那一天，我怀着侥幸的心理进了东安市场，我在一堆将要被处理掉的旧书报中翻检。“阿拉伯少女”奇迹般地出现了！我强压着狂喜，以“无动于衷”的“冷静”，几乎没问价钱就买下了这份画报。最后是像小偷一般地“溜”出了书店。
我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在空前的文化劫难中，“抢救”了这幅油画的复制品。我对东安市场的感激是与“文革”的噩梦般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这件旧画报，我珍藏至今，它是我的“镇宅之宝”。它比一切都珍贵，无论什么人，无论用什么代价，想换取我的这份珍藏，都是绝对做不到的。
东安市场在“文革”中被改了名字，叫做东风市场。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意思。这名字被叫了好久，是好久也唤不起原先的那种亲切的感受。这市场经历了漫长的动乱，终于迎来了新时代。一切又在新时代里得到了新的改造。旧东安市场被彻底地拆了，盖起了富丽堂皇的又大又高的楼房。它现在的名字是新东安市场。都说是新，也唤不起我的新意。在新东安市场里，找不到配零碎的“万宝全”了，找不到才华横溢的朱先生和光彩照人的姚先生吃饭的闽江春了，也找不到配齐万象书局那套丛书的旧书摊了，更找不到我寻找的那位美丽少女的那个旮旯里的书报堆了……我的怀念使我心痛，我丢掉了我心中最美丽的梦。
新东安市场还站在原先的地方。但我找不到我往日的足迹，也找不到我往日的那种心情。现在我在北京的任何商场都可以找到在这里所要找的；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在这里同样也找不到。它和北京任何一家商场都没有区别。我何必要走那么多的路到这里来？我不喜欢甚至厌恶过去的“东风”。对现在的“新”，我似乎也难有什么兴味。人们都说王府井变漂亮了，自它变漂亮以后，我就很少到那里去。
我问自己，要是到了王府井，我会进现在仍然叫做东安的那个市场吗？不见得。
北京的花季短暂得如同一节感伤的谣曲。花开得猛，凋谢得也快。三月的北京未曾解冻，时不时地还飘雪。当北海和昆明湖的冰面融解的时候，塞外的黄风也就来到。大约是三月快要完了，在霜雪肆虐的间隙里，往往可以看到一二株最早凌寒开放的山桃。山桃开得很惨，它开在人们不以为是开花的时节里。它绝不引人注意，而且大概总不过几天，就被那些无情的风所扫荡。这也许是对它的不合时宜的露面的惩罚。
桃花只是先声，它严格说来不属于北京的花季。但我们显然无法逾越这勇敢的先驱者。桃花不因生存环境的恶劣而推迟它的花期，它总如约而至，而且也总如此地被摧残。岁岁年年，它悄悄地开放又悄悄地飘零。它无可改变的践约不能不使人对它格外地敬重。
随后就是我们称之为春的使者的连翘了。那黄澄澄的小花开放的时候，它那柔韧的枝条还是光秃秃的。光秃秃让人想到寒意，仿佛是这古城里昔日那些在寒风中缩手在棉袄袖筒里的人的姿势。但花朵却不怕冷，它在寒战中探头出来似是要试试自己抗寒的能力。于是它们一个个都闪出了太阳的金光。
迎春花开放的时候，北京的大地还是灰溜溜的，单调而荒凉。它的金光闪闪让人想到漫长冬季的结束。似乎前面充满了希望，但四周依然寒气逼人，迎春花为了迎接春天而在夜晚和清晨的严寒中坚持。
进入四月，这里还是春寒料峭，大多数人家的火炉还未撤去。清明总在四月的某一日来临。清明在江南已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节了，而在北京却是沉甸甸的一片肃杀之景。北京年年少有晴日，不是霜雪就是阵雨，而且总好像有什么让人害怕的事要发生。但花儿毕竟勇敢，性急的如连翘，早已翘首以待了。在无花的清明节里，人们盼春心急，每每以纸花点缀古城春意，毕竟也有一番心灵之春的繁盛。
清明寒冷的雨雾一停，天气转暧。首先出现的是那些不怕冷的草本花卉。瓜叶菊的热闹带来了这一年最初的春光。当自然界的蝴蝶还在冬眠，三色堇在草间的飞动带给人们以早春的欢愉。四月中旬，榆叶梅、珍珠梅、黄刺玫、碧桃，都次第绽放。再过一个星期光景，紫丁香、白丁香、绶带花、紫色的和白色的木槿也开了。最动人的是草坪上一丛一丛的虞美人，以及盆栽移到户外的仙客来，它们是草木中的美艳者，它们似是为这个结束寒冬的花季助阵，以娴美柔弱的芳姿为花中君子的奋斗鼓劲。
