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学者说,人的生活中总是假中有真,真中有假,这些都不失为人生的真实,最令人厌恶的倒是半真半假。在真和假面前,用信人们会向真靠拢。因为人生应当是真实的,而不应当是虚假的。世上有以金钱财富为荣者,有以职称名誉为荣者,有以文凭服饰为荣者……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能真实地确证一个人的真实价值。如果一个人不是运营自己的劳动和创造,为社会和他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如果不是坚持正直、诚实、高尚的人格,那么一切财富、地位、职称、文凭、服饰,以及华而不实的“知名度”,都不过是掩盖其真相的假面具。俗话说:发光的并不都是金子。我们还是应该分清人生的真实和虚假,力求真实而高尚的人生。
做好人难,做名人难,做常人更难。今天,有一种说法很流行:光有埋头苦干的精神不行,还得会搞关系。许多人认为现在学会做人比干好工作更重要;会“做人”的人吃香,而一门心思干工作,不过是“傻干”,得不到一点好处。有人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了“光靠实干要吃亏”的结论。为什么有人会欣赏“既要干工作更要拉关系”的观点呢?问题恰恰出在没把“做什么人”、“做老实人是否吃亏”等问题搞清楚。
有些人受社会上流传的“干得好不如关系硬”、“辛苦干一年,不如领导家里转一转”等歪理的影响,片面相信关系是万能的,导致价值取向和思想道德标准发生偏移,曲解了做人的真谛,把做人之道庸俗化了。如何做人,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我们不否认身边确有极少数人靠拉关系得到“回报”和“好处”,但绝大多数是靠实干获得进步的,这也是事实。靠实干赢得进步,才有做人的尊严,才能受到他人的敬佩。
有些人尽管工作干得不错,但背后却对领导吹吹拍拍、请客送礼,同样会让他人瞧不起,因为仅有“才”是不够的,人们看重的是德才兼备。更何况,靠关系得到的好处只是暂时的,不可能终生受益。当依靠的关系失去作用力时,好处也就没了。由此可见,认为做人须凭关系,实在是一种本末倒置。当然,光说“老实人终究不吃亏”是不够的,还必须让那些实干而不拉关系的人真正“香”起来,让那些看重关系和拉关系的人确实捞不到好处。作为领导,如果眼睛只盯着和自己亲近的人,实际上就是对拉关系者的纵容。因此,要端正一些人的做人之道,既要靠正确引导,帮助他们认清做人的真谛,同时还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只有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进步靠实干”、“实干者吃香”的环境。
美国有个16岁的姑娘,自愿到洪都拉斯去,帮助那里人了解眼睛卫生常识,以运营健康水平。那里十分贫穷落后,以致这个女孩醒来竞发现自己和猪睡在一起。也许有人会想,去那么苦的地方,不是太傻了吗?但她回来后却眉飞色舞地向母亲介绍说,明年她还要去。她母亲立刻鼓励她再去,并夸奖她的女儿,认为她的女儿有见解、有爱心,并为女儿乐于吃苦的精神而感到自豪。做人莫庸俗,实干非傻干。
财富稳固
任何事业要想后继有人,不断发扬光大,都需要大力培养人才,尤其是要大力培养接班人。也只有把事业交给能够光大门楣的人,才算尽到了自己的全力。因此,李嘉诚用人之道的一个显著的特色,是注重培养后继人。
李嘉诚曾多次声称,他素来不主张古老的家族性统治,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一套。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而非父传子承,这样方可保持活力。如果我的儿子不行,我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我不在乎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人秉掌大权。
但是,大凡任何中国人,皆“亲情难舍”。香港另一位商界巨人包玉刚有无子之憾,在离世前做好让其女婿接班的安排,一块心病才算落地。在香港,曾有不少“二世祖”照样克绍箕裘。他们或浪子回头,奋发图强;或有负父训,落得一败涂地。作为含着银匙出生的世家弟子,难免都会予人纨绔之气。据接触过李家两公子泽矩、泽楷的人称,李家公子毫无执绔之气。不过,他们能否担当庞大基业的重任,就是其老爸李嘉诚,也不敢下结论。
李超人是血肉之人,在接班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亲情难舍”。
李嘉诚、庄月明夫妇,在接班人培养上,可谓煞费苦心,深谋远虑,而绝不溺爱。
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常带儿子去看外面的困难,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看那个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希望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李泽楷在国外上大学时,李嘉诚前往探望那日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么危险。”等到走近了,再看清楚一点,这才发现原来是泽楷。
当初,他送两兄弟到国外读书,李嘉诚没打算给他们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后,他才放弃了这种磨炼儿子的方法。
李泽楷不满14岁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同学不论出身富家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目睹耳染,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父亲去看儿子,发现泽楷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李嘉诚谈起教子经验时说:“沙地里长出来的树,要拔起来,你说有多难呢?”
儿子在家时,每当星期天,李泽矩、李泽楷两兄弟必定会跟父亲出海畅游。这已是多年的老习惯了,像一日三餐一样不可或缺。也许大家会感到奇怪,不就出海吗?人人都会,人人都去。但是,他们出海畅游的目的,在于他们要协力上演一幕“压轴好戏”。
据李嘉诚所言:“每次出海时,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水火不融。但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融为一体。在香港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他体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确实难能可贵。
做人跟做生意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他常对儿子讲:“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允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坦。
李嘉诚对儿子的培养,还不仅限于此。在泽矩、泽楷兄弟俩不满10岁时,李嘉诚就在长实会议室配有“专席”,让他的两位公子出席董事会议,接受最早的商业训练。
这件事,过了好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不然,当时就要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有人不禁纳闷,不满10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其实李嘉诚并不计较他们听懂了什么,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商业氛围中受到熏陶。正如要培养一名音乐家,在襁褓时就要让他听曲子;造就一个航海家,在他学步之时就要让他到舢艇里颠簸一样。
李嘉诚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李嘉诚给儿子们的“最高指示”,是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大肆渲染。
李泽矩、李泽楷兄弟二人,自出道以来,由于处事的“高姿态”而受到老父的责骂、教训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曾有一次,用来迎送贵宾的劳斯莱斯车,李泽钜受父亲交代,在车内装置一台镭射碟机,却由于差少许未做足一百分。即使是对于这样的小事,李嘉诚依然毫不放过,足见其教子之严。
其实,李泽矩本人处事一贯低调,不会像弟弟泽楷那样张扬。他“曝光”机会也不多,而且上镜表情也十分严肃。这大概是李泽矩从乃父身上,察感“树大招风”、“人言可畏”,故而尽可能保持低调,风头较其弟李泽楷小得多。
而身负“千亿王国”香港首富继承人的千斤重担,以“而立”之年,委实只有“超人”方能承受得住这种压力。
李泽矩多次说,他最忌讳“接班”一词,最不愿听到的词,就是“接班人”。
李泽钜又说:“一个人完成学业,就需要工作。请不要把我们兄弟在父亲公司里工作,与接父亲的班混为一谈。”
此话锋芒不露,颇为得体。作为香港首席华资财团,其继承权问题可谓是八方瞩目。李泽矩深觉压力重大,害怕“接班”实属真言。
舆论普遍认为,李泽矩的害怕,并非懦夫心理,而是自知之明。他会努力奋斗,以期来日不负此任。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总的态度是既严格又开明,既寄予愿望又给予自由。1993年8月底,身任和黄集团执行董事的李泽楷,被提升为和黄副主席。大公子泽钜坐镇全系大本营长实集团,二公子泽楷将任全系主力舰和黄集团的舵手。李嘉诚安排儿子接班的趋势已十分明朗。
此时,二公子李泽楷正好27岁。
泽楷从少年起,就似乎与其兄泽矩不一样。回港后,李泽楷在父亲的监督下过了一段俭朴而寂寞的日子,独居普通屋村,以日本小房车代步,与打工族无异。但没过多久,李泽楷显露出“吊带公子”的德性,父亲批评他时,他反驳道:“是花我自己赚的钱。”
种瓜得瓜
春种秋收,这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也是做事、成就事业的一个规律。凡事要成功,必须经过艰苦的奋斗,只想享受,不知勤奋,必将成为完成大业的绊脚石,这是人所共知的。只有养成勤劳的习惯,一份耕耘才会有一份收获。
一位清华学生这样说他自己:我在初中时也很普通,只不过有一次在华罗庚金杯赛上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时老师和父母的朋友都夸奖我,我觉得我不该混日子,我可以成为一名好学生,不能让别人笑话我。就这样我逐渐成为了一名好学生。仔细回想这段经历,我并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不过是竞赛上的考试题在画报上看过一些。因此比一般同学考得好并没有什么,而它却成了我的转折点。开始了我另一种人生。