这是北京一年中花事最盛的时候，真正的春光明媚的季节。人们都说北京没有春天，这是由于这种春色绮丽的时间太短。漫长的冬季从上年的十一月一直拖到这年的四月清明，就到了女人们穿裙子的初夏。春天是隐匿在冰雪和沙尘的暴虐之中的，或者说，春天总是被埋葬的。唯有丁香刺梅这些灌木放花时节，那红霞一般的火暴和黄金般的灿烂才显示出春天的存在。那是春天在提醒人们：我开花，然而我短暂。
一年中最让人兴奋也最容易引起伤感的季节来到了。有经验的北京人都清楚，这些花开得如醉如痴的时候，正意味着一年花事的接近尾声。这时候，人们争先恐后地拥向那些名花盛放的所在。所谓“赏花”，实是向与严寒冰雪苦斗了一年的花魂告别致敬。
在北京住久的人，知道中山公园的唐花坞，也知道北京植物园。颐和园中的几株玉兰更是无人不知。玉兰很名贵，白色的硕大花朵，高雅而华贵，雍容如大家闺秀。特别是慈禧住过的乐寿堂后那一株紫玉兰，更是花中极品。但玉兰花时也短，看玉兰是北京花季盛事，也是狂欢花节的一个句号。
和玉兰同时綻放的还有海棠，特别是号称花中仙子的西府海棠，更是艳压群芳。“浓艳最宜新著雨，妖娆全在欲放时”，此时此际花蕾上那一点如胭脂的红晕是美艳的极致。但不论是玉兰还是海棠，都只是眨眼的工夫。
五月花事收场。所谓的五月花是没有的（歌词讲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那讲的是流血），这时天气开始暧热。风倒也停息了，但北京少雨而干旱的晚春节气也告来临。鲜花凋尽，天气渐渐热。繁花似锦成了过眼烟云春天匆忙得让人伤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柳絮便在空中悄悄纷飞。它造成最撩人愁思的缠绵，那柳花无处不在，是驱之不去的无尽忧伤。仿佛是一段牵肠挂肚的爱情的记忆，仿佛是青春失落的纪念，仿佛是恻恻长别的牵怀。那柳絮飘在纱窗上，钻进了居家的窗台，它随着微风滚动，在某一个角落团成了白色的巨大的怅惘。于是，遍地便充溢着这种无所不在的巨大的面团，充溢着无所不在的哀愁。
当五月春深柳絮依然飘飞的时候，一夜之间，槐花也飘散了它的暗香。那香气在人们不觉间熏得你醉。这槐花的香气也许只有南国柚子花开时差可比拟。北京是槐的城市。槐有国槐洋槐之分，两种槐北京都多。国槐落叶最早而泛绿最迟，苍老斑驳如老人，胡同和公园深处都有，花白色，但少香气。现在被封为北京市花，大概是取其傭懒、古旧。洋槐顾名思义是舶来品，有刺，花也是白色的，其香可醉人。五月间，它的枝条间悬挂着一串一串的小花，那是一片迷蒙的白雾。甜美的香气在午间蝉鸣间隙或黄昏暑气渐消之际飘来。那浓香熏得人想哭，为它的华美，为它的繁丽，仿佛是为短暂花季的祭奠而献上的悠长的叹息。
此后，数日之间，北京那些四合院和老胡同深处，到处都铺盖了纸钱似的落花。洋槐从开到落的全部过程都在五月的一段时间完成。“开到荼蘑花事了”，荼蕨的小白花也赶来参加这番青春祭。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留北京匆匆的花事。所有的争取都在六月到来的时候宣告了失败。
六月是哀伤的日子。无尽的繁花似乎等不到六月，它们匆匆地开也匆匆地谢。因为所有的花都难以忍受六月残酷的熬煎。六月的天空悬挂着一个火盆似的太阳。这座中涸缺水并且连接蒙古沙漠的内陆城市，夏天无风，那滚滚热浪不知来自何处，它团团围困了这本应撤退的残花败蕾。六月让人窒息，甚至连那些动情的哀悼和悄悄的伤感，也在这无情的热狂中被迫地隐忍。
北京的冬季是漫长的。只消一夜北风，那让人赏心悦目的明媚清澈的秋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里传递冬天到来的明确信息的，就是香山的红叶。原先那些在秋天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的丹红的、橙黄的、黄绿相间的金属般的叶片，在最初一场肃杀的北风的袭击下，一夜之间就铺盖成了满山满谷的凋零。这一切是在顷刻之间完成的——仿佛是听从了一道无声的命令，默默的，但却又是轰轰烈烈的，非常悲壮的集团的行动。它宣告：漫长的冬季开始了。
第一场霜降到来的时候，那落叶的残红之上，轻轻地盖上了白色的挽纱。北京的冬天，就是这样以不作宣告的骤变，为美好得令人叹息的秋季，公布了一份天地变容的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